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一个响器，都渴望发出自己最‘惊心动魄’的声音，而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响器。”刘庆邦掷地有声。
　　这是一位拿作品说话的诚实的劳动者。
　　刘庆邦说，作家应该诚实劳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写作态度上，应该更加严谨和踏实，不能采取投机取巧的方式；其次是在精神人格方面，要提高对自己个人修为的要求，一位作家首先要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写出弘扬真善美的作品来；最后是在心态方面，不能一味迎合市场，迎合某些人的低级趣味，而应该担当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
　　写作者都是文学劳动者
　　我的处女作是一篇短篇小说，1972年当矿工时写的。写完放了6年，到1978年才得以在《郑州文艺》上发表。之后我的小说在《北京文学》《人民文学》《十月》《上海文学》《青年文学》《作家》《山花》等杂志上发的多一些，我几乎每年都要给这些杂志各一两篇小说。文学期刊对作家的成长是重要的，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发祥地”。我呢，我是从《北京文学》走出来的。他们的编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每一茬编者都很抬举我。刘恒最先向我约稿，他鼓励我放开写，向《北京文学》“重炮猛轰”。林斤澜当了主编后，专门约我谈了半天，要我接二连三给《北京文学》写稿，写一篇，他给发一篇。我给章德宁寄短篇小说，她给我打电话说：稿子收到了，我刚看了一半。我舍不得一下子看完。他们当编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给作者自信。
　　当记者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它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创作素材，主要在于让我打开了眼界，开阔了胸襟，看到了差别。比如说，我当矿工时，看到的是井口那么大的一块天。当了记者，我跑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看世界就稍稍站得高一些，就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还有，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让我懂得写新闻和写小说不是一个路数，可说是两个脑子值班，不可混为一谈。
　　现在写中短篇小说的作者都是文学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好比井下生产一线的采煤工和掘进工一样。我不甘心过早地退出生产一线，还在坚持写中短篇小说。我主张细水长流，持续写作。这需要有几个条件：必须始终保持对写作的热爱；以劳动的观点对待写作；以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也就是平常心；保持对生活的好奇、敏感和激情；还得有一个不错的身体。其实我的写作还是有阶段性的，在1985年《走窑汉》发表之前，我的作品过于写实，虽然也发表了一二十万字的小说，中篇小说《在深处》还得过奖，但影响不大。从《走窑汉》开始，我比较注意虚构，注意发挥想象的力量。
　　我尊重同行的创新、求变和探索。但文学不能赶时尚，时尚都是肥皂泡泡，炫目得很，也易碎得很，我们永远赶不上。生活在不断变化，不断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感受，我们应予以关注。但变中有不变，文学也应该关注那些不变的东西。世界上有两样最美的东西，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也就是阳光和月光。它们没有变，却始终是我们人类的审美对象。文学创作不是新闻写作，两者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小说与新闻一定要拉开距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提法很好，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对“三贴近”的理解要有所延伸，还要贴近人物，贴近心灵，贴近艺术。这些道理谁都懂，就不展开说了。
　　越写越疼痛
　　我不喜欢轻飘飘的东西。我们的历史是沉重的，现实是沉重的，作家的心也是沉重的。一个诚实的劳动者不知不觉就写出了沉重的东西，这没办法。拿中篇小说《卧底》来说，一个记者本应代表社会的良心，以揭露丑恶和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可不法小窑主请记者喝了一顿酒，许给记者几千块钱，就把记者给收买了，记者很快就站到了作恶多端的小窑主的立场上，答应为小窑主评功摆好。这是没有信仰的结果。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没有了可信的，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什么怕头儿，是最可怕的。作家有责任指出这一点，以唤起人们的良知和敬畏之心。
　　李洁非是我所敬重的评论家之一，他不写评论是不写，一旦评论一件作品，就看得准，看得深。他注意到我写《哑炮》时的笔墨情趣和汉语小说诗学，真的让我欣喜。因为我一直追求语言的味道，追求诗意化的写作。这一点别人没怎么谈到过，洁非一下子说到我心里去了。比起前面说到的沉重的写作，我更愿意写美的东西，诗性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敢于承认小说是闲书，写小说的人是闲人，进入写作状态时要有闲心。现在的人，人心都很乱，很忙，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开自己，很难静下心来。如果作家没有等闲之心，没有闲情逸致，就进入不了自己的内心世界。读者读小说时，也要有一颗闲心。
　　我重视小说的结尾，结尾是小说演进的方向，也是目标所在。一篇小说是否完整，是否完美，是否有所升华，往往在结尾体现出来。李敬泽说他在《哑炮》小说的结尾处看到生命的软弱，灵魂的软弱，我认同他的看法。我在别的地方说过，作家写小说，从来都不是坚强的表现，而是脆弱的表现；从来都不是喜悦的表现，而是痛心的表现。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尽头，他在心里为人类痛哭，也为自己痛哭。他想通过写作安慰一下自己，减少一点疼痛。谁知相反，越写越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