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回首21世纪的头9年，最有影响的国际大事莫过于2001年的美国9·11事件，这起恐怖袭击与其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西班牙马德里3·11火车连环大爆炸、英国伦敦7·7公交系统连环大爆炸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直接导致美国的历史、文化裂变为所谓的“前9·11”时代与“后9·11”时代，恐怖袭击与反恐战争也因此成了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如果我们对9·11事件后的英美两国文学做一考察，便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小说追踪这一时代大事的步伐不仅远远落后于各色传媒，也跟不上其它文学门类。
2001年9月11日，几乎就在第一架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北楼的同时，电视记者便已将画面传到了全球亿万观众的眼前，其他传媒记者亦步亦趋，通过铺天盖地的影像、文字和声音，把这场恐怖主义的劫难演绎为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可怕经历和记忆。此后，文艺工作者也创作出大量的音乐、诗歌、戏剧、纪录片和非小说作品，有不少已被视为探讨9·11及相关题材的标志性作品，比如摇滚大碟《跃升》（2002）、田园体短诗《恐怖之后》（2002）和诗集《减法的艺术》（2004）、戏剧《近期的悲剧事件》（2002）、纪录片《华氏911》（2004）以及新闻体作品《幽灵战争》（2004）、《杀手之门》（2005）、《惨败》（2006）等。但在小说领域，情况却大相径庭。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严肃小说几乎处于沉默无语的状态；根据《美国在版书目》的统计，截止9·11事件6周年之际，相关题材的非小说作品多达1036部，严肃小说却只有30部，而且没有一部登上了小说畅销榜，唯一的例外便是两部约略涉及恐怖主义的通俗小说：排名第三的浪漫爱情小说《亲爱的约翰》（2006）以及紧随其后的惊悚小说《野火》（2006）。难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今日美国》等英美主要媒体频频发问：“小说家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最好的9·11小说在哪里？”“小说有能力应对9·11吗？”
其实小说家们也在扪心自问。面对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暴力，英美两国的许多小说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小说的价值及其对认识时事局势的作用，甚至经历了一个阶段的自省和自憎。譬如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便说：“我对虚构的人物一度感到腻味。我希望被告知这个世界的一切。”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V·S·奈保尔干脆断言，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只有非小说才能捕获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形势。两位著名作家的“小说无用论”实际上承袭了长期以来有关媒体时代、读图时代文学之功用的争论，只是9·11事件的爆发加剧了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地位的怀疑。最为偏激的观点当属《书评记者》网站：小说比不上“占据我们记忆中的视觉影像，我们没有必要就这起事件创作故事，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足够多的故事。”然而，即便小说在“后9·11”时代已经失去了文化支柱的地位，也并不妨碍它站在文化的边缘继续发挥一定的愉悦、认知、道德和社会功能。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小说的相对滞后有多种原因。一、作为虚构和想象的艺术，小说的问世需要时间的打磨，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夏皮罗所言：“一些艺术形式……适于对9·11这样的事件做出直觉性的反应，但小说这样做是不够的。小说家必须讲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故事，一个令亲身经历过这起事件、知道真实情形的读者感到满意的故事。它不能仅仅是对事件的详细叙述。”何时将9·11事件及类似题材纳入严肃小说的创作最为适宜，对此并无定规，但就文学史上的先例来看，往往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多年之后，最好的以其为中心内容的小说才会出现。《西线无战事》出版时，一战已经结束1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面世距离二战已经16年；而关于越战的杰作《负荷》和《烟树》迟至1990年和2007年才问世。二、时段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不同。有评论指出，重大事件发生后，读者最想知道的是“发生了什么？当初能够避免吗？”非小说作品往往能够提供满意的答案，等到他们开始询问“这起事件如何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记忆的方式？”