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而少有研究的现象，也许可以用著名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学家伊万·泽兰尼(Ivan Szelenyi)的一句话来点破，即“没有资产主的资本主义”。《没有资产主的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的财经管理主义初探》一文的三位作者，吉尔·埃耶尔(Gil Eyal)，伊万·泽兰尼和伊林诺·唐斯利(Eleanor Townsley)阐明，与东欧国产资源私有化过程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与其说是一个强有力的资产拥有者阶级，不如说是充塞并统治了社会和文化生活各个层面的资本主义准则。而这些准则的贯彻和提倡者尚不直接是资产者和股份拥有者，而是财政领导者和财政管理者，因为后两者是直接左右资金的运用和分配方式，并使之彻底资本主义化的关键性实权群体。他们的资本主义货币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主导着东欧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的运作。
　　“没有资产主的资本主义”一文旨在回答如何理解东欧现今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机制问题。东欧社会在近十年来经历了由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化过程。如今的东欧社会虽然没有出现大资产阶级，但就市场运作机制，私有财产权，以及国内资本和国际大财团的密切联系来看，已经是一个十足的按资本主义准则行事的社会。这个社会是通过谁，借助什么，怎样进行权力运作的？
　　文章作者们认为，时至今日，东欧和中欧的新型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一个可以称之为“经理阶级”的新权势群体主导运转的。这一新权势群体是由上层技术型财政经理人和新政体中的上层人物加之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上层精英共同合成的。在目前看来，这个后社会主义的新权势群体形成的基础既非通常所说的私有资产，又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官僚体制。通常所说的资产者阶级在占有资产和生产工具的基础上通过剥削工人劳动力来榨取利润，因此依靠的是经济资本的运作。官僚干部阶层实行统治的权力是建立在相当机构化的社会关系上的(如政党组织)，这种权力是“政治资本”的运作。而后社会主义的新权势阶级在意义上最接近于布迪厄(Bourdieu)所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统治阶级中的统治阶层”，其权势是通过操纵知识、科技专长，以及操纵象征符号等“文化资本”来实现的。不同的是，在东欧的特定环境里，新的权势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来自资产者方面的任何控制、挑战或竞争。
　　这一东欧社会特定的管理者阶层是由什么人构成的？“管理权力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不是一般的工业企业管理人，而是上层财政管理人”。这些人多是银行行长，投资和基金会会长，财政部的智囊专家们，国际金融和世界银行的顾问，以及为外国及国际投资部门工作的高级雇员。他们的权力不是根据他们在世界银行中享有的股份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运作常规的“神秘”知解来显示的。他们制定财政预算，出面进行国际借款，规定外汇兑换比例以及流动资金数量，主持货币改革或制定各种新的货币使用规则。他们由此而宣称自己懂得如何利用货币原理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社会资本。而他们的专门“知识”与其说是一种专长不如说是一种“唯金钱主义”或“货币万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即相信钱是解释和规范社会政治层面一切活动的唯一方式。文章作者指出，这种知识或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资本在东欧后社会主义社会里有独一无二的政治功能：它是一种通过这些人制定的货币规则或货币改革来对全社会个人进行控制的政治技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这些人持“反国家干预主义”，但在实际的改革和预算制定中，上层计划者却更深地卷入了社会经济生活。
　　这样一个新精英财政管理群如何生成？文章作者回顾了匈牙利、波兰、捷克在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政治变迁引发的两个影响深远的变化。一是政府部门向知识分子阶层的开放，由此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在官僚化过程中将文化资本变成权力运作的一部分。二是政府开放小范围的私有资产活动和第二职业，将“市场社会主义”合法化，由此形成一个由个人企业家和小商贩构成的小资产者群。一九八九年东欧政局动荡后，旧有的共产党干部大体被清除出政府和公众生活领域，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由此一程紧似一程。一方面，经济资本占有者中的两极化现象日益明显；另一方面，政治家行列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形成了职业型的新政治精英群，包括律师、经济学家、哲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乃至剧作家。这一新政治精英群的核心乃是“技术官僚”和经理人物。他们是经济部门的首脑，同时也占据着政府的主要政治和民事部门以及部长层以上的领导位置。“技术官员”和管理阶层之所以会迅速掌握政府、经济和民事部门命脉的原因在于，他们集后社会主义社会最看重的三大资本于一身，即货币运作的知识和意识形态，个人财产的经济资本，以及由政治资本转化而成的社会关系即人事实权。而这个新精英群体中的人文型则为“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提供合法性和话语辩护。比如，他们强调“反政治”以及提出“反意识形态”说，通过否定知识和金融经济领域的政治内涵，为“技术官僚”和管理人物们的知识和意识形态建立了合法化的基础。当然，他们也由此得到回报，比如可以把当年社会主义时期留用于公共文化教育的钱以基金会的名义收入自己掌握之中。
　　文章作者们最后分析道，由于东欧及中欧是有多种财产形式以及不同权力组合的社会，这个新精英群体在走向“新阶级”之路上仍可能遇到异变和抗衡。首先可能发生的异变之一是管理权易手。不少前社会主义管理人正致力买下产业管理权，从而变成资产业者。这当然会受到来自小企业者自下而上的竞争，尽管后者在一九八九年后进入社会政治上层的机会微乎其微。另一个变异可能是“技术官僚”和财政人物变成外国投资的“买办知识者”，比如将公司银行卖给外国，而保留自己的管理者职位等。这一切，以及东欧后社会主义的权力运作类型，还都有待时间来验证。不过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为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转变、权力的运作分化和转化，以及社会政治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考和描述的可能性和参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