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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学史不是西方人杜撰的，中国人从先秦的“文质之思”开始，便为整个人类审美意识史织就原始的审美观念之网。阐释文与质的美学价值，有利于把握中国美学史之基本内涵与特色，完善呈现人类完整审美图景。
【关键词】：文与质；美学史；范畴；审美
一直以来，美学的历史是一部完备的西方美学史，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终于迎來了“审美上的自由”。中国美学史中曾经信守过的美的规则，将一点点的从古典美学的特殊材料中被发掘出来，从那些残漫到不可辨认的古籍、古物、古画中被还原出来，重新唤起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美的光华。
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美学的思维来理解人类审美史，似乎一切审美现象都必须用西方美学中的“模仿与再现”、“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等范畴来阐释，甚至有人直接按西方模式将“文与质”理解为“内容”与“形式”，这是一个悲屈的错误。文与质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比西方美学范畴更为原始本真的审美信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及无可辩驳的古典文化特色，内容与形式是古代希腊以还对于具体事物总的构成与剖析，范畴与内涵不同，不可混同。
美学史不是西方人杜撰的，中国人从“文质之思”开始，便直接碰触到“美”的原质，为整个人类审美意识史织就最原始的观念之网。蒋勋在《美的沉思》中说：“许多更为纯粹的对艺术的思考，中国古来的典籍中的记录，毫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的前卫革命。”[1]
中国美学史“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与范畴。“文”，意即“纹路”、“纹理”，不仅指日用器皿的超越功利价值的形式美，还指礼乐等外在的表现及才艺、服饰、样貌、文采等义。更广义的说，是“天文”与“人文”，天文是人类对自然天象的仰观俯察，人文是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参悟。如果说“文”代表一种与感性审美愉悦相关的价值，那么“质”与“文”相异，“质”是朴实、质朴、内在的道德品质，先天之气，代表物质的实用功利价值。
文与质的最早的记载出自先秦典籍。《周易·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又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文与质是先秦古典美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儒、道、墨、法诸家都有自己的文质观。在儒家思想中，孔子崇文尚礼、重视文明教化，将“文”、“质”统一于礼。《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論语·雍也》）。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道家思想旨归于“道”，反对礼乐制度，主张效法自然、绝胜弃智、返朴归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
墨家、法家强调致用，将功利置于审美之上，“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无论诸家对于“文”、“质”如何辩说，都经历了“先质后文”，由原始而文明的一般历史演进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2] 缺少了“质”的质朴之原始形态，便不能有“文”之华章扬厉于后，中国古典美学史就是一部“文”与“质”代兴交替、嬗变演进的历史。
当文质嬗变进入诗词歌赋及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中国古典美学史便日益延伸出它气度非凡的篇章。唐代诗人卢照邻有云：“王风国咏，共骊翰而升沈；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
中国自觉的开始进行文艺批评始于魏晋南北朝，被成为“文的自觉”，这期间，文学艺术创作异常繁荣，审美领域有所创新，各类艺术品评、鉴赏、对审美经验的总结大量涌现。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学艺术具有的审美特质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陆机在《文赋》中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理”指事理，情理，文章有了思想内涵就如同树干那样能直立起来，而文辞就如那枝条和花果那样繁生其上。
刘勰认为，文与质应该是统一的：“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刘勰用自然界的现象作类比来说明文依附于质，而质又依靠文，两者不可分，“文附质，质待文”是刘勰对文质关系的核心。刘勰要求人们学习圣人的文章，因为圣人之文是文与质完美的结合。“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在《宗经》篇中说儒家经典是“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定势》篇云：“因情以立体，即体成势”，“宫商朱紫，随势各配”；《附会》篇讲：“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等，都是反复阐释“文”与“质”的统一。
继《文心雕龙》之后，以文质论诗，主张文质并重，成一家之言的，当属钟嵘的《诗品》。《诗品》评诸家诗，文与质作为审美尺度来品评，曹植和王粲虽然同是上品，但是因其文质差等，高下有别。此外， “野”首次作为诗学审美标准，刘向《说苑·修文》云：“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萧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当然，文与质也成为绘画品评标准。“绘事后素”，不单见于《论语》中，《周礼·考工记》中也有云：“凡画绘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虔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荆浩在《笔法记》中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又云：“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绘画贵在表现物象之本真，“物之华”是偏于“文”的呈现，“物之实”是内在的精神特质，华实兼备，其实就是文与质的统一。
然文与质作为两种审美范畴，并不总能均衡合一。或文胜于质，或质胜于文，文质递相更替，各有损益。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试图让文与质二者完美统一，这种探讨代代相因、始终不懈，为中国古典美学发掘出新的审美文化范畴。只有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性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扭转长期以来以西方术语奉为“经典”的被动，为人类整体的审美文化图景提供来自中国美学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论语》，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3] 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 薛富兴：《山水精神——中国美学史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蒋勋：《美的沉思》，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
