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大褂、急救箱、听诊器、血压计，这是医生出诊的标配，但在我四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有三年时间，我的出诊包中还带了一样铁家伙———手榴弹。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毕业后分到牟平养马岛，当上了一名海岛医生。岛上驻军多，民兵多，军事氛围浓厚，两千多户居民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卫生院设在租赁的私人四合院里，有五名大夫。岛上谁家有病人，都是请医问诊，往返取药送药是医生的事。
　　岛上的人叮嘱我，晚上出门要格外小心，因为夜里常有敌特打信号弹。但医生夜诊是家常便饭，走夜路在所难免。而且我年轻，更是首当其冲。那时，尽管有民兵来叫医生，但人家管请不管送，回去或是往返拿药就得单飞。一个人走在漆黑一團、林深草密的山道上，别说有敌情了，单是风吹树叶哗哗响，路旁野草瑟瑟摇，就让人头皮发麻、后背发凉。
　　有天晚上，我被叫到孙家疃村出夜诊，完事后一个人踏上归途。那晚，月明如镜，月光洒在海面上，波光粼粼。突然，我发现海边有亮点在晃动。“什么东西？”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冷静之后，我决定上前瞧个仔细。逐渐靠近目标时，赫然看到礁石下有人，而且都拿着手电筒。“坏了，是不是遇上敌特了？”我一边隐蔽一边观察。看了半天，见这些人似乎只是弓着腰在礁石边寻找着什么，不太像特务。于是我壮着胆子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不干什么……俺们是赶小海的。”听得出，被我这一吼，对方也吓得不轻。虚惊一场！
　　发生这件事以后，我就想，要是有把枪该多好，夜诊就再也不用怕了。于是，我找到驻军代表孙政委：“政委，我各方面条件也够得上基干民兵了，能否发我一支枪，晚上出诊也好防身。”孙政委笑着对我说：“上级对枪支使用有严格规定，但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晚上一个人是不安全。这样吧，咱们找武装部长商议一下。”武装部的孙部长听明来意，对我说：“小王院长，咱部里没有短枪，给你支步枪怎样？”我一听就摇头：“步枪五尺多长，背在身上骑自行车不方便，再说晚上到患者家也挺吓人的。”部长又想了一会儿，说：“那就手榴弹吧！把它放在出诊包里，一旦有情况就拉弦尽量往远处扔，听到响声，岛里驻军和民兵会立即赶到。”
　　就这样，我到武装部库房办理了手续，拎回两颗手榴弹。一开始，还小心翼翼生怕弄响，经常从包里拿出来瞅瞅。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你别说，自打有了这“哼哈二将”，上山下海、进村入户，茫茫夜路，我心不慌了，底气足了，劲头更旺了！
　　我的秘密武器最终还是露了马脚。医院里除了会计是位老兵，能理解我，其他同事都避之唯恐不及。出于安全考虑，我一个人搬进了仓库住。三年里，我跑遍了海岛八个自然村，看的病人不计其数。这两颗手榴弹既是我的安全保障，也是忠诚战友，更是医院建设的见证者。
　　自1969年开始，在县卫生局和公社党委的支持下，我和其他同志一起跑县上，找市里，乘车、雇船、人抬、马拉，买来一车车木料、石材，筹来一船船钢筋、水泥，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盖起新医院，结束了海岛缺医少药的历史。1972年，我调到城关医院（宁海医院）任职。离岛前，我郑重地把两位“老伙计”交还给了武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