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热河日记》记录了朝鲜李朝正祖时期文学家朴趾源使行中国的见闻，对清代文坛风貌有着来自异域之眼的客观审视。清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绝对君主专制，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文人秉持着噤若寒蝉的心态，如履薄冰般小心翼翼地立言立行立身，举步维艰地著述学问。本论以《热河日记》为出发点，放眼乾隆时期的清代文坛，分析文字狱、八股取士等高压政策下文学生存的现状和途径，以及在文化高压政策下衍生的游幕之风对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 《热河日记》;文字狱;文人心态;游幕之风;文学风貌
　　【中图分类号】I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16-02
　　一、清代噤若寒蝉的文人心态
　　清朝是文字狱发展最严酷的朝代，乾隆时期达到顶峰，文人著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噤若寒蝉，一防己出言不逊以身犯禁，一防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在《鹄汀笔谈》一章中，朴趾源题诗“不需人间费膏烛，双悬日月照乾坤。”王鹄汀当即摇手示意，墨抹“双悬日月”，清朝讳“明”字，日月同书即为明。
　　鹄汀曰：“比岁禁书，该有三百余种，并是他君主顾厨。”余曰：“禁书何若是伙也？总是崔浩谤史否？”鹄汀曰：“皆迂儒曲学。”余问禁书题目，鹄汀书亭林、西河、牧斋等集数十种，随即裂之。余曰：“永乐时，搜访天下群书为《永乐大全（典）》等书，赚人头白无暇闲笔。今《集成》等书，并是此意否？”鹄汀忙手涂抹曰：“本朝右文，度越百王，不入《四库》，顾为无用。”
　　这段朴趾源与王鹄汀谈论禁书问题。王鹄汀一味地掩饰《四库全书》赚人白头的真实目的，突出了面对这样避讳的问题王鹄汀内心的惶恐和不安。而王鹄汀的举动同样也是当时文人心理状态的直观投射，清代文人处于文字狱的高压政策下，心态噤若寒蝉，这是受当时特定时代的影响形成的。清朝实行八股取士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考取功名的难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责八股时文取士制度：“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八股取士的严苛，文人十余年寒窗苦读得不到政治上的认可与回应，文人不平则鸣，常常将个人抱负与文化情怀寄寓在文学创作之中。《四库全书》是一部鸿篇巨制，然而其中增订与删改都具有清朝的时代局限，选进四库馆的文人终其一生都在从事文献的整理、研究、编纂工作，没有精力和时间从事个人创作，可以说是文学界的巨大损失。《四库全书》的编纂耗尽了文人毕生的精力，使得汉族文人没有时间去煽扬朋党，没有精力去思考华夷之辩，没有能力去反清复明。这恰好达到了清朝政权统治者预期的目的，依靠图书编纂工作限制汉族文人的行动钳制其言论。清朝大举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影响就是考据之风盛行，文人潜心埋头于故纸堆，尊唐与宗宋复古文风蔚为壮观，文学状态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清朝推行文化高压政策以束缚和制约汉族文人的思想和行为，实行八股取士政策加大科举做官的难度限制文人才能，下令编纂大型四库全书消磨其时间和精力，实行文字狱消除异己言论和文论。
　　面对清朝政权这些举措，朴趾源发表了自己的议论和看法：“非秦之坑杀而干没于校讎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呜呼！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所谓购书之祸甚于焚书也，正指此也。”朴趾源认为清朝皇帝下令修纂《四库全书》其危害可以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危害相提并论，限制和扼杀了文学的自由发展，不利于文化的繁荣。清朝政权的统治之道弊端重重，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很大的弊端，文化专制造成乾嘉汉学考据学风，限制了文人的主观发挥，出现文学滞化现象，形成盛世下虚假的繁荣景象。
　　二、文庙的破落和文士的凋零
　　满族是骑射民族，注重武功而轻视文治。乾隆皇帝时期推行“国语骑射”政策，即规定满族语为国语，视骑射为立国之本。在这样的国策之下，人们热衷于学习国语骑射而忽略传统汉族士人安身立命的儒家礼法，导致百姓不敬孔子不祭孔庙的现象，造成文士凋零文庙破败的凄凉景象。文庙最早是祭祀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地方，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祭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古圣先贤，学习和弘扬儒家文化的场所，具有祭祀、祈福、教化的功能于一身。
　　乾隆四十八年，李田秀使行盛京，对沈阳孔庙做了如下描述：
　　“庙在德盛门内东边城底……历观阶下有一碑，字蚀不堪读，即康照年间所立……而位置错杂，凳桌猥亵，伯程子之名误书而付红纸签，勉斋之名书以输字，其他可知也……大抵丹雘之事，虽无减皇官，而亦是为皇帝驾幸故新设也。其他尊敬崇奉之意，百不及于关祠佛宇，慨叹叹可胜言哉！还出西夹门，入明伦堂，堂不过数楹，极隘陋。”
