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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柯劭忞之《新元史》是研究蒙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重要的史学著述，在史料搜集和编纂体例等方面亦弥补了《元史》的不足，成为后世研究蒙元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柯劭忞；《新元史》；史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UD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3-02
柯劭忞是近代山东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一生治学严谨，史学贡献巨大。他独立编撰的“第二十五史”——《新元史》，历时三十多年而成，是一部断代史巨著，对于研究蒙元史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资料，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新元史》的成书体例与史学贡献等方面作一浅述，以期增进学界对柯劭忞及其《新元史》的整体研究。
一、《新元史》成书条件
第一，《元史》的缺陷和不足。《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它系统的记载了蒙元王朝的兴亡过程，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至洪武二年（1369）八月，仅用了188天的时间，就修成元惠宗以前各朝的历史，共159卷。洪武三年（1370）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祎任总裁，七月书成，共53卷，历时143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汇总整合，最终撰成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由于《元史》的成书比较仓促，并且出于众人之手，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①所以《元史》中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在这方面，西方学者颇有研究，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和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提到：“《元史》中沒有《艺文志》。钱大昕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占了《元史》8卷中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史学标准。……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两传的情况，……。”②因此，《元史》成为二十四史中比较差的一部，一直被后人批判，这也成为柯劭忞编纂《新元史》的动力。
第二，前人研究《元史》之成果。《元史》研究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史学的剧烈变革，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元史研究也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新元史》的成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洪武年间，由于政治上的某些原因，学者对《元史》的修正涉及不多。解缙曾受命重新修改《元史》，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果。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明代的元史研究中，成就最大的著作——《元史纪事本末》（27卷，陈邦瞻撰），才告问世。到了清代，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一些学者对《元史》研究的兴趣空前高涨，出现了许多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也没有重修《元史》。到乾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尤其是清代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发现了《元史》中的很多问题，首先提出了修订《元史》的提议，且身体力行从事元史的研究。他曾计划修《元史稿》一百卷，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但是他仍然完成了《艺文志》和《氏族志》，并且对蒙元史的研究并未中断，收集在其著作《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和《潜研堂文集》中。清代著名的学者汪辉祖编撰成《元史本证》50卷。清末学者魏源也是研究元史的大家，他在《元史新编》中采用了《元朝秘史》和《经世大典》等元代的多种文献来修补《元史》，尤其对中国本部的内容订补极详，是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清朝末年，研究西北的学者洪钧在广泛地吸收外国对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元史译文证补》30卷，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曾廉撰成《元书》102卷。屠寄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最终撰成《蒙兀儿史记》，是一部直到今天仍对研究蒙元史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的著作。因此，被后人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
前人所取得的许多成果尽管有限，但却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元史的研究，这些都促进了柯劭忞撰写《新元史》。柯劭忞在摘抄魏源的《元史新编》的过程中开始对元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于是，他立志重修《元史》，撰写一部《新元史》。他借鉴《永乐大典》、金石文字、野史、秘集等资料，并在研究融合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等著作的精髓的基础上，“熔裁钩贯，校异订讹，衡其情事，按之时地，以定人违，补遗阙”③，对《元史》作了一些修订与增删，最终编撰完成《新元史》。
除上述客观原因外，柯劭忞编撰完成《新元史》还有诸多主观原因，如家庭熏陶，阅历丰富，勤奋好学，立志著书等，此不赘述。
二、体例内容
中国史书的体例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五种，分别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国别体；以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和以历史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柯劭忞的《新元史》是以《元史》为底本，其体例基本沿袭旧史，它既属于纪传体，又是断代史。全书记事上起元太祖元年（1206），下讫元顺帝之子昭宗八年（1378），共172年的历史。全书共257卷，包括本纪26卷，列传154卷，志70卷，表7卷，另附目录1卷。
