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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登州港（蓬莱水城）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有着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古港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名港，在中国至今使用的港口中，具有非凡的独特性。因此，广大的海内外专家学者把登州港作为研究的重点，探寻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和海防建设的踪迹。
关键词：登州港;商业地位;防御地位
引言
登州港（蓬莱水城）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已经从登州港开始航海活动，经过长久发展，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唐代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迁至蓬莱，正式称为“登州港”，港湾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称为中国南北航运和中外贸易活动的枢纽。
一、登州港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登州港位于蓬莱城北丹崖山下，是山东半岛最北端的海港。北距庙山群岛6海里，地处黄渤海咽喉处，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商港和军事港口。在我国古代航行，地文航行发挥着重要作用，航海人员主要靠可视性地理坐标辨别巷道，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如果行船远离参照物、海岛，容易在航海过程中迷失方向。因此，离海岸线越近，航行越安全。在航行过程中，一旦遭遇风暴或船只出现破损，航船便驶向最近的海港。登州古港外有众多海岛可供中转，特别适合古代沿岸的航行，以及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掩护和物资补充。
二、登州港发展史
唐代以前，“登州港”并没有明确的名称，仅仅只是黑水与密水两河的如海口处的一个自然形成的港湾，东西地势低洼较宽，中间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古人借助此地独特的条件为木船停靠提供可靠的避风港和陆地始发港，随着历史发展渐渐开辟了一条北方航线。
唐中宗神龙三年（707），鉴于古港地理位置优越，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定名为登州港。海外列国派遣大批遣唐使来华，随后商贸得到发展。
北宋熙宁七年（1074），朝廷封闭了登州港，登州港与外国的交往受到严重影响。元佑三年（1088），由于当时辽、金侵扰，地处渤海的登、莱海口封闭，登州港失去商贸地位和作用。
元至元十九年（1282）至天历元年（1328），南粮北运，登州港在当时航海方面发挥漕运中转的作用。
明朝洪武年间，将山东、辽南地区的军事重镇登州升为府，派驻重病防守在登州港。明初实行海禁政策，官方海运不受限制，永乐年间有21年解除海禁，有7次海上漕运经过登莱港，登州港作为海运漕粮的始发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登州港再次成为南来北往船舶的必经港和停靠地。明末国运衰颓，贪腐严重，海上走私猖獗。
清初（1655）实行海禁，登州港商船出入受到严格把控，商业活动逐渐衰败。康熙年间，海禁废除，商业活动再现繁荣，海外航线全部恢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登州被开辟为商埠，由于航道水浅，港口淤积，不适合大型船只停靠，开辟芝罘为商埠，登州府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地位，蓬莱水城也逐渐衰败下去。
三、不同时期登州港的商业地位
在登州港正式形成的1200多年的发展史中，出现过多次繁盛局面，举世瞩目，登州港见证了唐宋时期的太平盛世。
