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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雷欣定律的发生前提与制度治党和思想建党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立足格雷欣定律发生的前提这一新的视角，从道德、制度以及人的伪善性三个层面进行论述，并挖掘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提供解决思路。
【关键词】：格雷欣定律；发生前提；贪官；原因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这一重大新提法，在用人导向上给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打了一剂强心剂、吃了一粒定心丸。对于贪腐存在的原因，学术界有众多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寻租理论。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人的贪腐性，外部环境的诱惑，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于学强，2012）还有人从格雷欣定律本身去研究官场的“逆淘汰”现象。（邱炜煌，2013）这些研究几乎把贪官存在的各种原因尽收笔下，并且对防治腐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对策。但是，尚未发现有从格雷欣定律發生的前提这个视角出发去研究贪腐原因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格雷欣定律也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指在铸币时代，当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铸币即“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倾向于将足值货币即“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被驱逐，市场上只剩下劣币。该定律的发生需具备三个前提：一是缺乏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当事者的信息不对称。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
政治生态与社会道德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具有导向作用，后者为前者提供广阔土壤。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人们普遍关注和担忧的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私欲膨胀、行为失范等问题。一方面，这些不良风气直接浸染整个政治系统，“良币”可能变质；另一方面，如果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劣币”流入官场，将加剧腐化政治生态。社会环境、道德环境的恶化有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长期过程。
1.金钱异化，为利忘本。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不少人为了生存和享受，不惜违背良心，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成为金钱的奴隶。
2.小人得道，君子隐退。劣币驱逐良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二者铸造成本不同而购买力却相同。君子为人厚道，讲求信义，办事遵照规矩，光明磊落；小人投机取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二者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并非在公平的台上进行竞争，使得老实厚道的君子敌不过小人的小动作，因此打击了君子的积极性，最终大家都不愿意当君子，社会道德体系陷入混乱。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弱化。目前各种思潮交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夹缝中长大，是非标准模糊、淡化，出现了价值紊乱、信仰迷茫的危机。在非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有弱化的危机。
王岐山书记曾强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思想建党内涵的延伸，是治本之策，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
二、监督制约机制的制定和有效运行是制度治党的题中之义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如果制度设计不规范、不完善，制度运行不严格、不透明，缺少监督，就会为“劣币”提供空子，为“良币”制造陷阱，增加腐败的机会。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在他的《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的机会和成本是影响腐败行为的两个因素。腐败的机会取决于手中权力的大小、控制资源的多少和监督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手中的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越多，其权力的透明度反而越小，因此腐败的机会也越多。腐败的成本则主要由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和惩戒腐败的力度决定，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参与腐败的人数多，易形成势力强大的腐败集团，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使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降低。同时，法律对腐败的惩戒力度也直接影响腐败成本。因此，权力使人腐败，缺乏监督约束的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按照现代化发展趋势，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成为制度治党的题中之义。
