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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是社会重要的劳动力组成，但也不仅仅是劳动力。
2013年，也就是中国的《就业促进法》发布并生效五年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第一起“中国性别就业歧视案”。山西籍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应聘行政助理一职时，因性别为女被拒，后将违反规定的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获赔3万元。2014年，《青年参考》报又记录了一起从美国回来的一名留学生遭遇的类似事件。
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72%的女性对“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有明确感知，超过75%的女性认为自己曾“因结婚或生育而被解雇”。2010年城镇男女职工薪资比例为1：0.67，而1990年这一比例还是1：0.78。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安思齐曾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过去27年中，我们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只减少了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平等化进程停滞。在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数据显示女性的整体收入比男性低17%，较2019的23%已经缩小了差距。
显性的差距正在缩小，而隐形的歧视很难消除。这样的现象不只在中国存在。以日本为例，日本职场文化中存在性别差异现象已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和相关的社会组织一直致力于改善现状。反观日本的职场反性别歧视之路，我们或许能从中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留学生们不论是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就业，遇到职场中的不平等现象，都要更自信、更沉着地应对。
“女性经济学”的失败
2014年6月24日，当时在任的首相安倍晋三为增加日本劳动数量，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要求经济界协助推进政府提出的“女性经济学”方针。其政策主要包括：在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业管理层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女性高管比例;在2017年之前，新增40万个负责照看孩子的处所，新增可照看1万名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项目，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安倍同时承诺，将考虑改革现行税收和养老金制度，使全天候工作女性的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日本总务省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就业人数占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高达69.7%，明显超出美国，也不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然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大量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却依然在职场中遭遇更严重的歧视，有关“孕妇骚扰”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本土报道中，曾有女性政客因为怀孕被网络攻击，甚至因休产假被指谴责“偷窃公共资产”。
除了遭遇恶意的道德攻击，日本女性从事的工作也令人担忧，更多的女性职员只能进入低收入行业或一直处在公司底层，并且有大量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单亲妈妈的处境则更绝望，据美国《大西洋》一篇报道的调查指出，日本在法律上从未有“共同监护”这项规定，女性往往需要独自抚养子女，社会保障体系过去20年的改革也意味着她们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日本单身妈妈的就业比例高达85%，在该组织成员国中是最高的;同时单身妈妈的贫困率也是最高的，远超过美国等国家。媒体报道还显示，一些单身妈妈为了生存不得不进入色情行业。
讽刺的是，在数年的“女性经济学”政策推动下，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排名为第111位，比往年还低了10位。2019年，形势变得更“魔幻”，日本四类行业规定女职员不可以“戴眼镜”上班，这一规定激化了同年社会上开始的KuToo运动（KuToo是三重双关语，由日语单词鞋子kutsu、疼痛kutsuu和MeToo运动组成）。