小说才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9·11事件后至今，读者爱读非小说作品的原因之一。再者，许多新闻体作品借鉴了以往小说中才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其引人入胜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学作品。三、迟至今天，很多人对9·11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的情感层面，并未对这一事件获得清晰透彻的认知。小说家也是凡人，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时事问题进行消化、反刍和新陈代谢。年青的美国小说家菲利普·比尔德便坦率承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差不多处于僵滞的状态，不知道在这种事件都能发生的世界里，我们该写些什么。”很多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至今不敢涉足9·11，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认知存在错误，或不够完整，难免导致错误的或不完美的再现，写出蹩脚的作品。
尽管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仍有几十位功成名就或初出茅庐的小说家铤而走险。在已经面世的小说中，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几乎赢得了清一色的称赞，一举荣获2005年英国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还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迄今出版的最强有力的后9·11小说之一”。小说的故事发生在9·11之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即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伦敦爆发了反对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样的氛围中，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开始了一天的正常生活。但与往常不同的是，由于游行示威导致交通管制，他在开车去壁球俱乐部的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一起交通小事故，被一个叫巴克斯特的街头小混混缠上，后者甚至找上门来，差点毁掉他的幸福生活。如果说佩罗恩代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科学与理性，巴克斯特则是他的反面：社会最底层、邪恶与非理性。通过两者的冲突，小说探讨了阶级差异、人的死亡与道义责任等主题，展现出威胁人类世界的暴力与非理性力量——大到恐怖主义，小到与巴克斯特的街头偶遇。小说对9·11事件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和恐惧做了入木三分的细节描绘。比如，佩罗恩一大早醒来，无意中瞅见一架燃烧的飞机朝希思罗机场呼啸而去，立即想到了9·11的场景，以为英国正在遭到恐怖袭击，他马上打开电视，才知是误会。整部小说采用佩罗恩一个人的叙述视角，将他从乐观到怀疑及至恐惧的心理变化刻画得淋漓尽致，并借助一以贯之的现在时态，暗示后9·11时期的恐惧和焦虑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也许永远不会消失。《星期六》也是麦克尤恩最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佩罗恩的生活状态与他几乎一致。对此他解释说，由于9·11的影响，他想尝试不借助虚构来写小说，想营造一种纪录片的氛围，恰到好处地表现出21世纪初叶那种迷惑与茫然的感觉。
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出奇地吵，出奇地近》（2005）也是一部广受赞誉的后9·11小说。主人公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奥斯卡·谢尔，9·11事件爆发时，他的父亲正在纽约世贸大厦里开会，在大厦倒塌之前，被困住的父亲给家里的电话留言机留言5次，一次比一次悲观，奥斯卡当时正在家里，因为懒得接听电话，错过了与父亲最后时刻的交流。事后，满怀内疚的奥斯卡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布莱克”的名字，里面装着一把钥匙。于是他按照电话簿上的顺序，不知疲倦地满城寻找，试图从216个布莱克中找出钥匙的主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忍受着失眠和恐惧、无助等情绪的折磨，努力走出封闭的自我，与众多陌生的布莱克沟通交流。如果说《星期六》映射出9·11事件后整个西方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焦虑，福尔的小说更为关注人们对9·11事件的即时反应：“先是震惊……随后是愤怒……关于9·11的各种话语中缺少这个情感的故事。描绘这幅情感的画面是小说家的工作。”福尔采用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表现方式，透过奥斯卡的个人小悲剧，传达出9·11这起大悲剧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冲击，如他自己所言：“有时候你说的是自己的心声，同时也道出了别人的心声。”与《星期六》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相比，福尔的小说呈现出形式自由、不拘一格的特点，里面既有空白页和一行字的页码，还有除数字和大量图片之外别无它物的页码，甚至还有一系列经过处理的照片，看上去像是一具从世贸中心顶楼坠落的尸体。这些手法看似花哨，实则真实地再现出了9·11事件所造成的无法言说的损失和创痛。
