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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辩护
文/邓学平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指控念斌犯有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不足，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念斌被当庭无罪释放。至此，这起历经八次审理、十一次开庭，被告人念斌先后四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三次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三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判决，六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的案件，在长达8年的拉锯式审理后终于画上了句点。
结果自然皆大欢喜。念斌重新恢复了人身自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用法槌恢复了正义，而辩护律师们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虽然过程曲折，但念斌案的两位辩护律师还是在案后及时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并认为此案的判决离不开推动公正司法的大氛围，甚至寄望念斌案能成为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标本。
严格来说，念斌案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冤案。这是因为，念斌案此前的死刑判决在程序上并未发生终局性效力。既然死刑判决并未生效，案件尚在法定诉讼程序之中，那么冤案之说自然就无法成立了。念斌案的准确概括应当是：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判决。
如同辩护律师的案后声明所言，念斌案是一次法治的胜利，是一个由众多的良知和坚持汇成的正义判决。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力量得以汇聚？为什么在其他的案件中，这些力量无法汇聚？这个问题不回答，那么念斌案的影响将很难走出个案情境，产生普遍性的效果。
笔者认为有力的辩护是念斌案得以逆转和改判的关键。分析过往那些典型的冤假错案，不难发现，辩护力量的缺位和弱小、辩护意见的不被重视、法律程序的流水线操作，导致法庭在查清事实、审酌定罪等方面的作用被严重虚化和削弱。一旦侦查环节“做成铁案”，最终的有罪判决就很难避免。念斌案曾经上演过多年以来的雷同情节，若不是两位尽职尽责的律师参与，恐怕未必会有如今的结局。念斌案证明，只要有强有力的辩护，只要能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很多冤案、错案原本都可以避免。
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长期以来是一个不被司法机关“待见”的群体。那些勇于坚守、善于较真的律师往往被冠以“死磕”的名号，甚至有人疾呼“不能让死磕派砸乱公检法”。然而刑辩律师没有任何公权力，作用只是帮助当事人“自我防卫”，全部的手段就是事实和法律。因此，刑辩律师在法律框架内的“较真”和“死磕”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益和必要。毕竟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科处刑罚，而在于保障人权、伸张正义。念斌案证明，正义的实现不能靠偏听偏信，控辩双方的平等竞技和对抗更有利于发现和接近真相。
“垃圾工程”是谁的“杰作”
文/叶青
有媒体报道：辽宁正经历63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旱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阜新县2011年至2013年为部分村落打的282口抗旱井，因深度不够、缺乏配套的水泵等成了不出水的“真旱井”。该工程由时任当地发改局副局长李洪志负责，而李洪志已于今年7月17日被检察机关批捕。此外，当地农民还反映：深度要求20米的水井只打10多米，村民要给打井队支付电话费等，刚打好一年多井台已塌了，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没用过……
这个消息包含了太多可解读的内容。这批水利工程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累计投资7500万。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否是“跑部钱进”的成果？我当过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多次公开指出，一些地方“跑部钱进”得来的钱就是“唐僧肉”，除了“打发”用掉的钱，剩下有多少用于“工程”那就凭良心了。只要能够过关，该“工程”实际效用究竟有多少很少有人关心。
至于工程质量方面，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没用过，这让人瞠目。这种“垃圾工程”是谁施工的？谁监理的？这也道出集结在公共工程的某些积弊。有人曾总结出层层转包“N宗罪”：一是承揽方（公司）没有建设资质和能力，拿项目是为了“剥一层皮”。二是承揽方靠关系获取工程项目，发觉利润不高或难做，便转包甩给下家。三是经过几次转承包后，施工单位发觉利润薄，便大量雇用无技术、无资质的临时工施工。四是承揽方本身就是官员亲属或生意伙伴，其承揽工程的公司不施工，而是个专业“发包公司”。此事件中，用水泵还得交钱，村民连打井队电话费都要打点，正印证了克扣的“层级化”规律：打井队处于利益链末端，获利不多，于是只能打小算盘，雁过拔毛。