　　李田秀于1783年使行清代盛京，所见文庙破败的景象与朴趾源所见相近。文庙是中华文化的传承之地，庄严肃穆、宏伟神圣，然而在神州陆沉之后，满族统治者取代汉家天子的皇权之后，儒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受到动摇，班禅佛教大于儒教，乾隆皇帝以金屋礼遇班禅;关帝崇拜大于孔子崇拜，人们去关帝庙求好运求财求子，关帝信仰出现泛化和异化倾向;而文庙呈现出一片惨不忍睹的荒凉破败场面，中华传统的儒家文化得不到应有的尊崇，这是谨遵儒家礼法的朝鲜使臣所不愿看到的景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国家政策上对文治的轻视。
　　《热河日记》中记载：“夕照寺无一僧居住，皆闽越中落第秀才，无资不能归，多留此中，相与著书刻板以资生。时居共三十一人，为人赁书，朝出未还，寂无一人。”这一段形象地描写了梦想依靠读书求仕的文人梦想破灭后的悲凉处境，家遥路远，无资难返，寓居于寺庙，做着“著书刻板”等工作惶惶终日，食难果腹，而且这样的落魄文人此处有“三十一人”，足可见文士的凋零。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尊崇程朱理学，大力提倡朱子學说。统治者为推行朱子学说找到各种看似合理的解释，而真实的目的却并非单纯地仰慕朱子文章。 　　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说：“呜呼，彼岂真识朱子之学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阳浮慕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何以知其然也。朱子尊中国而攘夷狄，则皇帝尝着论而斥宋高宗不识春秋之义，讨秦桧主和之罪，朱子集注书。则皇帝集天下之士，征海内之书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率天下而群唱之曰，此紫阳之序言，而考亭之遗旨也。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项而抚其背。”传统的孔孟之道受到轻视，清朝尊朱子礼法只是为了笼络汉族文人，因为彼时汉族文士处境艰難。“在封建时代，读书仕进是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基本途径，读书仕进之途的不显或中断就成为文学文化家族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文人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难以实现，入仕无门，在穷与达、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现实与梦想之间徘徊挣扎。在这样的文化高压政策下清代文人心灵压抑，受到严重创伤，保守复古思想充斥文坛，文士在作品中抗争。
　　三、游幕之风对文学的影响
　　清代高压的文化政策抑制了文学的发展，文人在严苛的科举考试中壮志难酬，幕府成了文人施展才华的第二舞台。清代幕府兴盛，幕府为文人提供了暂时的容身之处和大量阅读藏书资料的机会以及文章出名的可能性，大量落第文人投靠幕府，缓解了十年寒窗不得施展才华的文人同科举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热河日记》中，朴趾源描写了游幕文士远离家乡，投身幕府的情况。表现当时游幕蔚然成风，并且成为文学生存的重要途径之一。游幕使得清代读书人大量产生，促进了文学的兴盛，导致文人逐渐平民化。国家推行“稽古右文”“以文教佐太平”等文化政策，促进了幕府的兴盛。而幕府的兴盛刺激了幕府对下层文人的招纳，刺激和丰富了文学创作。“乾嘉文人幕府对下层文人的招纳壮大了文坛的队伍，幕府的雅集、出游和诗等活动几乎成了常态，这刺激了各地的文学创作。”游幕，指离乡为他人做幕宾、幕僚，文人或出于落第或出于穷的原因，外出投奔幕府，甚至终其一生。游幕的经历丰富了文人创作，成为文学生存和发展的独特形式，尽管游幕不利于政治统一，但是却极大程度上促进文学兴盛，乾嘉幕府推动了汉学的兴盛。“总的来说，文人游幕，从宏观角度上说，对清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起到了引导、培育、刺激的作用，从个体角度上说，游幕生活也不断提升了文人的素养和精神境界。”文人壮大了幕府的规模，而幕府也使得文人素养得到提升。在高压文化政策和仕途无门的窘境下，游学游宦投身幕府成了读书人的不二选择，他们在幕府积极投身文学创作，立言立说，从而使得清代文坛欣欣向荣。
　　四、结语
　　清代文学不像唐诗宋词元曲一样在一个领域一枝独秀，清代文学有其特殊性，各个领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具有一定的曲折性，经历了清代文字狱、八股取士、官修四库全书等高压文化政策后文人的心理和文学生存的方式和途径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催生了文人游幕之风，进而使得文学以不同形态再度呈现欣欣向荣的盛况。《热河日记》对清代乾隆时期文学有着来自异域之眼的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观照和认知，不受当时政治制度的局限，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了清代乾隆时期的整体文学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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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赵庆，女，汉族，长春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明清及近代文学。
　　姚晓娟，女，汉族，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导师，主要从事域外汉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