广受好评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作品落得个毁誉参半的下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2006）。该书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青年如何变成一个恐怖分子的过程：艾哈迈德·阿什马威·姆罗伊是新泽西州一名18岁的中学生，父亲原籍埃及，在他3岁时离家出走，母亲是爱尔兰裔美国人，靠着微薄的收入把他拉扯大。由于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贫穷和缺少爱的单亲家庭，姆罗伊性格孤僻，与社会格格不入，尤其憎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清真寺阿訇赛克赫·拉希德的影响下，姆罗伊开始信仰伊斯兰教，2004年夏天高中毕业之际，他考取驾驶执照，在黎巴嫩家具商查里·赫哈布手下当起了司机，并被慢慢地诱导成了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最终心甘情愿地充当人肉炸弹，开着满车的炸药试图炸毁林肯隧道。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厄普代克说：“我一直想了解那些‘人体炸弹’的内心世界……我的视角稍显与众不同，我想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认识恐怖袭击事件，我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值得同情的恐怖分子形象。”《恐怖分子》的确是不多的几部直接关注恐怖分子的后9·11小说之一，迎合了很多美国读者对恐怖分子既畏惧又好奇的心理，因而一度十分畅销，但读过之后，人们往往感到失望，不仅因为人物的语言和女性人物的刻画给人不真实的感觉，更因为厄普代克对人体炸弹的描绘与其说是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了解，不如说是他的想象和杜撰。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后9·11小说大多跳过9·11事件本身，重点描绘事件造成的冲击和后果，而且多把关注的对象锁定为受害者，而非恐怖分子。由此不难看出，就对9·11事件和作为异己的恐怖分子的认知而言，英美小说家仍未取得质的突破。同时，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将成为英美小说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也许是永远难以忽视的主题。如美国小说家杰伊·麦金纳尼所言，假以时日，终究会出现一两本、两三本最好的小说，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对9·11事件的认知，恰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直到今天，读者一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便会想起这本书。
2001年9月11日，几乎就在第一架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北楼的同时，电视记者便已将画面传到了全球亿万观众的眼前，其他传媒记者亦步亦趋，通过铺天盖地的影像、文字和声音，把这场恐怖主义的劫难演绎为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可怕经历和记忆。此后，文艺工作者也创作出大量的音乐、诗歌、戏剧、纪录片和非小说作品，有不少已被视为探讨9·11及相关题材的标志性作品，比如摇滚大碟《跃升》（2002）、田园体短诗《恐怖之后》（2002）和诗集《减法的艺术》（2004）、戏剧《近期的悲剧事件》（2002）、纪录片《华氏911》（2004）以及新闻体作品《幽灵战争》（2004）、《杀手之门》（2005）、《惨败》（2006）等。但在小说领域，情况却大相径庭。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严肃小说几乎处于沉默无语的状态；根据《美国在版书目》的统计，截止9·11事件6周年之际，相关题材的非小说作品多达1036部，严肃小说却只有30部，而且没有一部登上了小说畅销榜，唯一的例外便是两部约略涉及恐怖主义的通俗小说：排名第三的浪漫爱情小说《亲爱的约翰》（2006）以及紧随其后的惊悚小说《野火》（2006）。难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今日美国》等英美主要媒体频频发问：“小说家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最好的9·11小说在哪里？”“小说有能力应对9·11吗？”