由于我国古代隋唐一统天下，百姓安定，商贸发展。统治者开始开发海外贸易，同各国建立联系。登州港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出海口，还是通往渤海和南方沿海的良港，蓬莱港一度成为当时东北亚的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登州港是唐朝与渤海国海上交往的始发港，自唐神龙元年（705）至开成四年（839），唐朝与渤海国通过登州地区进行的各种海上交往超过40余次，黄渤海上交往船只不断。唐朝初年，登州港是对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枢纽港口。朝鲜半岛分布着三个小国，分别是高丽、百济、新罗。在公元619年—668年，新罗向唐朝派遣使节13次、百济10次、高丽11次。唐朝向朝鲜半岛各国派遣使臣34次。新罗一统朝鲜半岛后，重视同唐朝的商贸交流，商贸十分频繁。唐朝将丝绸、金银器运往新罗，新罗将人参、牛黄等特产运向唐朝。
北宋初年，高丽与北宋成为邦交。由于陆地上的交通被契丹阻隔，两国的贸易往来基本上依靠海上船队来完成，登州港成为北宋和高丽两国使臣的必经之地。自公元962年至1074年间，高丽使节、学生、僧侣等来华33批次，宋朝向高丽派遣使臣10批次。登州蓬莱是建设“高丽馆”、“高丽亭”的最早口岸。每逢春夏之际，山东登、莱、密三州港口尽是从高丽南浦、仁川、木浦的商船。
唐宋时期，较为平稳的社会环境，为登州港的繁荣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使团来往、商贸交往，利国利民。因此，可以说唐宋时期和平的外交环境造就了登州港，但是，登州港的地理位置为唐宋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不同时期登州港的防御地位
登州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依山控海，交接南北，登州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历代都是军事要地隋唐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海上用兵;宋代以降，转为对辽、金军事防御;从元代中期开始，倭寇不断侵袭，海防不断加强;明朝时期，倭寇更加猖獗，登州港军事地位尤为突出。
唐初设蓬莱镇，为一级军事建制。公元707年升为蓬莱县，为登州治所。公元742年设东牟守捉，驻守登州。登州港的主要地位从港航转向军事。北宋时期登州隔海与北方的辽、金政权相对峙。始建登州驻地蓬莱抗敌的“刀鱼寨”，作为海防堡垒。在登州古港修建成之前，登州古港多次作为临时防御要塞，但危机解除以后，军事机构和设施随即废除，登州港的军事作用也会被日益繁荣的商贸活动所取代。
从金末至元初，接连战事，登州港衰败。元朝时，由于运漕糧经过登州港，登州港渐渐恢复繁盛。鉴于登州港在转运漕粮中起到的作用，元朝政府加大对登州海防发的重视。始建于北宋的刀鱼寨，被元朝军队利用，驻扎水师。
明朝时期，朱元璋鉴于十多年的战乱，希望平定战事，休养生息，与周边诸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因此，明代的海防基本战略以防御为主。
明洪武九年（1376），将登州升为府，将莱州卫所属的登州守预千户所升为登州卫。登州府辖区内有登州卫、威海卫、成山卫、大嵩卫、宁海卫等。登州卫设立后加强防御，在今蓬莱修建了水城、田横寨、刘家旺寨、解宋寨、芦洋寨、栾家口备倭城。明朝后期，卫所表面上存在，水寨依旧，但海防体系已经形同虚设，根本不能在海上迎敌，也不能低于陆地来犯之敌。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清兵渡海攻占成山卫，随既又控制了山东沿海多地卫所，并废除卫所军事功能。清朝顺治二年（1647），改登州卫指挥为守备，还以登州水城为水师基地，公元1653年，登州卫被废除。清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将登州水师营改制，兵员屡次裁调。清朝末年，编练新军，登州镇随着绿营制而消亡。民国时期，水城内除游击署及其北临兵营区（原水师陆练场地）等军用设施外，其他区域多被用于民居、商埠等;城垣、门楼、敌台等军事设施渐渐残缺，城砖被用于民居建材。
王朝更替，登州港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因战事兴起，因王朝衰败亡。但是，登州港的战略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重视，在此屯兵驻守、扩充军营、建立海防。
五、结语
登州古港见证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探寻历史，还原历史，重温历史，铭记历史。登州港从最早的商贸航道，作为过往船只补充给养之所，到后期朝鲜半岛使团、日本使团 、中国黄渤海等各地商船的必经之地，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登州港的商贸地位不同与一般的城市。登州港刀鱼寨的建立，在同时期世界海防水平上也居于前列，登州府衛所制度，在抵抗外来侵略者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古代海防历史，加强对登州古港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蔡玉臻，季培刚.蓬莱地方文化概要.[M].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07）