据了解，抗旱井的牵头单位是当地发改局，而工程竣工后也是由其验收。可如今，对抗旱井的口径、深度及工程质量应执行何种标准，验收时是否达标等问题，参与验收的发改局的农业股和综合股工作人员竟表示“不了解”或“记不清”。这背后的责任漏洞，岂能不查？
当然，涉事发改局副局长李洪志已被捕。现在尚不清楚是否跟工程腐败有关联，但如今旱灾验出工程问题的所在，在对涉事官员追责时显然不能疏忽这点，而且这也是查系统化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口。
看来这批工程是完全废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白废。这时候，责任制、追责制要起作用，估计又会“网”到不少“大鱼”。就眼下看，很多问题指向当地发改系统的责任失守。就此而言，显然应就其从牵头到验收的全过程展开责任查究，不能让国家项目资金被轻易套取、侵占。
电视问政的尴尬
文/ 楠平
前不久，湖南经视《经视问政》节目曝光了衡阳县西渡木材检查站站长和副站长涉嫌执法犯法，违规经销木材。在节目录制现场，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当场决定将二人停职，舆论自然又起热议。
电视问政这事儿，不新鲜，时不时总会有地方上演类似的剧目。地方领导力主创办，相关节目红极一时，往往火药味十足，针对节目曝光的具体民生议题，领导往往当场表态，甚至不惜直接免掉责任人职务。矛盾冲突集中，现场效果好，观众看了解气，一举多得。湖南经视的这期电视问政节目，衡阳市市长也当场决定对执法犯法的两位工作人员先停职，而且会“依法、顶格处理”。
在一个电视节目现场，市长有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这是除了为市长点赞的观众之外，另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疑问。表面合乎程序的决定背后，是否有调查、追责走过场的情况。
电视问政节目所带给社会、民众的冲击，并不仅是这一点点程序上的尴尬。电视问政给人们的观感，源自政府官员与民众围绕社会热点问题的直接对话，“刺耳的问题、主持人的追问和嘉宾的直谏，官员的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会引来嘲笑，回避问题会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确实刺激。但这种电视问政的光鲜背后，却更多是民众常态参与城市治理、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不足与渠道不畅。
事实上，这种真刀真枪的对话、责问，原本可以不仅是电视节目里的“秀一场”，正如一位当地人大官员所言，“对政府行政作为，我们有人大依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有纪检监察、党委政府的督办系统……但这些监督很容易演化成形式主义”。细想，以电视节目的形式直播出来的问政场面，远不及较真的人大有力量，而且电视节目观众遴选的随机性，本无法与常态民意代表机制相提并论。同样的道理，不少地方热衷于组建公咨委、临时性征集民意听证代表，以期达到尊重民意的社会效果，却无心致力于真正激活制度性民意代表机制。如此，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选择，才是电视问政最大的尴尬。
文/邓学平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指控念斌犯有投放危险物质罪的证据不足，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死刑判决，念斌被当庭无罪释放。至此，这起历经八次审理、十一次开庭，被告人念斌先后四次被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三次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三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撤销判决，六次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的案件，在长达8年的拉锯式审理后终于画上了句点。
结果自然皆大欢喜。念斌重新恢复了人身自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用法槌恢复了正义，而辩护律师们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司法的信心。虽然过程曲折，但念斌案的两位辩护律师还是在案后及时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并认为此案的判决离不开推动公正司法的大氛围，甚至寄望念斌案能成为纠正冤假错案的一个标本。
严格来说，念斌案并不能算作是一个冤案。这是因为，念斌案此前的死刑判决在程序上并未发生终局性效力。既然死刑判决并未生效，案件尚在法定诉讼程序之中，那么冤案之说自然就无法成立了。念斌案的准确概括应当是：法院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判决。
如同辩护律师的案后声明所言，念斌案是一次法治的胜利，是一个由众多的良知和坚持汇成的正义判决。但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是什么让这些力量得以汇聚？为什么在其他的案件中，这些力量无法汇聚？这个问题不回答，那么念斌案的影响将很难走出个案情境，产生普遍性的效果。
