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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居易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其中《长恨歌》的主题多年以来存有争议。本文认为，这首诗的最成功之处就是抒情，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细致的写出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从这个角度上看，《长恨歌》是一首爱情的颂歌。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爱情
一、写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太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二、《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陈鸿为《长恨歌》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层的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摩，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全诗分为四个层次，下面本文将简要分析各层次的思想内容。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统领了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治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的带有诗人的主观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爱情受命运摆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的情绪表现了爱情的长存，同时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也就是李杨的爱情悲剧。
从另一角度看，《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白居易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规范造成了冲击。但正是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恨”的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和追求。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喻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象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治乱阶，垂于将来也。”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治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了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朝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喻诗，使全诗充满着“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婉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缥缈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积淀了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名家解读唐诗[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2]周啸天.一篇长恨有风情——谈〈长恨歌〉[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
【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爱情
一、写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太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二、《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陈鸿为《长恨歌》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层的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摩，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全诗分为四个层次，下面本文将简要分析各层次的思想内容。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之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统领了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治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的带有诗人的主观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爱情受命运摆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的情绪表现了爱情的长存，同时也点明了全诗的主题，也就是李杨的爱情悲剧。
从另一角度看，《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白居易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规范造成了冲击。但正是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恨”的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和追求。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喻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
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象而成的帝妃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治乱阶，垂于将来也。”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治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了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朝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喻诗，使全诗充满着“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婉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缥缈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积淀了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名家解读唐诗[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2]周啸天.一篇长恨有风情——谈〈长恨歌〉[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