其实小说家们也在扪心自问。面对9·11这样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暴力，英美两国的许多小说家都开始重新思考小说的价值及其对认识时事局势的作用，甚至经历了一个阶段的自省和自憎。譬如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便说：“我对虚构的人物一度感到腻味。我希望被告知这个世界的一切。”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V·S·奈保尔干脆断言，小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只有非小说才能捕获当今世界的复杂性，尤其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形势。两位著名作家的“小说无用论”实际上承袭了长期以来有关媒体时代、读图时代文学之功用的争论，只是9·11事件的爆发加剧了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地位的怀疑。最为偏激的观点当属《书评记者》网站：小说比不上“占据我们记忆中的视觉影像，我们没有必要就这起事件创作故事，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足够多的故事。”然而，即便小说在“后9·11”时代已经失去了文化支柱的地位，也并不妨碍它站在文化的边缘继续发挥一定的愉悦、认知、道德和社会功能。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小说的相对滞后有多种原因。一、作为虚构和想象的艺术，小说的问世需要时间的打磨，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夏皮罗所言：“一些艺术形式……适于对9·11这样的事件做出直觉性的反应，但小说这样做是不够的。小说家必须讲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故事，一个令亲身经历过这起事件、知道真实情形的读者感到满意的故事。它不能仅仅是对事件的详细叙述。”何时将9·11事件及类似题材纳入严肃小说的创作最为适宜，对此并无定规，但就文学史上的先例来看，往往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多年之后，最好的以其为中心内容的小说才会出现。《西线无战事》出版时，一战已经结束11年；《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面世距离二战已经16年；而关于越战的杰作《负荷》和《烟树》迟至1990年和2007年才问世。二、时段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也不同。有评论指出，重大事件发生后，读者最想知道的是“发生了什么？当初能够避免吗？”非小说作品往往能够提供满意的答案，等到他们开始询问“这起事件如何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记忆的方式？”小说才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9·11事件后至今，读者爱读非小说作品的原因之一。再者，许多新闻体作品借鉴了以往小说中才有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刻画，其引人入胜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学作品。三、迟至今天，很多人对9·11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个人和集体意识中的情感层面，并未对这一事件获得清晰透彻的认知。小说家也是凡人，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时事问题进行消化、反刍和新陈代谢。年青的美国小说家菲利普·比尔德便坦率承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差不多处于僵滞的状态，不知道在这种事件都能发生的世界里，我们该写些什么。”很多大名鼎鼎的小说家至今不敢涉足9·11，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认知存在错误，或不够完整，难免导致错误的或不完美的再现，写出蹩脚的作品。
尽管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仍有几十位功成名就或初出茅庐的小说家铤而走险。在已经面世的小说中，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几乎赢得了清一色的称赞，一举荣获2005年英国的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还被《纽约时报书评》称为“迄今出版的最强有力的后9·11小说之一”。小说的故事发生在9·11之后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即2003年2月15日星期六，伦敦爆发了反对英美联军入侵伊拉克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这样的氛围中，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神经外科医生亨利·佩罗恩开始了一天的正常生活。但与往常不同的是，由于游行示威导致交通管制，他在开车去壁球俱乐部的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一起交通小事故，被一个叫巴克斯特的街头小混混缠上，后者甚至找上门来，差点毁掉他的幸福生活。如果说佩罗恩代表英国社会的中上阶层、科学与理性，巴克斯特则是他的反面：社会最底层、邪恶与非理性。通过两者的冲突，小说探讨了阶级差异、人的死亡与道义责任等主题，展现出威胁人类世界的暴力与非理性力量——大到恐怖主义，小到与巴克斯特的街头偶遇。小说对9·11事件后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焦虑和恐惧做了入木三分的细节描绘。比如，佩罗恩一大早醒来，无意中瞅见一架燃烧的飞机朝希思罗机场呼啸而去，立即想到了9·11的场景，以为英国正在遭到恐怖袭击，他马上打开电视，才知是误会。整部小说采用佩罗恩一个人的叙述视角，将他从乐观到怀疑及至恐惧的心理变化刻画得淋漓尽致，并借助一以贯之的现在时态，暗示后9·11时期的恐惧和焦虑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也许永远不会消失。《星期六》也是麦克尤恩最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佩罗恩的生活状态与他几乎一致。对此他解释说，由于9·11的影响，他想尝试不借助虚构来写小说，想营造一种纪录片的氛围，恰到好处地表现出21世纪初叶那种迷惑与茫然的感觉。
