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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命运,即使只从地理上看,鲁甸的情况也是如此。作为昭通离市府最近的一个县,它12%的土地,与昭阳区的一部分构成了云南第四大坝子——昭鲁坝子。而这片阳光普照的高原坝子,属于鲁甸的那一部分,本是鱼米之乡,完全可能成为这个苦寒县份人们居住的天堂,但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在此置“朱提县”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2000多年间,上演鲁甸历史大戏的,却是那里晦暗、闭塞、陡峭的群山。
鲁甸境内今龙头山镇八宝村一带,古称朱提山,盛产质量上乘的白银。据编著《鲁甸彝语地名考》的本地人陈安胤考证,“朱提”读音“shu shi”,乃是“银、金”的彝语读音演化而来。秦开“五尺道”以前,这里的彝族先民们一直过着悠然自得的部落生活,狩猎、捕鱼、制陶,始习农耕。《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在“最高领导人”杜宇的带领下,开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后,杜宇率一部入蜀,教蜀人农桑,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被推举为王,称望帝,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在今鲁甸野石、马厂发掘出的新石器晚期遗址,所出土陶器、铜器的一些造型、图案,与三星堆出土文物有着惊人的一致,隐隐见证当时三星堆文化在鲁甸已悄然萌芽。
秦开“五尺道”之后,中原统治者的权力触觉开始在这块原本荒蛮但却宁静的土地上游动,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朱提山里蕴藏的白银。但巨大财富的攫取没有给这里的原住民带来幸福,而是种下了一颗名叫苦难的种子。拥有朱提银制作的器具,在古代上流社会中都是一件值得炫耀、很有面子的事,连韩愈在赠朋友的诗中都写下“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句子,“朱提”甚至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散落在很多文人墨客的笔下。于是银曰“朱提银”,地叫朱提县、朱提郡,河名朱提江。忽而汉,忽而晋,忽而南北朝,忽而唐;直至宋时南诏大理政权,才改称乌蒙部治下小乌蒙,开始了土司治理阶段。上千年光阴白驹过隙,虽然各种势力在这里角力、争夺,蒙古人的大军开始进来军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回族将领蓝玉、沐英率军进驻,这期间虽有一些汉族、回族随军而来并落籍于此,这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直到清雍正初年由四川改隶云南后,改土归流战争爆发,那颗苦难的种子终于开了花结了果。残酷的征讨、杀伐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彝族社会结构,大量彝族先民不是被屠杀,就是逃亡到四川凉山等地。为了抹杀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的存在,胜利者连地名也不放过,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鄂尔泰给雍正上奏称“乌称黑,蒙言昧,不昭不通之甚者”,“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昭明无间于天上,斯天所往而不通”。取“昭明宣通”之意,1727年改乌蒙为昭通,1731年改小乌蒙为鲁甸。
据《鲁甸彝语地名考》的推论,“鲁甸”一名仍为彝语演化,大意是“彝族居住的坝子”。或许是鲁甸的行政区域级别太低,那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或许是由于鄂尔泰不懂彝语,不识其含义而蒙混过关。要是当时被鄂尔泰识破,不知他会为小乌蒙改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果真那样的话,这里的40万人现在真是生活在“别处”,而不是“鲁甸”了。据传,当时清军本驻扎于距现在的县城所在地文屏镇三十多公里外的龙树乡古寨,置巡检司治理鲁甸,不久改设鲁甸厅,在确定县衙驻地时,颇为犹豫了一番,最后不知何方高人支招,从古寨和文屏各取相同体积的泥土一份称其重量,重者选为县衙之地,看后来的结果应该是文屏的泥巴比古寨的重。