[2] 蔡玉臻.[J].蓬莱历史文化研究，2012（02）
[3] 崔梦梦.海上文化线路"登州海道"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5-10
[4]胡泽太，腾岳，勇军，景亮.醒来了，登州港[N].烟台日报.2007-7-26（1）
[5]《登州古港史》编委会.登州古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
关键词：登州港;商业地位;防御地位
引言
登州港（蓬莱水城）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时期，人类已经从登州港开始航海活动，经过长久发展，逐渐形成一定的规模。唐代神龙三年（707），登州治所迁至蓬莱，正式称为“登州港”，港湾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与泉州、扬州、明州并称中国四大古港，称为中国南北航运和中外贸易活动的枢纽。
一、登州港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登州港位于蓬莱城北丹崖山下，是山东半岛最北端的海港。北距庙山群岛6海里，地处黄渤海咽喉处，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贸易商港和军事港口。在我国古代航行，地文航行发挥着重要作用，航海人员主要靠可视性地理坐标辨别巷道，以目击物为航行参照物。如果行船远离参照物、海岛，容易在航海过程中迷失方向。因此，离海岸线越近，航行越安全。在航行过程中，一旦遭遇风暴或船只出现破损，航船便驶向最近的海港。登州古港外有众多海岛可供中转，特别适合古代沿岸的航行，以及为南来北往的船只提供掩护和物资补充。
二、登州港发展史
唐代以前，“登州港”并没有明确的名称，仅仅只是黑水与密水两河的如海口处的一个自然形成的港湾，东西地势低洼较宽，中间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古人借助此地独特的条件为木船停靠提供可靠的避风港和陆地始发港，随着历史发展渐渐开辟了一条北方航线。
唐中宗神龙三年（707），鉴于古港地理位置优越，登州治所由牟平迁至蓬莱，定名为登州港。海外列国派遣大批遣唐使来华，随后商贸得到发展。
北宋熙宁七年（1074），朝廷封闭了登州港，登州港与外国的交往受到严重影响。元佑三年（1088），由于当时辽、金侵扰，地处渤海的登、莱海口封闭，登州港失去商贸地位和作用。
元至元十九年（1282）至天历元年（1328），南粮北运，登州港在当时航海方面发挥漕运中转的作用。
明朝洪武年间，将山东、辽南地区的军事重镇登州升为府，派驻重病防守在登州港。明初实行海禁政策，官方海运不受限制，永乐年间有21年解除海禁，有7次海上漕运经过登莱港，登州港作为海运漕粮的始发港，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登州港再次成为南来北往船舶的必经港和停靠地。明末国运衰颓，贪腐严重，海上走私猖獗。
清初（1655）实行海禁，登州港商船出入受到严格把控，商业活动逐渐衰败。康熙年间，海禁废除，商业活动再现繁荣，海外航线全部恢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登州被开辟为商埠，由于航道水浅，港口淤积，不适合大型船只停靠，开辟芝罘为商埠，登州府失去了政治、经济、军事地位，蓬莱水城也逐渐衰败下去。
三、不同时期登州港的商业地位
在登州港正式形成的1200多年的发展史中，出现过多次繁盛局面，举世瞩目，登州港见证了唐宋时期的太平盛世。
由于我国古代隋唐一统天下，百姓安定，商贸发展。统治者开始开发海外贸易，同各国建立联系。登州港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出海口，还是通往渤海和南方沿海的良港，蓬莱港一度成为当时东北亚的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登州港是唐朝与渤海国海上交往的始发港，自唐神龙元年（705）至开成四年（839），唐朝与渤海国通过登州地区进行的各种海上交往超过40余次，黄渤海上交往船只不断。唐朝初年，登州港是对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枢纽港口。朝鲜半岛分布着三个小国，分别是高丽、百济、新罗。在公元619年—668年，新罗向唐朝派遣使节13次、百济10次、高丽11次。唐朝向朝鲜半岛各国派遣使臣34次。新罗一统朝鲜半岛后，重视同唐朝的商贸交流，商贸十分频繁。唐朝将丝绸、金银器运往新罗，新罗将人参、牛黄等特产运向唐朝。
