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种种不重信誉的行为深深为人们所诟病，而如何建立起企业信誉，又成了业界人士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对经济学来讲，关键是依靠什么制度，才能使大家更有积极性来建立好的信誉。
　　首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一方是企业，另一方是投资者。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进行欺骗，特别是在企业发行股票的时候进行欺骗；第二种选择是不欺骗。投资者也有两种选择：投资或不投资。假定企业选择欺骗，投资者选择投资，企业得到100的最大收益，而投资者损失20；如果企业不欺骗，投资者投资，企业得到60，投资者得到20；如果投资者不投资，无论企业诚实也好，欺骗也好，双方都没收益。这实际上是一个博弈，结论是大家合作比不合作好。
　　问题在于如果博弈只进行一次，合作就不会出现。这是因为，给定投资者愿意投资的话，企业的最优选择是欺骗! 为什么？它欺骗得到100，不欺骗得到20，所以欺骗比不欺骗好。
　　预期企业将选择欺骗，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什么呢? 不投资! 所以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惟一的均衡就是企业欺骗、投资者不投资! 这就是“纳什均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每个人都为自己好，追求自己的理性选择，而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困就困在有好的结果，但无法达到。
　　“纳什均衡”这个概念对设计制度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够被执行，那就要看你这个制度是不是一个“纳什均衡”。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在设计制度时，领导人要首先想一想人们会不会自觉地遵守它。如果大家不会自觉地遵守这个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就很难存在下去。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企业会特别看重信誉呢？
　　关键在于博弈是否可以重复许多次地进行。比如投资人说：如果这次你没有骗我，下次你卖我还买；如果我受骗上当了，那我永远也不买了。企业怎么选择呢？如果企业选择诚实，不欺骗人的话，就能获得长期的收益。如果企业选择欺骗的话，只能获得一次性收益。正是由于考虑了未来，才重视声誉，不去欺骗。
　　这可以解释好多现象。比如为什么政府部门、企业、学校，老是强调站好最后一班岗，因为最后一班岗是最没有积极性站好的。个人只有对未来有信心，才会重视声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企业更重视声誉。博弈进行的时候越长，人们就越有积极性去树立好的声誉，不会欺骗。这也与信息的传递有关，假如企业骗别人多次以后才能被发现，企业就更有可能不注重声誉。
　　由于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管制，但政府管制也常常导致企业不注意自己的声誉。比如说，假如没有政府对利率的管理，那么银行搞得越好，信誉越高，吸收存款的成本就可以很低。但是假如政府把所有的利率都管起来了，那么银行有没有好的信誉还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所有人筹资成本都一样，银行就不会有积极性去注意自己的信誉了。
　　同样，由于国家作最终的担保，往往造成了银行不顾及信誉。如果国家不再给银行做担保，储户就特小心了，就要琢磨是往建行存还是往工商银行存，银行就要注重信誉了。
　　中国人的文化传统是言而有信的，但是现在不重视信誉了。为什么呢? 这源于我们的产权制度。要想让人讲信誉，首先必须做到让他明天还存在，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对明天的位子是没有把握的。企业家普遍感到位置不稳。今后他是不是仍然在位，主要不是取决于他干得好坏。现在存在这样的情况：企业干得越好，企业负责人越觉得职位不安全。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干好了，上面还有另一个人要安排，而且你干得这么顺当，困难这么少，他有可能把一个他更喜欢的人派来。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不能确定他明天还在不在这个位子上，所以他就不会重视这个信誉。原因在于政府选人的时候不是按照他干得好坏来确定他去留的。
　　所以说，信誉机制在我们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还很难发挥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在产权制度改革上下功夫。信誉机制存在的基础是产权。当几十年前我们把地契烧掉的时候，我们烧掉的不仅是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还有中国人的道德观。现在人们奇怪为什么“黄世仁”（债权人）害怕“杨白劳”（债务人）。其实一点也不奇怪。难道我们当初闹产权改革不就是为了让“黄世仁”害怕“杨白劳”吗？我们成功了，成功得让我们现在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