主人被赶跑了,朱提银大干快上的开采就开始了。官商合伙,组织了全国13省10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开进朱提山中,迎来了朱提银开采清乾隆七年(1742)至嘉庆七年(1802)的60年“乾嘉大旺”,年产银150至200万两。其矿区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有人概括为“九山两岩两块地”,即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五台山、营盘山、黄矿山、照壁山、观音山、青龙山;仙人岩、红石岩;西瓜地、萝卜地。还形成了一则囊括这些地名的顺口溜:“大佛巍巍体至尊,仙人洞里方修成。五台营盘青龙现,一堵照壁朝老君。萝卜西瓜观音种,红岩黄矿地内存。一片金钟打其响,龙头摆尾奔天生。”10多万人带着南腔北调集聚于此,不舍昼夜开挖矿洞,同时建会馆、修庙宇、筑高台、起楼阁,在巍巍大山里形成了一派楼阁林立、石阶蜿蜒、钟鼓四起的繁华景象。1995年版《鲁甸县志》记载:“整个乐马厂矿区,大小矿洞满山,冶炼大土炉48个,炉火通明,道路四通八达,纵横数十里。从矿区至县城相距40公里,一路檐灯高挂,昼夜车水马龙。”道路不但通到县城,更重要的是通往县城27公里外,“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昭通城。大开发带来了大繁荣,史上昭通素有“小昆明”之誉,很大程度上是拜朱提银所赐。
全国各地的那么多人汇聚一处,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穿着迥异的服饰,怀揣暴富的美梦,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节庆礼仪,不同的婚嫁丧葬……因地质结构的复杂,因冶炼技术的落后,乐马银矿随着频繁发生、日益惨烈的矿难走向了没落。偏僻闭塞,山高谷深,没有人愿意一直呆下去。一些人在矿难和贫病中死了,一些人腰缠万贯荣归故里去了,中间的一些人,回家的盘缠都没有了,只好怀着幸存者的欣喜和落魄者的无奈留下来,苟延残喘,繁衍生息。
时光是一台质地坚硬的打磨机,六十年大旺犹如繁华一梦,就连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也灰飞烟灭了。踏足古银矿遗址,我总觉得深埋山中的累累白骨,似乎还在发出粗重的喘息;那数十个遗留的矿洞,像一张张缄默的嘴巴,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淌着血、含着泪,与几株依然繁茂的桂花树和两只爬满青苔、形状怪异的望天猴石像,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荒凉。乐马银矿大旺之后,渡过“咸同之乱”劫波,逐渐形成了鲁甸多元民族民间文化并存的局面。这里有风格迥异、星罗棋布的清真寺,其中建于1731年的拖姑清真寺以结构独特、技艺精湛闻名省内外。有香火袅袅的道观、佛堂,有供奉孔圣的崇文阁,甚至也有常年接受膜拜的一株古树、一块石头。除汉俗节日外,还有回族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彝族火把节、十月年,苗族花山节、尝新节,四时节庆不断。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穿过历史的错综复杂、兴衰荣辱,现实鲁甸的水土却接纳了各方的人,民间文化多姿多彩,风俗习惯异彩纷呈,多元文化在这里冲撞、交融,渐趋和谐、稳定。
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这方土地的滋养,共同书写着这方土地的传奇。鲁甸走出了跨越晚清民国,影响全国金融业,名震西南的工商巨擘李耀庭。养育了从孤儿到将军,在辽沈战役中积极推动长春起义的彝族将军陇耀。诞生了回族学者李士厚,著有《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滇考》、《庄蹻开滇考》、《李载庵诗选》、《郑和新传》等论著,特别是他晚年潜心郑和研究,订正了郑和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瞻斯丁六世孙,而赛典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孙的惊人结论;他的《郑和新传》具有的开创性,使他成了国际郑和研究学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所有从鲁甸走出去或大或小的知名人物,不知对这块土地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与故乡的关系似乎都有些若即若离,有的甚至像风筝断了线。