本纪，按照编年的顺序，兼述帝王的事迹。仿照《魏书》和《金书》的体例，与《元史》相比，增加《序纪》一卷、《昭宗纪》等，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增加了史臣评议部分，分别对元朝十几位皇帝作了评述，如记载：“天下之势，由分而合。虽阻山限海、异类殊俗，终归于统一。太祖龙兴朔漠，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④短短数十字，简短精炼，概述太祖一生。 列传，主要记载了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事迹。与《元史》相比，改动较大，将儒学分为儒林和文苑二传，增加了众多的人物列传，如增加了各皇帝诸子并且按辈分顺序排列或收录，更加条理清晰，改良吏为循吏，改孝友为笃行，将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去掉。总之，在人物传记方面，《新元史》比《元史》多补修了一千多人。
志，主要是记载关于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及典章制度。与《元史》相比增加了一个礼志，删除了一个祭祀志，改刑法志为刑志，在记述自然如地理、河渠，社会如兵、百货等各方面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新元史·兵志》记载：“世祖至元七年，始定军籍及补替交换之法。南北混一之后，以蒙古、探马赤军屯于中原之地。江淮以南，则以汉军、新附军戍焉。又命亲王将重兵镇抚西北边及和林。”⑤后人可以了解蒙元时期的兵制制度的制定及发展。
表，主要是对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及情况加以列表说明。分为宗室世系表、氏族表、三公表、宰相年表和行省宰相年表等五种，删掉了后妃、诸王、公主三种表，增加了氏族、行省宰相年表。
总之，相比于《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它的编纂体例上，在增补和纠谬上体现的尤为有价值，对于深入的研究蒙元史十分之重要，得到了后人的称赞。
三、史学价值
柯劭忞独立编著完成的《新元史》，徐世昌下令“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⑥，《新元史》成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第二十五史，被史学界高度重视。顾颉刚称其“体大思精，熔铸新旧史料，实集钱大昕以来研究的大成”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诸教授认为柯劭忞的《新元史》为：“考据蒙古一带历史，独一无二之重要参考，价值远在《元史》之上”⑧。柯劭忞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新元史》，而《新元史》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
《新元史》史料比较完备。明清两代，对于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都被柯劭忞汲取了精髓。经过历代学者们对元史的研究，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所得的资料很杂乱，柯劭忞在编撰《新元史》的過程中，特别注重融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并且作了比较合理的去伪存真。正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论文审查会评语所说：“柯君承袭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表面似易于成功，实际则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其实难处，正自不少也。”⑨这些都为其拥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找到了依据和缘由。《新元史》除总结和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原因外，它作为一部私修的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史和野史的弊端，材料方面较为真实 。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地区行政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元初地理和生态环境变迁也有所提及渗透着蒙古民族早期的民族信仰和心理，对于研究蒙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社会等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近代学者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道：“其书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⑩
《新元史》的史学价值固然客观存在，但我们在肯定其成就和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补缺不足。如《新元史》缺少《艺文志》，对这方面的修补，钱大听的《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多有研究，而柯劭忞却没能吸收这三家的研究成果。再比如就元朝的宗教而言，除释老之外，还有回教、耶教等在当时都很流行，但《新元史》仅立《释老列传》，而缺回、耶二教的事迹，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柯劭忞虽然校订了《元史》的一些错论，但却出现了一些新的谬误，如敬瑛、杜瑛二传实为一人，张枢一人却有二传等等。此外，书中用的所有材料均未标明出处，致使后世学者不敢轻意引用。
《新元史》的史学观陈旧。柯劭忞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代表，具有比较传统的史学思想，特别是他在评论方面，守旧观念尤为明显。他以封建传统为代表的史学观点与梁启超所提倡史学的爱国教育和进化论史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其时代局限性，他的封建正统观念与柯劭忞所在的时代对封建士大夫所提出的对清王朝感激涕零、忠贞不二的要求有重要的关系。
汉译不准确。由于《新元史》均采乾隆年间的改译标准，在一些人名地名的汉译上，反而不如《元史》准确，且有的地名一名二译，给读者的辩别增加了不少困难。
四、小结
柯劭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一生喜爱读书，严谨治学。学者王森然先生评价他：“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11《新元史》将明清以来关于元史研究的成就作了综合整理，使之成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纠正了旧《元史》的一些严重缺陷，补充了我国的正史，成为二十五史。总之，柯劭忞的史学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后之学人研究《新元史》及其史学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注解：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95.
