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跤子的。”这句话尤其值得管理“一带一路”及其他跨文化、跨知识领域项目的人们的重视。
　　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是做成事情的基本法则，与《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异曲同工之妙。每个人的认知都有局限性，这是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由来，也是成功管理项目面临的最大风险。项目的本质是跨界的相关方之间的协作，这些“界”中最难跨越的是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潜规则，是千百年来人本能性遵守的习惯势力。尽管文化的产生有其特定条件，但即使条件已经不存在了，长期积攒起来的文化也不会轻易改变。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没有到过坦桑尼亚的中国人很难想象鸡蛋黄会是白色的，初到保加利亚的人也会被他们点头反对、摇头赞成的习惯搞蒙。即便是在中国，婚丧嫁娶的习俗也各地不同。仅根据自己所处文化范畴的价值判断而推及他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与来自不同文化下的人打交道时，常常会产生“好心没好报”的误解。
　　入乡随俗是国际交往中一条重要的利益规则，但是，如果不能移风易俗就很难实现项目成果。所有的项目都带有某种程度的创新，完全依靠以往的习惯开展工作是很难成功达到项目目标的。换句话说，项目管理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打破相关方的各自习惯并建立一种共同遵守的新规则。如果项目相关方都抱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肯定达不成这个目的，抱着“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的态度也过于理想化，因为改变别人不易，改变自己也不易。此外，项目的工期紧，而改变习惯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急中风遇到慢郎中”的情况也是“一带一路”项目存在较高失败率的原因。
　　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世界是不行的。要想取得“一带一路”项目的成功，需要发扬长征精神，深入了解和理解当地相关方，在结合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础上共同创新从而建立在各异文化包容之内的共同遵守的规制关系。这是“一带一路”项目治理者的责任。
　　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是辩证文化，中国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庸。所谓辩证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抓主要矛盾、坚持因地制宜和处理好内外因的对立统一；所谓中庸则是在坚持底线的前提下找到盡量照顾到各个相关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是创造性地在表面的对立中找到双赢和统一的第三条路线，是利用空间和时间、虚拟和现实之间转换而产生的非线性可行策略。
　　中资企业走出去是容易的，但要融入当地、相互协作、生根成长则不易。《金刚经》有云：“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当我们放弃自我执念，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放弃自我执念在于文化自信，只有足够的自信才能不迷失自我，也才能有包容之心和创造之行。这是成功管理一带一路项目的基本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