现旅居北京的鲁甸籍回族青年作家阮殿文写过一篇散文,题为《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抒发了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深沉眷念,我想说的是,一片不再牵挂自己失去联系儿女的土地,面临着同样的不幸。
也许是对历史文化的冥冥昭示,鲁甸的山川地理同样呈现得复杂多样,在云南的版图上,这样的存在实不多见。148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从海拔最高点3356米到最低点568米,几乎囊括了云南所有的地貌特征,除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坝子,有峡谷、草甸,有高寒冷凉区、干热河谷区,甚至在乐红乡还有一片形似喀斯特地貌的“小石林”。源于县境内的四条河流,两两平行流淌而又朝着相反的方向。中间沙坝河,自东北向西南,经茨院田合、小寨犁园、大坪、龙头山沿河、沙坝、光明至天生桥汇入牛栏江,全长35公里,先后建了四级电站,一度生产了这个县所需的全部光明。中间龙泉河,自东北向西南,经水磨黄泥寨、龙头山至天生桥与沙坝河合流汇入牛栏江,全长13公里,曾为乐马银矿的10万矿工解过渴。牛栏江过境101公里,在梭山甘田手扒岩出境经昭阳区注入金沙江。北部龙树河,自西南向东北,经滴水、铁厂、黑噜、水磨、龙树、新乐、照壁、酒房、新街、平地营入昭阳区改名洒渔河,全长25公里,灌溉了龙树坝子,其南部山峰突兀而起、连绵不绝如在奔跑。南部昭鲁河,自西南向东北,经火德红、文屏马鹿沟、砚池山、联合、茨院板板房入昭阳区汇入由龙树河改名而来的洒渔河,全长30公里,灌溉了昭鲁坝子。洒渔河出昭阳区进入大关县称关河,关河出大关县进入盐津县称横江,横江在水富县汇入金沙江。四条细小的河流沿着各自曲折的轨迹成就了自己,在共同奔向大海的路途中,早已终结了自己。
在遥远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穿过昭通腹地,与鲁甸擦肩而过,从牛栏江峡谷中的江底小镇跨江进入今曲靖的会泽。不知集散过多少贩夫走卒、青铜白银、盐巴食糖、骡马鸦片、丝绸布帛的江底小镇,建于三个时代的四座桥梁横跨滔滔牛栏江上,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公路桥梁史的简缩版,记录着岁月的流变更新。江底对鲁甸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很难说清,但却深深触动过一个文学青年的心灵,他叫艾芜,上世纪30年代以一部《南行记》蜚声上海文坛。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讲述他因逃避旧式婚姻,独自离开四川新都老家出走,沿南方丝绸之路浪迹东南亚的传奇经历时,提到曾在江底留宿一晚,记忆深刻,后以江底为故事背景写成了《南行记》中的名篇《山峡中》,洋溢其中的浪漫主义情趣为苦难生活涂抹上一丝光亮。
铁打的鲁甸,流水的朱提银。也许因为没有了朱提银,鲁甸历史的前台就转移到坝子上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县城一直设在坝区的文屏镇,而且这片高原坝子上生长的优质“云烟”,支撑了鲁甸财政达数十年之久。但朱提银始终是这个县的记忆、传奇和荣耀,近年来,鲁甸旗帜鲜明地提出打造“白银之乡”,它想拂去历史的尘土,再现“乾嘉大旺”的景观,重返逝去的繁华。不仅于此,鲁甸还在坝区的桃源、茨院两乡兴建工业园区。正是要借工业化的庞大器皿,浇“朱提银”这一胸中的块垒。说到底,今天的鲁甸山区,依然显示了它一贯的宽厚与博大,除了银矿,金属矿还要有铅、锌、镁、铝、铜、铁等。朱提银,还有其他“金”,其生命都没有掌握在造物主手里,更没有掌握在它们自己手里,但“木、水、火、土”,作为“五行”中最为长久的部分,始终在这里生长,流淌,燃烧,承载万物,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家园。鲁甸土著民族彝族以“火”为图腾崇拜,姑且不说彝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和意义,但从《鲁甸彝语地名考》中,其血脉的流淌清晰可见,似乎万物都打上了彝文化的标记。要说物产,鲁甸有著名的小寨樱桃、梭山青椒、乐红黄果、龙头山辣椒、桃源牛干巴,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对于一个普通的鲁甸人来说,我们在这里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气候好、人宜居,过一年是一年,冬天有冬天的样子不严寒,夏天有夏天的样子无酷暑,春天有春天的样子百花绽开,秋天有秋天的样子遍地金黄。