北宋初年，高丽与北宋成为邦交。由于陆地上的交通被契丹阻隔，两国的贸易往来基本上依靠海上船队来完成，登州港成为北宋和高丽两国使臣的必经之地。自公元962年至1074年间，高丽使节、学生、僧侣等来华33批次，宋朝向高丽派遣使臣10批次。登州蓬莱是建设“高丽馆”、“高丽亭”的最早口岸。每逢春夏之际，山东登、莱、密三州港口尽是从高丽南浦、仁川、木浦的商船。
唐宋时期，较为平稳的社会环境，为登州港的繁荣创造了不可缺少的条件，使团来往、商贸交往，利国利民。因此，可以说唐宋时期和平的外交环境造就了登州港，但是，登州港的地理位置为唐宋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不同时期登州港的防御地位
登州地处胶东半岛最北端，依山控海，交接南北，登州是一处重要的军事要塞。历代都是军事要地隋唐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海上用兵;宋代以降，转为对辽、金军事防御;从元代中期开始，倭寇不断侵袭，海防不断加强;明朝时期，倭寇更加猖獗，登州港军事地位尤为突出。
唐初设蓬莱镇，为一级军事建制。公元707年升为蓬莱县，为登州治所。公元742年设东牟守捉，驻守登州。登州港的主要地位从港航转向军事。北宋时期登州隔海与北方的辽、金政权相对峙。始建登州驻地蓬莱抗敌的“刀鱼寨”，作为海防堡垒。在登州古港修建成之前，登州古港多次作为临时防御要塞，但危机解除以后，军事机构和设施随即废除，登州港的军事作用也会被日益繁荣的商贸活动所取代。
从金末至元初，接连战事，登州港衰败。元朝时，由于运漕糧经过登州港，登州港渐渐恢复繁盛。鉴于登州港在转运漕粮中起到的作用，元朝政府加大对登州海防发的重视。始建于北宋的刀鱼寨，被元朝军队利用，驻扎水师。
明朝时期，朱元璋鉴于十多年的战乱，希望平定战事，休养生息，与周边诸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因此，明代的海防基本战略以防御为主。
明洪武九年（1376），将登州升为府，将莱州卫所属的登州守预千户所升为登州卫。登州府辖区内有登州卫、威海卫、成山卫、大嵩卫、宁海卫等。登州卫设立后加强防御，在今蓬莱修建了水城、田横寨、刘家旺寨、解宋寨、芦洋寨、栾家口备倭城。明朝后期，卫所表面上存在，水寨依旧，但海防体系已经形同虚设，根本不能在海上迎敌，也不能低于陆地来犯之敌。
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清兵渡海攻占成山卫，随既又控制了山东沿海多地卫所，并废除卫所军事功能。清朝顺治二年（1647），改登州卫指挥为守备，还以登州水城为水师基地，公元1653年，登州卫被废除。清朝后期统治者不断将登州水师营改制，兵员屡次裁调。清朝末年，编练新军，登州镇随着绿营制而消亡。民国时期，水城内除游击署及其北临兵营区（原水师陆练场地）等军用设施外，其他区域多被用于民居、商埠等;城垣、门楼、敌台等军事设施渐渐残缺，城砖被用于民居建材。
王朝更替，登州港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因战事兴起，因王朝衰败亡。但是，登州港的战略地位一直没有动摇，受到历朝历代统治者重视，在此屯兵驻守、扩充军营、建立海防。
五、结语
登州古港见证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探寻历史，还原历史，重温历史，铭记历史。登州港从最早的商贸航道，作为过往船只补充给养之所，到后期朝鲜半岛使团、日本使团 、中国黄渤海等各地商船的必经之地，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证明登州港的商贸地位不同与一般的城市。登州港刀鱼寨的建立，在同时期世界海防水平上也居于前列，登州府衛所制度，在抵抗外来侵略者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古代海防历史，加强对登州古港的研究具有必要性。
参考文献：
[1]蔡玉臻，季培刚.蓬莱地方文化概要.[M].黄海数字出版社.2014（07）
[2] 蔡玉臻.[J].蓬莱历史文化研究，2012（02）
[3] 崔梦梦.海上文化线路"登州海道"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5：5-10
[4]胡泽太，腾岳，勇军，景亮.醒来了，登州港[N].烟台日报.2007-7-26（1）
[5]《登州古港史》编委会.登州古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