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九九七年第八期登载了汪丁丁先生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未来》一文，我读之数遍，思绪万千。
　　首先说明一点的是，我所指的“我们这一代人”与谢义维在《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一期中所说的大体一致，即“现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借用地质学上的术语，可称为“新生代”，则汪先生文中的“我们这一代人”便是“中生代”。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没有‘根’，传统不属于我们。可是我们难道仅仅教给孩子那些在学校里讲授的知识吗？”而作为汪先生那一代人的儿女辈的我们，恐怕自身的迷惑与烦恼也不为少。
　　坦白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更加没有“根”，在我们走向成熟的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正是国家由动荡之后的“中生代”转向百废待兴的“新生代”。当我们刚刚睁眼想看看“传统”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光芒就射进了我们的瞳仁。与此同时，耳畔传来的不再是单调的声音：有父辈们讲不完的“上山下乡”、“大炼钢铁”、“自然灾害”、“文化革命”，也有新一代知识“精英”们道不尽的外面世界的精彩。在父辈们眼里，我们似乎是很幸运的一代，但我们却的的确确是茫然不知所措的一代。我们想要解读经典，但周围的喧嚣不断侵蚀内心的宁谧，而且更可怕的是，神圣和经典在这个时代里不再具有绚丽的光环，它们不只一次地被叩问甚或亵渎。我们想要探求现代，但我们的父辈们尚且“处于‘现代性问题’的纠缠中不得解脱”，更不消说年龄尚小、知识亦少的我们了。我们不自觉地跟着时代急匆匆地前行，眼光不断迷离于外面的续纷，但身为炎黄子孙，最大的渴望仍是自己民族的崛起；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博物馆里陈列的祖先的遗物时，内心中更多的是迷惘与失落。虽然传统仍然流淌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血脉之中，但为何头脑中总是感到与之疏远异常？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心价值逐渐解体的时代，所以面对日益繁杂的世界时，既感到无比新奇，又觉得无所适从，因而心灵上不乏空虚、烦闷与痛苦。家里相伴的是很难有话语沟通的父母及兄妹，学校里学的是停滞在六七十年代的教科书，听的是原本清心寡欲但却日益“现实”的老师们填鸭式的讲课，街上入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广告图片和眩目的霓虹灯，传入耳畔的是音响里发出的歌星们不无造作的歌声，电视、广播、报刊中所得到的既有主流话语略显乏力的宣扬，又有消费文化充满诱惑力的鼓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只有追赶和模仿，而先天的体弱或后天的营养不良似乎都无处寻得同情。
　　与父辈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也许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生存竞争”，但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感却是来自精神深处的。也许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因为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也许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还未到而立之年，总之，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只能承受，还无能力或余暇去认真思索。但随着我们的日趋成熟，心灵上积累的却是抹不去的恐慌。
　　据说，大陆的留学生出国后有不少人很快地信奉基督教。又有人说，台湾的不少同龄人们自喜于独承中华文化衣钵。那么，我们这一代人到底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