沈沉 原名蔡寿义,男,回族,1975年2月生于鲁甸,现任鲁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督查室主任。1992年至今在《滇池》、《边疆文学》、《民族文学》、《星星》诗刊、《青春》、《扬子江》诗刊、《回族文学》、《农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2007中国最佳诗歌》等选本。
责任编辑:尹马
鲁甸境内今龙头山镇八宝村一带,古称朱提山,盛产质量上乘的白银。据编著《鲁甸彝语地名考》的本地人陈安胤考证,“朱提”读音“shu shi”,乃是“银、金”的彝语读音演化而来。秦开“五尺道”以前,这里的彝族先民们一直过着悠然自得的部落生活,狩猎、捕鱼、制陶,始习农耕。《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坠,止朱提。”在“最高领导人”杜宇的带领下,开创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农耕文明。后,杜宇率一部入蜀,教蜀人农桑,树立了相当高的威望,被推举为王,称望帝,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在今鲁甸野石、马厂发掘出的新石器晚期遗址,所出土陶器、铜器的一些造型、图案,与三星堆出土文物有着惊人的一致,隐隐见证当时三星堆文化在鲁甸已悄然萌芽。
秦开“五尺道”之后,中原统治者的权力触觉开始在这块原本荒蛮但却宁静的土地上游动,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朱提山里蕴藏的白银。但巨大财富的攫取没有给这里的原住民带来幸福,而是种下了一颗名叫苦难的种子。拥有朱提银制作的器具,在古代上流社会中都是一件值得炫耀、很有面子的事,连韩愈在赠朋友的诗中都写下“我有双饮盏,其银得朱提”的句子,“朱提”甚至成了金钱和财富的代名词,散落在很多文人墨客的笔下。于是银曰“朱提银”,地叫朱提县、朱提郡,河名朱提江。忽而汉,忽而晋,忽而南北朝,忽而唐;直至宋时南诏大理政权,才改称乌蒙部治下小乌蒙,开始了土司治理阶段。上千年光阴白驹过隙,虽然各种势力在这里角力、争夺,蒙古人的大军开始进来军屯,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回族将领蓝玉、沐英率军进驻,这期间虽有一些汉族、回族随军而来并落籍于此,这里仍保持了相对的稳定。直到清雍正初年由四川改隶云南后,改土归流战争爆发,那颗苦难的种子终于开了花结了果。残酷的征讨、杀伐彻底摧毁了这里的彝族社会结构,大量彝族先民不是被屠杀,就是逃亡到四川凉山等地。为了抹杀一个民族在一个地方的存在,胜利者连地名也不放过,时任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鄂尔泰给雍正上奏称“乌称黑,蒙言昧,不昭不通之甚者”,“前之乌暗者,易而昭明,前之蒙蔽者,易而宣通”,“昭明无间于天上,斯天所往而不通”。取“昭明宣通”之意,1727年改乌蒙为昭通,1731年改小乌蒙为鲁甸。
据《鲁甸彝语地名考》的推论,“鲁甸”一名仍为彝语演化,大意是“彝族居住的坝子”。或许是鲁甸的行政区域级别太低,那时没有引起当局的足够重视,或许是由于鄂尔泰不懂彝语,不识其含义而蒙混过关。要是当时被鄂尔泰识破,不知他会为小乌蒙改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果真那样的话,这里的40万人现在真是生活在“别处”,而不是“鲁甸”了。据传,当时清军本驻扎于距现在的县城所在地文屏镇三十多公里外的龙树乡古寨,置巡检司治理鲁甸,不久改设鲁甸厅,在确定县衙驻地时,颇为犹豫了一番,最后不知何方高人支招,从古寨和文屏各取相同体积的泥土一份称其重量,重者选为县衙之地,看后来的结果应该是文屏的泥巴比古寨的重。