【关键词】：文与质；美学史；范畴；审美
一直以来，美学的历史是一部完备的西方美学史，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终于迎來了“审美上的自由”。中国美学史中曾经信守过的美的规则，将一点点的从古典美学的特殊材料中被发掘出来，从那些残漫到不可辨认的古籍、古物、古画中被还原出来，重新唤起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的美的光华。
人们习惯于用西方美学的思维来理解人类审美史，似乎一切审美现象都必须用西方美学中的“模仿与再现”、“优美与崇高”、“悲剧与喜剧”等范畴来阐释，甚至有人直接按西方模式将“文与质”理解为“内容”与“形式”，这是一个悲屈的错误。文与质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比西方美学范畴更为原始本真的审美信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及无可辩驳的古典文化特色，内容与形式是古代希腊以还对于具体事物总的构成与剖析，范畴与内涵不同，不可混同。
美学史不是西方人杜撰的，中国人从“文质之思”开始，便直接碰触到“美”的原质，为整个人类审美意识史织就最原始的观念之网。蒋勋在《美的沉思》中说：“许多更为纯粹的对艺术的思考，中国古来的典籍中的记录，毫不逊色于西方现代的前卫革命。”[1]
中国美学史“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与范畴。“文”，意即“纹路”、“纹理”，不仅指日用器皿的超越功利价值的形式美，还指礼乐等外在的表现及才艺、服饰、样貌、文采等义。更广义的说，是“天文”与“人文”，天文是人类对自然天象的仰观俯察，人文是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参悟。如果说“文”代表一种与感性审美愉悦相关的价值，那么“质”与“文”相异，“质”是朴实、质朴、内在的道德品质，先天之气，代表物质的实用功利价值。
文与质的最早的记载出自先秦典籍。《周易·贲》卦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周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又云：“《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文与质是先秦古典美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儒、道、墨、法诸家都有自己的文质观。在儒家思想中，孔子崇文尚礼、重视文明教化，将“文”、“质”统一于礼。《论语·八佾》中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論语·雍也》）。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
道家思想旨归于“道”，反对礼乐制度，主张效法自然、绝胜弃智、返朴归真。“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
墨家、法家强调致用，将功利置于审美之上，“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无论诸家对于“文”、“质”如何辩说，都经历了“先质后文”，由原始而文明的一般历史演进规律。“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2] 缺少了“质”的质朴之原始形态，便不能有“文”之华章扬厉于后，中国古典美学史就是一部“文”与“质”代兴交替、嬗变演进的历史。
当文质嬗变进入诗词歌赋及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中国古典美学史便日益延伸出它气度非凡的篇章。唐代诗人卢照邻有云：“王风国咏，共骊翰而升沈；里颂途歌，随质文而沿革。”
中国自觉的开始进行文艺批评始于魏晋南北朝，被成为“文的自觉”，这期间，文学艺术创作异常繁荣，审美领域有所创新，各类艺术品评、鉴赏、对审美经验的总结大量涌现。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到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文学艺术具有的审美特质已经被人们所普遍认同。陆机在《文赋》中云：“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理”指事理，情理，文章有了思想内涵就如同树干那样能直立起来，而文辞就如那枝条和花果那样繁生其上。
刘勰认为，文与质应该是统一的：“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文心雕龙·情采》）刘勰用自然界的现象作类比来说明文依附于质，而质又依靠文，两者不可分，“文附质，质待文”是刘勰对文质关系的核心。刘勰要求人们学习圣人的文章，因为圣人之文是文与质完美的结合。“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在《宗经》篇中说儒家经典是“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定势》篇云：“因情以立体，即体成势”，“宫商朱紫，随势各配”；《附会》篇讲：“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等，都是反复阐释“文”与“质”的统一。
继《文心雕龙》之后，以文质论诗，主张文质并重，成一家之言的，当属钟嵘的《诗品》。《诗品》评诸家诗，文与质作为审美尺度来品评，曹植和王粲虽然同是上品，但是因其文质差等，高下有别。此外， “野”首次作为诗学审美标准，刘向《说苑·修文》云：“有质而无文，谓之易野。”萧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
当然，文与质也成为绘画品评标准。“绘事后素”，不单见于《论语》中，《周礼·考工记》中也有云：“凡画绘之事，后素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犹人有美质，然后可加文饰。”“上古之画，迹简意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精致而臻丽，展、虔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论》）荆浩在《笔法记》中说：“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又云：“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绘画贵在表现物象之本真，“物之华”是偏于“文”的呈现，“物之实”是内在的精神特质，华实兼备，其实就是文与质的统一。
然文与质作为两种审美范畴，并不总能均衡合一。或文胜于质，或质胜于文，文质递相更替，各有损益。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试图让文与质二者完美统一，这种探讨代代相因、始终不懈，为中国古典美学发掘出新的审美文化范畴。只有对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特殊性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扭转长期以来以西方术语奉为“经典”的被动，为人类整体的审美文化图景提供来自中国美学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 叶朗：《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论语》，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3] 刘勰：《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 薛富兴：《山水精神——中国美学史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蒋勋：《美的沉思》，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