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管制出租车行业始于1994年，这是出租车行业发展的一个拐点。此前的两三年里，城市居民普遍反映“坐车难坐出租车更难”，再加上南巡讲话中谈及“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使政府不仅放开出租车市场，还鼓励个人和企业进入出租车行业。
　　一方面有政策鼓励，另一方面有丰厚的利润，导致出租车数量一时急剧膨胀，市场竞争饱和充分。而到1994年前后，各地开始整顿出租车行业，从此出租车业进入政府高调管制时期。
　　北京出租车业1992年的市场大开放也是这个阶段的产物。政府一旦放松对民间投资出租车公司的身份限制，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便使出租车业迅速告别了短缺。这次开放潮过后，北京市“乘车难”问题、公共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只有几家国营出租车企业的问题一举得到解决。
　　1991年，北京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出租车的数量只有广州的60%，出租车在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分布量不及广州的1/4。1992年北京市政府确定了“符合条件就批，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发展方针。
　　在实际申办过程中，当时的出租车管理机关—北京市出租车管理局—将条件放得相当宽。例如，就申办条件而言，出租车停车占地问题是制约许多人开办企业的大难题，能贷到款的人未必能找到停车场地。于是，在大发展政策和“简化手续”原则下，审批机关把实地勘察简化为看批件和合同，这就大大减低了申办难度，毕竟搞到一纸证明占有土地的“批件”或“合同”比实际占有土地容易地多，成本也低廉得多。
　　1992年下半年至1993年上半年，北京出租车业形成了全民办出租车的热潮，街道、学校、民间社团等所有能称上单位的实体，以及能挂靠到单位名下的个人，纷纷申办出租车企业，出租汽车管理局整日门庭若市。截止到1993年底，北京出租车公司已达1883家，比1991年的354家增加了近5倍，运营车辆达1.6万辆，比1991年增加了近60%。
　　然而，由于担心出租车过剩将导致无序竞争。1993年3月开始，政府通过总量控制停止批准新的出租车经营者，对经营指标采取了最极端的限量。随后几年间，出租车服务质量问题丛生，拒载、“宰客”屡禁不止，经营指标交易市场出现乱局，政府又决定进一步加强管制，把管制政策由指标限量延伸至企业内部管理。
　　那么，服务质量劣化和指标交易扭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有人质问：如果不是政府禁止设立新企业以使现有企业坐享行业垄断的绝对利润，以及制定统一租价消除了企业之间竞争的可能性，出租车经营者可能漠视服务质量、随意拒载和“宰客”吗？如果不是政府在几年内坚持限量管制，经营指标又怎能成为稀缺商品，从而身价倍增呢？
　　在改革开放逐渐放松管制的宏观形势之下，出租车行业成为少见的管制逐步加强的异类。开放之后的严格管制让出租车行业非常敏感，屡屡酿成蕴含多种冲突苗头的出租车事件。
　　合理的管制不可或缺，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社会诸方力量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广泛的利益冲突和一定程度的失范和无序。
　　但抛弃严格的管控，选择适当的放开，是否真的会让市场失灵呢？社会转型期的很多课题往往难以一言以蔽之。不管怎样，灭掉自由竞争、实行“集权化”管制，正在使这个行业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速度放慢，面对这个不争的现实，政府在后续的决策中，是否应为企业自由和市场竞争开辟更多的制度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