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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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牛棚杂忆》，他谈到出版这本书的缘由时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季先生可谓智者，但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在那十年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虽屡遭批斗、身陷囹圄，却“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暴、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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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七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出版了《牛棚杂忆》，他谈到出版这本书的缘由时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季先生可谓智者，但他坦白地承认自己在那十年中“像喝了迷魂汤一样”，虽屡遭批斗、身陷囹圄，却“衷心拥护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垮台以后脑筋才开了窍”。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残暴、混乱、使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蒙羞忍耻、把我们国家的经济推向绝境，空前、绝后——这是我的希望——至今还没有人能给一个全面合理的解释的悲剧。”季先生说，受害者心里难道没有愤懑吗？为什么不抒一抒呢？“真正的伤痕还深深埋在许多人的心中，没有表露出来。我期待着当事人有朝一日会表露出来。”季先生说他还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抢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状态和折磨过程也拿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他还说，并不要求这些人检讨和忏悔，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他认为若把这些人写的东西与被折磨者被迫害者写的东西对照一读，“对我们的人民的教育意义，特别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教育意义，会是极大极大的。”季羡林先生的这些话发人深省。只有把十年浩劫的危害和根源说足讲透才能不重蹈历史覆辙，而说清过去的方法之一就是留下文本。没有多样的文本何以书写准确丰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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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认同的思考 （瑞士）阿道夫·穆希格 是什么东西在最深处维系着欧洲？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是那些必要的，但不是很充分的条件，这些条件促成在政治上也可以维系的欧洲联盟。货币联盟这个杰作把欧洲的共同利益聚焦到了经济层面，好像只有在这里共同利益才是触手可及，而且可以量化的。然而，追求最优性价比的竞争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价值，并不能让欧洲人再次发现自己与他人的迥然不同之处。在全球化的市场上，人们无论如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偶然间读到一篇比较美国三大名校——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的短文。由于时过境迁，现在回忆起来已记不清该篇文章的细节，只是其中所用来阐明主要观点的三张插图却仍明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该文作者主要是利用三张重点校景来代表这三所大学不同的风格。记得，代表耶鲁的是形同“舞台”的百内基(Beinecke)善本图书馆，代表哈佛的是象征政治权威的行政大楼，代表普林斯顿的是肃
《读书》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的一组有关“等待”话题的文章，以及探讨知识分子伦理的几篇文章，还有颇具只眼的“编辑手记”，之所以放在一起读，是受到林兆华的启发，各种观点在内心中冲撞一番后，便有了另一个话题：等待的伦理。 本世纪初的契诃夫用他的《三姊妹》发出了等待的信号，娥尔加、玛莎和衣丽娜“去莫斯科”的等待虽漫长无奈，却又美丽忧伤，这种等待的姿势在世纪初平添了一道坚忍的风景。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不那
冷战的结束(当然，在有些人看来只是大体上结束)，在中国一如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一劳永逸地战胜了社会主义；照弗郎西斯·福山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它甚至可以被视为最终结束人类历史的历史进步。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中国被大部分知识分子心照不宣地全盘接受了。这个反差意味深长，它表明当“历史”、“意识形态”以及其他一些烦人的东西全都
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年间，中国文坛一直没有离开两大话语中心：一个以反右、文革为诉说对象，以当年错划为右派的作家为话语主体；另一个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诉说对象，以知青出身的作家为话语主体。 在世纪之交的未来几年间，中国文坛将会逐步浮现出第三个话语中心。它将以中国农村社会为诉说对象，话语主体正虚位以待那些超出个人遭际、为民请命的文化人。 本世纪里，中国还有最后一桩特大冤案没有个说法，这就是“三年自然
从虎跳峡往上，金沙江两岸壁立的山体像双手合十的手掌往外摊开。江水呈S形往下，一反湍急汹涌，出奇地平缓下来，臂弯里便抱出了一块块大小不等的坝子。上面是一个个自然村落，链珠般串起来铺在两岸。车轴村就是其中之一，有纳西、傈僳、汉等六种民族，计四百六十户，一千六百六十六人，行政上刚好为一个村治。 家号 “车轴”这个地名并不是汉语的车轱辘之意。江边传统地名是纳西语，“车轴”旧称“竹”，后渐唤作“
第一期张群的文章《清华图书与法学图书馆》提到“清华法学的重建，不过是一九九九年的事情”，此说不确。 一九二九年，清华大学正式设立法学院，下设政治、经济专业两系，法学课程附设于政治学系。一九三二年法学院正式添设法律学系。嗣后教育部责令清华大学停止法律学系招收学生，法律学系遂于一九三五年中断，但法律课程仍然在政治学系中进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共建法商学院，下设法律、政治、经济、商学四系。一九四六年十
《读书》二○○四年第一期杨小彦《性感的自然》一文中，引用了一首“豪迈且夸张”的民歌：“我就是玉皇，我就是上帝，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说李泽厚在其一篇文章里也引用过这首民歌） 所谓民歌，就是民间也就是中国农民间流传的歌。中国农民头脑里有“玉皇大帝”（道教神至尊），有“如来佛”（佛教神至尊），惟独没有“上帝”。除少数信了“洋教”的，中国农民口里不会有“上帝”一词。 据我所知，这首“民歌”的
达尔文主义不仅影响人们对自然历史的认识，而且还影响人们对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理解，达尔文学说的说服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有任何减弱。三月的英国，在大学里以及主要报纸，广播和电视都进行了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讨论。大学里介绍达尔文主义的讲座场场爆满。在伦敦经济学院，一个题为达尔文主义和社会科学的讲座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学生和学者。现代达尔文主义的权威学者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古尔德(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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