②（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史卫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99.
③青岛市文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志人物志[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26.
④（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6.
⑤（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977.
⑥耿天勤，庞祖喜.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76.
⑦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0.
⑧王慎荣.元史探源[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47.
⑨张立胜.柯劭忞和新元史[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04）.
⑩李思纯.元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4：76.
11王森然.近代人物名家评传[M].北京：三联书店，1998：51.
参考文献：
[1] 徐大华.柯劭忞与他的蓼园诗抄刻本木刻版[J].山东档案，2010（03）.
[2] 李思纯.元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3] 张立胜.柯劭忞和新元史[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4）.
[4] 游相录.近代著名史学家柯劭忞[J].华夏文化，2008（02）.
[5] 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J].清史研究，2002（03）.
[6] 王宇，房学惠.柯绍忞致罗振玉手札廿三通[J].文献，2001（01）.
[7] 牟小东.记近代史学家柯劭忞[J].史学史研究，1993（01）.
[8] 鲁海.柯劭忞与新元史[J].史学月刊，1981（06）.
作者简介：王江源（1991-），男，山东潍坊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关键词：柯劭忞；《新元史》；史学贡献
中图分类号：UDC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63-02
柯劭忞是近代山东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一生治学严谨，史学贡献巨大。他独立编撰的“第二十五史”——《新元史》，历时三十多年而成，是一部断代史巨著，对于研究蒙元史是非常有价值的史学资料，在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新元史》的成书体例与史学贡献等方面作一浅述，以期增进学界对柯劭忞及其《新元史》的整体研究。
一、《新元史》成书条件
第一，《元史》的缺陷和不足。《元史》成书于明朝初年，它系统的记载了蒙元王朝的兴亡过程，是一部典型的纪传体断代史书。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至洪武二年（1369）八月，仅用了188天的时间，就修成元惠宗以前各朝的历史，共159卷。洪武三年（1370）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祎任总裁，七月书成，共53卷，历时143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汇总整合，最终撰成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由于《元史》的成书比较仓促，并且出于众人之手，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①所以《元史》中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在这方面，西方学者颇有研究，德国学者傅海波（HerbertFranke）和英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提到：“《元史》中沒有《艺文志》。钱大昕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占了《元史》8卷中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背了中国的史学标准。……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两传的情况，……。”②因此，《元史》成为二十四史中比较差的一部，一直被后人批判，这也成为柯劭忞编纂《新元史》的动力。
第二，前人研究《元史》之成果。《元史》研究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史学的剧烈变革，西方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的元史研究也步入了发展的新纪元。《新元史》的成书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