职场待遇方面，日本女性占管理职位的比重上升至4%，低于中国的9%和美国的17%;日本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增加一倍，却仅占整体3.7%，即便像资生堂、花王这样凭借女性药妆日用消费品享誉全球的百年老字号，至今也仍未诞生过1名女性正社长，更多的只是招揽退休的女性高官充当企业的门面。最终，安倍政府只好放弃了“女性经济学”的最初目标。
“女性经济学”以失败告终，不意味着以女性进入职场来推动性别平等是错误的方向。安倍政府仅仅将女性当作填补市场劳动力空缺的工具，对女性价值缺乏客观的认知。即便用强制规定促使更多女性就业，也无法让女性体现自身原有的创造力。如今，更多人开始反思意识性错误，试图从更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层面，纠正职场对待女性的不公平现象。
日本女性职场失语的根源
2018年6月28日，BBC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日本之耻》播出，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伊藤诗织作为实习生被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性侵，随后在诉讼路上遭遇了各种阻力、威胁和为数不多的鼓励。因该事件时间与欧美的MeToo运动接近，伊藤诗织被外界认为是日本MeToo运动的代表人物。同年10月18日，伊藤诗织的著作《黑箱》发表，更多事件细节和关于性暴力探讨的议题展现在公众视野。
伊藤诗织的经历不仅揭露了女性对于性暴力的失语，还反映了日本职场中女性的弱势现象。东京一家网络调查公司发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3.6%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存在性别歧视。在日本的影视剧中，不乏家庭主妇“婚外恋”一类的题材，《昼颜》里，杂志主编的妻子泷川利佳子在得不到丈夫关心而出轨后遭遇谩骂和谴责，却要忍受丈夫的出轨行为，该剧曾引起日本女性的广泛共鸣。
成为家庭主妇是一种“被自愿”行为。日本社会将家庭责任压迫在女性身上，公司的部门主管则不会赋予女性职员以重任，久而久之，女性职员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越来越倾向留在家中承担家务，形成恶性循环。2020年10月，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因为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而被骂上热搜，人们对张桂梅的不理解侧面表明了社会对全职太太这一人群习惯性忽视。
伊藤诗织的遭遇绝非个例。2017年12月5日，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数位女性，举着支持伊藤诗织的标语牌站在法院门口，希望见证此案在日本法院的首次开庭。这是一种声援，更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日本共同社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政界，有59%的女性议员曾被选民及男性议员性骚扰，甚至有选民会在竞选公开场合非礼女议员。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杉田美绪接受了BBC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曾在职场遭遇歧视或者骚扰时，杉田笑着回答：“经历过，只要你在社会上就会经常经历，现实就是如此，这是无法逃避的。”
安倍称女性劳动力是日本“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然而当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伊藤诗织一案时（侵犯伊藤诗织的山口敬之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安倍却表现得十分冷漠。日本现行的税制中，存在“抚养配偶”可以免税的制度，这一规定正是日本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意识下的产物，间接压抑了女性回归职场的意愿。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層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日本自泡沫经济破产后，人们的物质欲望大大降低，更加注重精神自由。尽管现在的日本教育政策重新“由松变紧”，但人们的意识观念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安倍希望用女性经济学解救困境，但日本现有的体制已经大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纠正意识观念”这件事，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有所行动。NHK在纪录片《何为能够发挥女性能力的职场》里，记录了某企业设置的场景模拟：男性职员必须按时下班回家“照顾母亲”，在这样的设定下，职员必须在下班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企业试图通过这样的模拟让男职员摆脱“必须加班所以无法照顾家庭”的观念，从而理解女性在职场上的处境。一位参与实验的职员妻子表示，现在丈夫开始帮她分担家务并照顾孩子了。然而，日本社会的“无意识”性别差异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社会系统的许多方面，职场上的歧视和性骚扰只是病态机制下各种问题的冰山一角。未来，日本职场的反性别歧视之路依然漫长且艰难。
拎客
KuToo运动