主人被赶跑了,朱提银大干快上的开采就开始了。官商合伙,组织了全国13省10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开进朱提山中,迎来了朱提银开采清乾隆七年(1742)至嘉庆七年(1802)的60年“乾嘉大旺”,年产银150至200万两。其矿区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有人概括为“九山两岩两块地”,即大佛山、老君山、金钟山、五台山、营盘山、黄矿山、照壁山、观音山、青龙山;仙人岩、红石岩;西瓜地、萝卜地。还形成了一则囊括这些地名的顺口溜:“大佛巍巍体至尊,仙人洞里方修成。五台营盘青龙现,一堵照壁朝老君。萝卜西瓜观音种,红岩黄矿地内存。一片金钟打其响,龙头摆尾奔天生。”10多万人带着南腔北调集聚于此,不舍昼夜开挖矿洞,同时建会馆、修庙宇、筑高台、起楼阁,在巍巍大山里形成了一派楼阁林立、石阶蜿蜒、钟鼓四起的繁华景象。1995年版《鲁甸县志》记载:“整个乐马厂矿区,大小矿洞满山,冶炼大土炉48个,炉火通明,道路四通八达,纵横数十里。从矿区至县城相距40公里,一路檐灯高挂,昼夜车水马龙。”道路不但通到县城,更重要的是通往县城27公里外,“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昭通城。大开发带来了大繁荣,史上昭通素有“小昆明”之誉,很大程度上是拜朱提银所赐。
全国各地的那么多人汇聚一处,他们操着各自的方言,穿着迥异的服饰,怀揣暴富的美梦,带来了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节庆礼仪,不同的婚嫁丧葬……因地质结构的复杂,因冶炼技术的落后,乐马银矿随着频繁发生、日益惨烈的矿难走向了没落。偏僻闭塞,山高谷深,没有人愿意一直呆下去。一些人在矿难和贫病中死了,一些人腰缠万贯荣归故里去了,中间的一些人,回家的盘缠都没有了,只好怀着幸存者的欣喜和落魄者的无奈留下来,苟延残喘,繁衍生息。
时光是一台质地坚硬的打磨机,六十年大旺犹如繁华一梦,就连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也灰飞烟灭了。踏足古银矿遗址,我总觉得深埋山中的累累白骨,似乎还在发出粗重的喘息;那数十个遗留的矿洞,像一张张缄默的嘴巴,像一只只空洞的眼睛,淌着血、含着泪,与几株依然繁茂的桂花树和两只爬满青苔、形状怪异的望天猴石像,诉说着岁月的沧桑与荒凉。乐马银矿大旺之后,渡过“咸同之乱”劫波,逐渐形成了鲁甸多元民族民间文化并存的局面。这里有风格迥异、星罗棋布的清真寺,其中建于1731年的拖姑清真寺以结构独特、技艺精湛闻名省内外。有香火袅袅的道观、佛堂,有供奉孔圣的崇文阁,甚至也有常年接受膜拜的一株古树、一块石头。除汉俗节日外,还有回族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彝族火把节、十月年,苗族花山节、尝新节,四时节庆不断。人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穿过历史的错综复杂、兴衰荣辱,现实鲁甸的水土却接纳了各方的人,民间文化多姿多彩,风俗习惯异彩纷呈,多元文化在这里冲撞、交融,渐趋和谐、稳定。
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接受着这方土地的滋养,共同书写着这方土地的传奇。鲁甸走出了跨越晚清民国,影响全国金融业,名震西南的工商巨擘李耀庭。养育了从孤儿到将军,在辽沈战役中积极推动长春起义的彝族将军陇耀。诞生了回族学者李士厚,著有《中国文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滇考》、《庄蹻开滇考》、《李载庵诗选》、《郑和新传》等论著,特别是他晚年潜心郑和研究,订正了郑和是元代云南平章政事、咸阳王赛典赤·瞻斯丁六世孙,而赛典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三十一世孙的惊人结论;他的《郑和新传》具有的开创性,使他成了国际郑和研究学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所有从鲁甸走出去或大或小的知名人物,不知对这块土地怀有什么样的感情,与故乡的关系似乎都有些若即若离,有的甚至像风筝断了线。现旅居北京的鲁甸籍回族青年作家阮殿文写过一篇散文,题为《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抒发了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深沉眷念,我想说的是,一片不再牵挂自己失去联系儿女的土地,面临着同样的不幸。