笔者认为有力的辩护是念斌案得以逆转和改判的关键。分析过往那些典型的冤假错案，不难发现，辩护力量的缺位和弱小、辩护意见的不被重视、法律程序的流水线操作，导致法庭在查清事实、审酌定罪等方面的作用被严重虚化和削弱。一旦侦查环节“做成铁案”，最终的有罪判决就很难避免。念斌案曾经上演过多年以来的雷同情节，若不是两位尽职尽责的律师参与，恐怕未必会有如今的结局。念斌案证明，只要有强有力的辩护，只要能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很多冤案、错案原本都可以避免。
律师特别是刑事辩护律师，长期以来是一个不被司法机关“待见”的群体。那些勇于坚守、善于较真的律师往往被冠以“死磕”的名号，甚至有人疾呼“不能让死磕派砸乱公检法”。然而刑辩律师没有任何公权力，作用只是帮助当事人“自我防卫”，全部的手段就是事实和法律。因此，刑辩律师在法律框架内的“较真”和“死磕”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益和必要。毕竟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科处刑罚，而在于保障人权、伸张正义。念斌案证明，正义的实现不能靠偏听偏信，控辩双方的平等竞技和对抗更有利于发现和接近真相。
“垃圾工程”是谁的“杰作”
文/叶青
有媒体报道：辽宁正经历63年来最严重的干旱，旱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阜新县2011年至2013年为部分村落打的282口抗旱井，因深度不够、缺乏配套的水泵等成了不出水的“真旱井”。该工程由时任当地发改局副局长李洪志负责，而李洪志已于今年7月17日被检察机关批捕。此外，当地农民还反映：深度要求20米的水井只打10多米，村民要给打井队支付电话费等，刚打好一年多井台已塌了，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没用过……
这个消息包含了太多可解读的内容。这批水利工程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累计投资7500万。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否是“跑部钱进”的成果？我当过10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曾多次公开指出，一些地方“跑部钱进”得来的钱就是“唐僧肉”，除了“打发”用掉的钱，剩下有多少用于“工程”那就凭良心了。只要能够过关，该“工程”实际效用究竟有多少很少有人关心。
至于工程质量方面，百多口井打好后基本没用过，这让人瞠目。这种“垃圾工程”是谁施工的？谁监理的？这也道出集结在公共工程的某些积弊。有人曾总结出层层转包“N宗罪”：一是承揽方（公司）没有建设资质和能力，拿项目是为了“剥一层皮”。二是承揽方靠关系获取工程项目，发觉利润不高或难做，便转包甩给下家。三是经过几次转承包后，施工单位发觉利润薄，便大量雇用无技术、无资质的临时工施工。四是承揽方本身就是官员亲属或生意伙伴，其承揽工程的公司不施工，而是个专业“发包公司”。此事件中，用水泵还得交钱，村民连打井队电话费都要打点，正印证了克扣的“层级化”规律：打井队处于利益链末端，获利不多，于是只能打小算盘，雁过拔毛。
据了解，抗旱井的牵头单位是当地发改局，而工程竣工后也是由其验收。可如今，对抗旱井的口径、深度及工程质量应执行何种标准，验收时是否达标等问题，参与验收的发改局的农业股和综合股工作人员竟表示“不了解”或“记不清”。这背后的责任漏洞，岂能不查？
当然，涉事发改局副局长李洪志已被捕。现在尚不清楚是否跟工程腐败有关联，但如今旱灾验出工程问题的所在，在对涉事官员追责时显然不能疏忽这点，而且这也是查系统化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口。
看来这批工程是完全废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白废。这时候，责任制、追责制要起作用，估计又会“网”到不少“大鱼”。就眼下看，很多问题指向当地发改系统的责任失守。就此而言，显然应就其从牵头到验收的全过程展开责任查究，不能让国家项目资金被轻易套取、侵占。
电视问政的尴尬
文/ 楠平
前不久，湖南经视《经视问政》节目曝光了衡阳县西渡木材检查站站长和副站长涉嫌执法犯法，违规经销木材。在节目录制现场，衡阳市市长周海兵当场决定将二人停职，舆论自然又起热议。
电视问政这事儿，不新鲜，时不时总会有地方上演类似的剧目。地方领导力主创办，相关节目红极一时，往往火药味十足，针对节目曝光的具体民生议题，领导往往当场表态，甚至不惜直接免掉责任人职务。矛盾冲突集中，现场效果好，观众看了解气，一举多得。湖南经视的这期电视问政节目，衡阳市市长也当场决定对执法犯法的两位工作人员先停职，而且会“依法、顶格处理”。
在一个电视节目现场，市长有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这是除了为市长点赞的观众之外，另一种非常有代表性的疑问。表面合乎程序的决定背后，是否有调查、追责走过场的情况。
电视问政节目所带给社会、民众的冲击，并不仅是这一点点程序上的尴尬。电视问政给人们的观感，源自政府官员与民众围绕社会热点问题的直接对话，“刺耳的问题、主持人的追问和嘉宾的直谏，官员的紧张尴尬写在脸上，语无伦次会引来嘲笑，回避问题会招致不满，并通过直播被无限放大”，确实刺激。但这种电视问政的光鲜背后，却更多是民众常态参与城市治理、表达权利诉求的机会不足与渠道不畅。
事实上，这种真刀真枪的对话、责问，原本可以不仅是电视节目里的“秀一场”，正如一位当地人大官员所言，“对政府行政作为，我们有人大依法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有纪检监察、党委政府的督办系统……但这些监督很容易演化成形式主义”。细想，以电视节目的形式直播出来的问政场面，远不及较真的人大有力量，而且电视节目观众遴选的随机性，本无法与常态民意代表机制相提并论。同样的道理，不少地方热衷于组建公咨委、临时性征集民意听证代表，以期达到尊重民意的社会效果，却无心致力于真正激活制度性民意代表机制。如此，大路不走走小路的选择，才是电视问政最大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