KuToo运动由日本女演员石川由美于2019年发起。日本的许多企业规定女性职员的鞋跟高为5到7厘米。石川在Twitter上抱怨穿高跟鞋不舒服的的推文收到了近30，000条转发和超过60，000次点赞。其他女性分享了自己苦于穿高跟鞋的故事，并张贴了她们流血和有水泡的脚的照片。
石川收集了超过15万个签名，用于反对女性在工作场所穿高跟鞋的请愿书。尽管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议会委员会的回应仍是不赞成采取行动。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指出，由于社会习俗和工作期望，高跟鞋对于女性来说是必要的。此外，委员会也并未采取行动来阻止公司执行不公平的标准。这种冷漠的反应导致了KuToo运动的开始。
2013年，也就是中国的《就业促进法》发布并生效五年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第一起“中国性别就业歧视案”。山西籍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应聘行政助理一职时，因性别为女被拒，后将违反规定的公司告上法庭，最终获赔3万元。2014年，《青年参考》报又记录了一起从美国回来的一名留学生遭遇的类似事件。
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72%的女性对“因性别而不被录用或提拔”有明确感知，超过75%的女性认为自己曾“因结婚或生育而被解雇”。2010年城镇男女职工薪资比例为1：0.67，而1990年这一比例还是1：0.78。
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国别主任安思齐曾在201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在过去27年中，我们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只减少了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平等化进程停滞。在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数据显示女性的整体收入比男性低17%，较2019的23%已经缩小了差距。
显性的差距正在缩小，而隐形的歧视很难消除。这样的现象不只在中国存在。以日本为例，日本职场文化中存在性别差异现象已久，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和相关的社会组织一直致力于改善现状。反观日本的职场反性别歧视之路，我们或许能从中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希望留学生们不论是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就业，遇到职场中的不平等现象，都要更自信、更沉着地应对。
“女性经济学”的失败
2014年6月24日，当时在任的首相安倍晋三为增加日本劳动数量，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要求经济界协助推进政府提出的“女性经济学”方针。其政策主要包括：在2020年以前，把女性在企业管理层所占比例由2013年的7.5%提升至30%;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开女性高管比例;在2017年之前，新增40万个负责照看孩子的处所，新增可照看1万名学龄儿童的课后托管项目，以保障女性全天候投入工作。。安倍同时承诺，将考虑改革现行税收和养老金制度，使全天候工作女性的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
日本总务省2017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女性劳动参与率——女性就业人数占女性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高达69.7%，明显超出美国，也不再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然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大量女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却依然在职场中遭遇更严重的歧视，有关“孕妇骚扰”的新闻经常出现在本土报道中，曾有女性政客因为怀孕被网络攻击，甚至因休产假被指谴责“偷窃公共资产”。
除了遭遇恶意的道德攻击，日本女性从事的工作也令人担忧，更多的女性职员只能进入低收入行业或一直处在公司底层，并且有大量女性从事兼职工作。单亲妈妈的处境则更绝望，据美国《大西洋》一篇报道的调查指出，日本在法律上从未有“共同监护”这项规定，女性往往需要独自抚养子女，社会保障体系过去20年的改革也意味着她们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称，日本单身妈妈的就业比例高达85%，在该组织成员国中是最高的;同时单身妈妈的贫困率也是最高的，远超过美国等国家。媒体报道还显示，一些单身妈妈为了生存不得不进入色情行业。
讽刺的是，在数年的“女性经济学”政策推动下，日本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排名为第111位，比往年还低了10位。2019年，形势变得更“魔幻”，日本四类行业规定女职员不可以“戴眼镜”上班，这一规定激化了同年社会上开始的KuToo运动（KuToo是三重双关语，由日语单词鞋子kutsu、疼痛kutsuu和MeToo运动组成）。
职场待遇方面，日本女性占管理职位的比重上升至4%，低于中国的9%和美国的17%;日本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比例增加一倍，却仅占整体3.7%，即便像资生堂、花王这样凭借女性药妆日用消费品享誉全球的百年老字号，至今也仍未诞生过1名女性正社长，更多的只是招揽退休的女性高官充当企业的门面。最终，安倍政府只好放弃了“女性经济学”的最初目标。