洪武年间，由于政治上的某些原因，学者对《元史》的修正涉及不多。解缙曾受命重新修改《元史》，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果。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明代的元史研究中，成就最大的著作——《元史纪事本末》（27卷，陈邦瞻撰），才告问世。到了清代，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一些学者对《元史》研究的兴趣空前高涨，出现了许多补充和修订《元史》的重要著作，但是也没有重修《元史》。到乾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尤其是清代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发现了《元史》中的很多问题，首先提出了修订《元史》的提议，且身体力行从事元史的研究。他曾计划修《元史稿》一百卷，但因身体原因未能完成，但是他仍然完成了《艺文志》和《氏族志》，并且对蒙元史的研究并未中断，收集在其著作《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和《潜研堂文集》中。清代著名的学者汪辉祖编撰成《元史本证》50卷。清末学者魏源也是研究元史的大家，他在《元史新编》中采用了《元朝秘史》和《经世大典》等元代的多种文献来修补《元史》，尤其对中国本部的内容订补极详，是第一部按照标准史书的模式完全重写的元史。清朝末年，研究西北的学者洪钧在广泛地吸收外国对蒙元史研究的成果的基础上撰写完成了《元史译文证补》30卷，对中国的元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曾廉撰成《元书》102卷。屠寄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蒙古民族的历史最终撰成《蒙兀儿史记》，是一部直到今天仍对研究蒙元史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的著作。因此，被后人称为“蒙古人的历史记录”。
前人所取得的许多成果尽管有限，但却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元史的研究，这些都促进了柯劭忞撰写《新元史》。柯劭忞在摘抄魏源的《元史新编》的过程中开始对元史的研究产生兴趣，于是，他立志重修《元史》，撰写一部《新元史》。他借鉴《永乐大典》、金石文字、野史、秘集等资料，并在研究融合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均的《元史译文证补》等著作的精髓的基础上，“熔裁钩贯，校异订讹，衡其情事，按之时地，以定人违，补遗阙”③，对《元史》作了一些修订与增删，最终编撰完成《新元史》。
除上述客观原因外，柯劭忞编撰完成《新元史》还有诸多主观原因，如家庭熏陶，阅历丰富，勤奋好学，立志著书等，此不赘述。
二、体例内容
中国史书的体例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五种，分别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的国别体；以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反映历史事件的纪传体；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和以历史事件为纲的纪事本末体。柯劭忞的《新元史》是以《元史》为底本，其体例基本沿袭旧史，它既属于纪传体，又是断代史。全书记事上起元太祖元年（1206），下讫元顺帝之子昭宗八年（1378），共172年的历史。全书共257卷，包括本纪26卷，列传154卷，志70卷，表7卷，另附目录1卷。
本纪，按照编年的顺序，兼述帝王的事迹。仿照《魏书》和《金书》的体例，与《元史》相比，增加《序纪》一卷、《昭宗纪》等，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增加了史臣评议部分，分别对元朝十几位皇帝作了评述，如记载：“天下之势，由分而合。虽阻山限海、异类殊俗，终归于统一。太祖龙兴朔漠，践夏戡金，荡平西域，师行万里，犹出入户闼之内，三代而后未尝有也。”④短短数十字，简短精炼，概述太祖一生。 列传，主要记载了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事迹。与《元史》相比，改动较大，将儒学分为儒林和文苑二传，增加了众多的人物列传，如增加了各皇帝诸子并且按辈分顺序排列或收录，更加条理清晰，改良吏为循吏，改孝友为笃行，将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去掉。总之，在人物传记方面，《新元史》比《元史》多补修了一千多人。
志，主要是记载关于自然、社会等各方面的历史及典章制度。与《元史》相比增加了一个礼志，删除了一个祭祀志，改刑法志为刑志，在记述自然如地理、河渠，社会如兵、百货等各方面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新元史·兵志》记载：“世祖至元七年，始定军籍及补替交换之法。南北混一之后，以蒙古、探马赤军屯于中原之地。江淮以南，则以汉军、新附军戍焉。又命亲王将重兵镇抚西北边及和林。”⑤后人可以了解蒙元时期的兵制制度的制定及发展。
表，主要是对无法一一写入列传的众多人物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关系及情况加以列表说明。分为宗室世系表、氏族表、三公表、宰相年表和行省宰相年表等五种，删掉了后妃、诸王、公主三种表，增加了氏族、行省宰相年表。
总之，相比于《元史》，柯劭忞的《新元史》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在它的编纂体例上，在增补和纠谬上体现的尤为有价值，对于深入的研究蒙元史十分之重要，得到了后人的称赞。
三、史学价值
柯劭忞独立编著完成的《新元史》，徐世昌下令“仿照《新唐书》、《新五代史》前例，一并列入正史”⑥，《新元史》成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第二十五史，被史学界高度重视。顾颉刚称其“体大思精，熔铸新旧史料，实集钱大昕以来研究的大成”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系诸教授认为柯劭忞的《新元史》为：“考据蒙古一带历史，独一无二之重要参考，价值远在《元史》之上”⑧。柯劭忞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新元史》，而《新元史》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