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的《出奇地吵，出奇地近》（2005）也是一部广受赞誉的后9·11小说。主人公是一个9岁的小男孩奥斯卡·谢尔，9·11事件爆发时，他的父亲正在纽约世贸大厦里开会，在大厦倒塌之前，被困住的父亲给家里的电话留言机留言5次，一次比一次悲观，奥斯卡当时正在家里，因为懒得接听电话，错过了与父亲最后时刻的交流。事后，满怀内疚的奥斯卡在父亲的遗物中发现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布莱克”的名字，里面装着一把钥匙。于是他按照电话簿上的顺序，不知疲倦地满城寻找，试图从216个布莱克中找出钥匙的主人。在这个过程中，他忍受着失眠和恐惧、无助等情绪的折磨，努力走出封闭的自我，与众多陌生的布莱克沟通交流。如果说《星期六》映射出9·11事件后整个西方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和焦虑，福尔的小说更为关注人们对9·11事件的即时反应：“先是震惊……随后是愤怒……关于9·11的各种话语中缺少这个情感的故事。描绘这幅情感的画面是小说家的工作。”福尔采用了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表现方式，透过奥斯卡的个人小悲剧，传达出9·11这起大悲剧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冲击，如他自己所言：“有时候你说的是自己的心声，同时也道出了别人的心声。”与《星期六》的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相比，福尔的小说呈现出形式自由、不拘一格的特点，里面既有空白页和一行字的页码，还有除数字和大量图片之外别无它物的页码，甚至还有一系列经过处理的照片，看上去像是一具从世贸中心顶楼坠落的尸体。这些手法看似花哨，实则真实地再现出了9·11事件所造成的无法言说的损失和创痛。
广受好评的作品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作品落得个毁誉参半的下场，其中包括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2006）。该书讲述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青年如何变成一个恐怖分子的过程：艾哈迈德·阿什马威·姆罗伊是新泽西州一名18岁的中学生，父亲原籍埃及，在他3岁时离家出走，母亲是爱尔兰裔美国人，靠着微薄的收入把他拉扯大。由于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贫穷和缺少爱的单亲家庭，姆罗伊性格孤僻，与社会格格不入，尤其憎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在清真寺阿訇赛克赫·拉希德的影响下，姆罗伊开始信仰伊斯兰教，2004年夏天高中毕业之际，他考取驾驶执照，在黎巴嫩家具商查里·赫哈布手下当起了司机，并被慢慢地诱导成了一个危险的极端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仇恨日益加深，最终心甘情愿地充当人肉炸弹，开着满车的炸药试图炸毁林肯隧道。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厄普代克说：“我一直想了解那些‘人体炸弹’的内心世界……我的视角稍显与众不同，我想让读者从恐怖分子的角度来认识恐怖袭击事件，我在书中刻画了一个值得同情的恐怖分子形象。”《恐怖分子》的确是不多的几部直接关注恐怖分子的后9·11小说之一，迎合了很多美国读者对恐怖分子既畏惧又好奇的心理，因而一度十分畅销，但读过之后，人们往往感到失望，不仅因为人物的语言和女性人物的刻画给人不真实的感觉，更因为厄普代克对人体炸弹的描绘与其说是基于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了解，不如说是他的想象和杜撰。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后9·11小说大多跳过9·11事件本身，重点描绘事件造成的冲击和后果，而且多把关注的对象锁定为受害者，而非恐怖分子。由此不难看出，就对9·11事件和作为异己的恐怖分子的认知而言，英美小说家仍未取得质的突破。同时，这也意味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9·11事件及其后续发展将成为英美小说挥之不去的中心议题，也许是永远难以忽视的主题。如美国小说家杰伊·麦金纳尼所言，假以时日，终究会出现一两本、两三本最好的小说，决定性地影响着我们对9·11事件的认知，恰如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直到今天，读者一想到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便会想起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