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人”索罗斯写了一本“善书”，谈论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出路。细节不提，这让我想起康德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里表述过的一种思想：如果历史是有目的的，那么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康德说，历史发展的目的似乎在于通过“竞争”来迫使每一个民族变得茁壮起来，从而整个人类作为地球上最优秀的物种得以延续下去。此处康德十分难得地对“恶”大加赞扬。
　　竞争确实很不让人喜欢，因为在竞争压力下，弱者的处境真的很悲惨也很让人同情；强者则往往以强凌弱，霸气冲天。可是难道我们能避免竞争吗?
　　只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资源是稀缺的，就必定存在着人类相互之间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于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竞争，而在于是按照什么样的准则竞争。市场社会的竞争准则，就理想方式而言，叫做“金钱至上”原则。香港人动不动就问:这里谁话事?意思是谁有权决定这件事情。金钱原则，在英语里就叫做“金钱话事(money talks)”。这当然显得比较庸俗。世界上有高尚的人，有卑鄙的人；有天才，有傻瓜，怎么就非得按照“谁有钱，谁说话”的原则来办事呢?
　　这道理讲起来需要许多书，简单说就是：金钱在市场社会里代表资源所有权(或购买任何资源的权利)，谁有钱谁就有资源所有权。有资源所有权的人不能说话，难道没有资源所有权的人可以说话吗?如果没有资源所有权的人说话反倒压倒了有资源所有权的人，就相当于拿了别人的资源来按照自己的目的配置，这样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怎么可能高呢?
　　典型如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的资源交给领取固定工资的官僚们去经营。 所以对这样效率太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反动”，就是“金钱至上”原则。在经济学家看来，这原则至少比按照权力、种族、性别、美丑、体力、智商等等原则来配置资源要有效率得多。
　　再跳跃一步，我可以声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史就是一部“金钱至上”原则深入人心的历史。所以马克思才会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一个退步。”这导致我这篇随笔的题目“兴盛与危机”。在“金钱至上”的原则里显然已经包含了危机。
　　这危机的缘起必定是在人与人合作(贸易与劳动的分工都是合作的实现方式)时所必须具备的人对人的相互信任当中，可以叫做“信任危机”。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人与人结成的直接的生产关系所蕴涵的信任关系在高度发展的阶段上发生的危机。一家企业资金周转不动，需要借“头寸”的时候，人们对这家企业的信任程度归根结底还是要依赖于他们怎样评价这家企业的真实业绩。在“头寸”问题的背后是“金钱原则”下人们对企业经营者真实还贷能力的评价，也即对直接生产关系的信任问题。但是人群内部的信任关系不仅仅是“金钱的”，而且，或者更主要的是“社会的”。
　　由于篇幅所限，必须再跳跃一次:当金钱关系超出了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能够支持的范围时，对金钱关系的绝对依赖就几乎必定会导致信任的危机。就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为什么难以建立“亚洲货币”?从金钱关系出发，亚洲国家认同“日元”为亚洲货币的基础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关键当然不在金钱原则，而在政治关系——亚洲诸社会之间复杂而不信任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日本民族与亚洲其它民族之间发生过的那些历史情结所造成的信任缺失。
　　索罗斯的处方，若要医治当前金融环境的一时一弊，算得上一家之言。“金钱话事”，他的话自然要当回事。不过若要医治整个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病征，如上所论，在“金钱至上”的原则之外，还不得不有“道德原则”来话事。
　　事实上，所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原本就不是全球一体化的，原本就是“两大阵营”瓦解之后既成的多民族、多文化、带着内在的“文明的冲突”的所谓“世界经济体系”。在更精确的说法里，当前世界是“两大阵营”被两个以上的“阵营”取代的世界，所以要出现索罗斯担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原来没有出现危机，是因为有一个叫做“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而现在出现了危机，恰恰是失去了对立面所造成的必然的结局。资本主义的兴盛，至少在二十世纪，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而言的兴盛；资本主义的危机，则根本上是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原则推广到全球范围时不得不发生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