《新元史》史料比较完备。明清两代，对于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如宋濂等人编撰的《元史》、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等都被柯劭忞汲取了精髓。经过历代学者们对元史的研究，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所得的资料很杂乱，柯劭忞在编撰《新元史》的過程中，特别注重融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并且作了比较合理的去伪存真。正如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博士论文审查会评语所说：“柯君承袭诸家之后，参考诸家之著述，修改元史，表面似易于成功，实际则等于群雄割据迭兴之后，而成统一之功，其实难处，正自不少也。”⑨这些都为其拥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找到了依据和缘由。《新元史》除总结和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原因外，它作为一部私修的国史，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史和野史的弊端，材料方面较为真实 。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量的关于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地区行政和生活方式，而且对元初地理和生态环境变迁也有所提及渗透着蒙古民族早期的民族信仰和心理，对于研究蒙元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社会等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近代学者李思纯在《元史学》中说道：“其书兼具全部改造与详备博赡之二种长处。中国元史学之有柯劭忞，正如集百川之归流以成大海，集众土之积累以成高峰。”⑩
《新元史》的史学价值固然客观存在，但我们在肯定其成就和价值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缺点和不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补缺不足。如《新元史》缺少《艺文志》，对这方面的修补，钱大听的《补元史艺文志》四卷多有研究，而柯劭忞却没能吸收这三家的研究成果。再比如就元朝的宗教而言，除释老之外，还有回教、耶教等在当时都很流行，但《新元史》仅立《释老列传》，而缺回、耶二教的事迹，这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柯劭忞虽然校订了《元史》的一些错论，但却出现了一些新的谬误，如敬瑛、杜瑛二传实为一人，张枢一人却有二传等等。此外，书中用的所有材料均未标明出处，致使后世学者不敢轻意引用。
《新元史》的史学观陈旧。柯劭忞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代表，具有比较传统的史学思想，特别是他在评论方面，守旧观念尤为明显。他以封建传统为代表的史学观点与梁启超所提倡史学的爱国教育和进化论史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其时代局限性，他的封建正统观念与柯劭忞所在的时代对封建士大夫所提出的对清王朝感激涕零、忠贞不二的要求有重要的关系。
汉译不准确。由于《新元史》均采乾隆年间的改译标准，在一些人名地名的汉译上，反而不如《元史》准确，且有的地名一名二译，给读者的辩别增加了不少困难。
四、小结
柯劭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一生喜爱读书，严谨治学。学者王森然先生评价他：“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11《新元史》将明清以来关于元史研究的成就作了综合整理，使之成为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专著，纠正了旧《元史》的一些严重缺陷，补充了我国的正史，成为二十五史。总之，柯劭忞的史学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后之学人研究《新元史》及其史学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注解：
①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95.
②（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史卫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699.
③青岛市文史志办公室.青岛市志人物志[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2：26.
④（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26.
⑤（民国）柯劭忞.新元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977.
⑥耿天勤，庞祖喜.中国史学史简明教程[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76.
⑦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10.
⑧王慎荣.元史探源[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447.
⑨张立胜.柯劭忞和新元史[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04）.
⑩李思纯.元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74：76.
11王森然.近代人物名家评传[M].北京：三联书店，1998：51.
参考文献：
[1] 徐大华.柯劭忞与他的蓼园诗抄刻本木刻版[J].山东档案，2010（03）.
[2] 李思纯.元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3] 张立胜.柯劭忞和新元史[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04）.
[4] 游相录.近代著名史学家柯劭忞[J].华夏文化，2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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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江源（1991-），男，山东潍坊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