也许是对历史文化的冥冥昭示,鲁甸的山川地理同样呈现得复杂多样,在云南的版图上,这样的存在实不多见。148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从海拔最高点3356米到最低点568米,几乎囊括了云南所有的地貌特征,除了本文一开始提到的坝子,有峡谷、草甸,有高寒冷凉区、干热河谷区,甚至在乐红乡还有一片形似喀斯特地貌的“小石林”。源于县境内的四条河流,两两平行流淌而又朝着相反的方向。中间沙坝河,自东北向西南,经茨院田合、小寨犁园、大坪、龙头山沿河、沙坝、光明至天生桥汇入牛栏江,全长35公里,先后建了四级电站,一度生产了这个县所需的全部光明。中间龙泉河,自东北向西南,经水磨黄泥寨、龙头山至天生桥与沙坝河合流汇入牛栏江,全长13公里,曾为乐马银矿的10万矿工解过渴。牛栏江过境101公里,在梭山甘田手扒岩出境经昭阳区注入金沙江。北部龙树河,自西南向东北,经滴水、铁厂、黑噜、水磨、龙树、新乐、照壁、酒房、新街、平地营入昭阳区改名洒渔河,全长25公里,灌溉了龙树坝子,其南部山峰突兀而起、连绵不绝如在奔跑。南部昭鲁河,自西南向东北,经火德红、文屏马鹿沟、砚池山、联合、茨院板板房入昭阳区汇入由龙树河改名而来的洒渔河,全长30公里,灌溉了昭鲁坝子。洒渔河出昭阳区进入大关县称关河,关河出大关县进入盐津县称横江,横江在水富县汇入金沙江。四条细小的河流沿着各自曲折的轨迹成就了自己,在共同奔向大海的路途中,早已终结了自己。
在遥远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穿过昭通腹地,与鲁甸擦肩而过,从牛栏江峡谷中的江底小镇跨江进入今曲靖的会泽。不知集散过多少贩夫走卒、青铜白银、盐巴食糖、骡马鸦片、丝绸布帛的江底小镇,建于三个时代的四座桥梁横跨滔滔牛栏江上,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公路桥梁史的简缩版,记录着岁月的流变更新。江底对鲁甸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很难说清,但却深深触动过一个文学青年的心灵,他叫艾芜,上世纪30年代以一部《南行记》蜚声上海文坛。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讲述他因逃避旧式婚姻,独自离开四川新都老家出走,沿南方丝绸之路浪迹东南亚的传奇经历时,提到曾在江底留宿一晚,记忆深刻,后以江底为故事背景写成了《南行记》中的名篇《山峡中》,洋溢其中的浪漫主义情趣为苦难生活涂抹上一丝光亮。
铁打的鲁甸,流水的朱提银。也许因为没有了朱提银,鲁甸历史的前台就转移到坝子上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县城一直设在坝区的文屏镇,而且这片高原坝子上生长的优质“云烟”,支撑了鲁甸财政达数十年之久。但朱提银始终是这个县的记忆、传奇和荣耀,近年来,鲁甸旗帜鲜明地提出打造“白银之乡”,它想拂去历史的尘土,再现“乾嘉大旺”的景观,重返逝去的繁华。不仅于此,鲁甸还在坝区的桃源、茨院两乡兴建工业园区。正是要借工业化的庞大器皿,浇“朱提银”这一胸中的块垒。说到底,今天的鲁甸山区,依然显示了它一贯的宽厚与博大,除了银矿,金属矿还要有铅、锌、镁、铝、铜、铁等。朱提银,还有其他“金”,其生命都没有掌握在造物主手里,更没有掌握在它们自己手里,但“木、水、火、土”,作为“五行”中最为长久的部分,始终在这里生长,流淌,燃烧,承载万物,它们构成了我们的家园。鲁甸土著民族彝族以“火”为图腾崇拜,姑且不说彝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影响和意义,但从《鲁甸彝语地名考》中,其血脉的流淌清晰可见,似乎万物都打上了彝文化的标记。要说物产,鲁甸有著名的小寨樱桃、梭山青椒、乐红黄果、龙头山辣椒、桃源牛干巴,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对于一个普通的鲁甸人来说,我们在这里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气候好、人宜居,过一年是一年,冬天有冬天的样子不严寒,夏天有夏天的样子无酷暑,春天有春天的样子百花绽开,秋天有秋天的样子遍地金黄。
沈沉 原名蔡寿义,男,回族,1975年2月生于鲁甸,现任鲁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委督查室主任。1992年至今在《滇池》、《边疆文学》、《民族文学》、《星星》诗刊、《青春》、《扬子江》诗刊、《回族文学》、《农民日报》、《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2007中国最佳诗歌》等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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