三、刚柔相济，让“劣币”再无市场
所谓当事者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存在良、劣币的信息不对称，即交易者一方无法辨认劣币或劣到什么程度。（杨西京，2011）这里指上下级、同事、群众对官员的人品、个人财产、家庭人际、感情生活等信息不了解，难以识别“良币”和“劣币”。庸官、贪官与清官相比，在容貌、文凭、政绩等方面往往并没有外显的差别，人格、品德也很难测量，因此在选官用官上存在较大风险。
1.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若一个官员经常到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交流多了，时间久了，群众自然就对这个官员有所了解，上级在选拔人才时，就更容易在群众中听到对这个人的可靠反映。但事实上，不少党政领导在一个地方做了几年官，当地的很多群众都与之素未谋面，跟上头跑关系很积极，要他下乡做调查作交流却推三阻四，慰问困难群众、看望孤寡老人也是在马路边找个“典型”，走走程序，稍微边远一点儿的地方就怕脏了自己金贵的双足。民不识官，何谈信息对称？
2.人的伪善性。伪善作为一种虚假之善，是道德主体行之于不善而饰之于善的自欺欺人行为。（王宏，2011）贪官在语言表达上，无处不高谈信仰，无时不高唱反腐，无人不高喊为民；行为上，穿布衣，做慈善，开会亮旧手机，秀假名牌，一副朴素清贫相，背地里却作风堕落，脱离群众，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虚伪的语言引导虚伪的行为，虚伪的行为印证虚伪的语言，贪官看似一致的言行，实质可能是一致的虚伪。
伪善，人为的善良，虚伪的善良。伪善的官员往往欺骗上级，迷惑大众，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掩盖其腐败行径。一方面，国家需要德才兼备的人，为登高堂，卑鄙之人也假装高尚起来。另一方面，“枪打出头鸟“，朴素低调能够降低大众及有关纪律监督部门的警惕。伪善掩盖了贪官本来的面目，给外界传递出虚假信息，导致信息的不对称。
3.监督缺失。掌握被监督者的信息是实现监督的前提，而前面列举的两个原因说明了获取被监督者真实信息的困难性。在官员监督问题上，此前还一度存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的窘境。
脱离群众使群众无法获得最起码的信息，言行伪善使人们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监督缺失使人们无法获得全面、可靠的信息，由此导致的当事者信息不对称为贪官提供了隐蔽的藏身之地。有效识别“良币”和“劣币”，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又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做到软硬兼施，刚柔相济。
参考文献：
[1]于學强. “小官大贪”现象的深层原因透析[J].领导科学.2012（8）：63-64.
[2]邱炜煌.淘汰官场“逆淘汰”[J].前进论坛.2013（11）：35-36.
[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4]杨西京.重述格雷欣定律[J].价值工程.2011（25）：292-294.
[5]王宏.伪善论[D].长沙：中南大学，2011.
作者简介：刘达培（1991—），男，籍贯：四川泸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键词】：格雷欣定律；发生前提；贪官；原因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这一重大新提法，在用人导向上给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打了一剂强心剂、吃了一粒定心丸。对于贪腐存在的原因，学术界有众多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寻租理论。也有人把原因归结为人的贪腐性，外部环境的诱惑，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等。（于学强，2012）还有人从格雷欣定律本身去研究官场的“逆淘汰”现象。（邱炜煌，2013）这些研究几乎把贪官存在的各种原因尽收笔下，并且对防治腐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对策。但是，尚未发现有从格雷欣定律發生的前提这个视角出发去研究贪腐原因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
格雷欣定律也称“劣币驱逐良币规律”，是指在铸币时代，当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铸币即“劣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后，人们倾向于将足值货币即“良币”收藏起来，最后良币被驱逐，市场上只剩下劣币。该定律的发生需具备三个前提：一是缺乏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当事者的信息不对称。
一、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思想建党的必然要求
政治生态与社会道德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对后者具有导向作用，后者为前者提供广阔土壤。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上出现了人们普遍关注和担忧的信仰缺失、道德下滑、私欲膨胀、行为失范等问题。一方面，这些不良风气直接浸染整个政治系统，“良币”可能变质；另一方面，如果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劣币”流入官场，将加剧腐化政治生态。社会环境、道德环境的恶化有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长期过程。