“女性经济学”以失败告终，不意味着以女性进入职场来推动性别平等是错误的方向。安倍政府仅仅将女性当作填补市场劳动力空缺的工具，对女性价值缺乏客观的认知。即便用强制规定促使更多女性就业，也无法让女性体现自身原有的创造力。如今，更多人开始反思意识性错误，试图从更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层面，纠正职场对待女性的不公平现象。
日本女性职场失语的根源
2018年6月28日，BBC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日本之耻》播出，在日本国内和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伊藤诗织作为实习生被TBS电视台华盛顿分社社长山口敬之性侵，随后在诉讼路上遭遇了各种阻力、威胁和为数不多的鼓励。因该事件时间与欧美的MeToo运动接近，伊藤诗织被外界认为是日本MeToo运动的代表人物。同年10月18日，伊藤诗织的著作《黑箱》发表，更多事件细节和关于性暴力探讨的议题展现在公众视野。
伊藤诗织的经历不仅揭露了女性对于性暴力的失语，还反映了日本职场中女性的弱势现象。东京一家网络调查公司发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3.6%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存在性别歧视。在日本的影视剧中，不乏家庭主妇“婚外恋”一类的题材，《昼颜》里，杂志主编的妻子泷川利佳子在得不到丈夫关心而出轨后遭遇谩骂和谴责，却要忍受丈夫的出轨行为，该剧曾引起日本女性的广泛共鸣。
成为家庭主妇是一种“被自愿”行为。日本社会将家庭责任压迫在女性身上，公司的部门主管则不会赋予女性职员以重任，久而久之，女性职员的发展空间被严重压缩，越来越倾向留在家中承担家务，形成恶性循环。2020年10月，云南华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因为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而被骂上热搜，人们对张桂梅的不理解侧面表明了社会对全职太太这一人群习惯性忽视。
伊藤诗织的遭遇绝非个例。2017年12月5日，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数位女性，举着支持伊藤诗织的标语牌站在法院门口，希望见证此案在日本法院的首次开庭。这是一种声援，更是一种无声的抗议。日本共同社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本政界，有59%的女性议员曾被选民及男性议员性骚扰，甚至有选民会在竞选公开场合非礼女议员。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日本自由民主党议员杉田美绪接受了BBC的采访。当被问及是否曾在职场遭遇歧视或者骚扰时，杉田笑着回答：“经历过，只要你在社会上就会经常经历，现实就是如此，这是无法逃避的。”
安倍称女性劳动力是日本“最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然而当有记者提问如何看待伊藤诗织一案时（侵犯伊藤诗织的山口敬之是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安倍却表现得十分冷漠。日本现行的税制中，存在“抚养配偶”可以免税的制度，这一规定正是日本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内”意识下的产物，间接压抑了女性回归职场的意愿。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克思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層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日本自泡沫经济破产后，人们的物质欲望大大降低，更加注重精神自由。尽管现在的日本教育政策重新“由松变紧”，但人们的意识观念再也无法回到从前。安倍希望用女性经济学解救困境，但日本现有的体制已经大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
关于“纠正意识观念”这件事，日本社会已经开始有所行动。NHK在纪录片《何为能够发挥女性能力的职场》里，记录了某企业设置的场景模拟：男性职员必须按时下班回家“照顾母亲”，在这样的设定下，职员必须在下班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企业试图通过这样的模拟让男职员摆脱“必须加班所以无法照顾家庭”的观念，从而理解女性在职场上的处境。一位参与实验的职员妻子表示，现在丈夫开始帮她分担家务并照顾孩子了。然而，日本社会的“无意识”性别差异观念已经深深影响了社会系统的许多方面，职场上的歧视和性骚扰只是病态机制下各种问题的冰山一角。未来，日本职场的反性别歧视之路依然漫长且艰难。
拎客
KuToo运动
KuToo运动由日本女演员石川由美于2019年发起。日本的许多企业规定女性职员的鞋跟高为5到7厘米。石川在Twitter上抱怨穿高跟鞋不舒服的的推文收到了近30，000条转发和超过60，000次点赞。其他女性分享了自己苦于穿高跟鞋的故事，并张贴了她们流血和有水泡的脚的照片。
石川收集了超过15万个签名，用于反对女性在工作场所穿高跟鞋的请愿书。尽管得到了公众的支持，议会委员会的回应仍是不赞成采取行动。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指出，由于社会习俗和工作期望，高跟鞋对于女性来说是必要的。此外，委员会也并未采取行动来阻止公司执行不公平的标准。这种冷漠的反应导致了KuToo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