1.金钱异化，为利忘本。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不少人为了生存和享受，不惜违背良心，见利忘义，损人利己，成为金钱的奴隶。
2.小人得道，君子隐退。劣币驱逐良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二者铸造成本不同而购买力却相同。君子为人厚道，讲求信义，办事遵照规矩，光明磊落；小人投机取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二者一个在明，一个在暗，并非在公平的台上进行竞争，使得老实厚道的君子敌不过小人的小动作，因此打击了君子的积极性，最终大家都不愿意当君子，社会道德体系陷入混乱。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弱化。目前各种思潮交织，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在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夹缝中长大，是非标准模糊、淡化，出现了价值紊乱、信仰迷茫的危机。在非主流价值观的冲击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有弱化的危机。
王岐山书记曾强调，“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是思想建党内涵的延伸，是治本之策，是反腐败的必然要求。
二、监督制约机制的制定和有效运行是制度治党的题中之义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如果制度设计不规范、不完善，制度运行不严格、不透明，缺少监督，就会为“劣币”提供空子，为“良币”制造陷阱，增加腐败的机会。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在他的《自由与权力》一书中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腐败的机会和成本是影响腐败行为的两个因素。腐败的机会取决于手中权力的大小、控制资源的多少和监督的力度。在现行体制下，一个人手中的权力越大，控制的资源越多，其权力的透明度反而越小，因此腐败的机会也越多。腐败的成本则主要由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和惩戒腐败的力度决定，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参与腐败的人数多，易形成势力强大的腐败集团，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使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降低。同时，法律对腐败的惩戒力度也直接影响腐败成本。因此，权力使人腐败，缺乏监督约束的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败。
按照现代化发展趋势，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成为制度治党的题中之义。
三、刚柔相济，让“劣币”再无市场
所谓当事者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上存在良、劣币的信息不对称，即交易者一方无法辨认劣币或劣到什么程度。（杨西京，2011）这里指上下级、同事、群众对官员的人品、个人财产、家庭人际、感情生活等信息不了解，难以识别“良币”和“劣币”。庸官、贪官与清官相比，在容貌、文凭、政绩等方面往往并没有外显的差别，人格、品德也很难测量，因此在选官用官上存在较大风险。
1.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若一个官员经常到基层和老百姓打交道，交流多了，时间久了，群众自然就对这个官员有所了解，上级在选拔人才时，就更容易在群众中听到对这个人的可靠反映。但事实上，不少党政领导在一个地方做了几年官，当地的很多群众都与之素未谋面，跟上头跑关系很积极，要他下乡做调查作交流却推三阻四，慰问困难群众、看望孤寡老人也是在马路边找个“典型”，走走程序，稍微边远一点儿的地方就怕脏了自己金贵的双足。民不识官，何谈信息对称？
2.人的伪善性。伪善作为一种虚假之善，是道德主体行之于不善而饰之于善的自欺欺人行为。（王宏，2011）贪官在语言表达上，无处不高谈信仰，无时不高唱反腐，无人不高喊为民；行为上，穿布衣，做慈善，开会亮旧手机，秀假名牌，一副朴素清贫相，背地里却作风堕落，脱离群众，生活腐化，骄奢淫逸，滥用职权，贪污受贿。虚伪的语言引导虚伪的行为，虚伪的行为印证虚伪的语言，贪官看似一致的言行，实质可能是一致的虚伪。
伪善，人为的善良，虚伪的善良。伪善的官员往往欺骗上级，迷惑大众，骗取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掩盖其腐败行径。一方面，国家需要德才兼备的人，为登高堂，卑鄙之人也假装高尚起来。另一方面，“枪打出头鸟“，朴素低调能够降低大众及有关纪律监督部门的警惕。伪善掩盖了贪官本来的面目，给外界传递出虚假信息，导致信息的不对称。
3.监督缺失。掌握被监督者的信息是实现监督的前提，而前面列举的两个原因说明了获取被监督者真实信息的困难性。在官员监督问题上，此前还一度存在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的窘境。
脱离群众使群众无法获得最起码的信息，言行伪善使人们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监督缺失使人们无法获得全面、可靠的信息，由此导致的当事者信息不对称为贪官提供了隐蔽的藏身之地。有效识别“良币”和“劣币”，既要密切联系群众，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又要强化对官员的监督，做到软硬兼施，刚柔相济。
参考文献：
[1]于學强. “小官大贪”现象的深层原因透析[J].领导科学.2012（8）：63-64.
[2]邱炜煌.淘汰官场“逆淘汰”[J].前进论坛.2013（11）：35-36.
[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42.
[4]杨西京.重述格雷欣定律[J].价值工程.2011（25）：292-294.
[5]王宏.伪善论[D].长沙：中南大学，2011.
作者简介：刘达培（1991—），男，籍贯：四川泸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