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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夏天喧闹而且漫长，云从山后面涌出来，给饱受热浪摧残的街巷带来清凉的雨水。街边的行道树环绕在楼群腰际，街巷被雨水冲刷干净，人流熙攘，车辆轰鸣往来，整个城市流淌在夏夜的透彻星河里，像一个倒影，世界就在我们面前被慢慢展开。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这不是最开始的问题。
那个最初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无比宏大的世界。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人类和世界本质上的冲突，這涉及到人类的有限，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注意力。从方便理解的角度讲，即上帝造人如此，或者说人类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行动、语言还有命运。
如果只吃杂草就可以度过一生，这能让我们获得绝大的自由。可遗憾的是，人的胃里不分泌草酸。有限的时间让代际传承的必要性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石，我们的生理结构和感官发育，令人在同一时刻只能关注一件事情，这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形式、思维逻辑和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时间概念。
很多动物的感官和注意力方式都和人类大不相同。比如蝙蝠或者海豚特有的感官超声波，还有章鱼可以同时关注周围的很多事情。如果他们有一天也拥有了自己的文明，或者像电影《降临》那样，外星类似章鱼的文明与我们交流，他们的基本观念可能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们的时间也许是非线性的，未来与过去同时存在。克鲁苏神话里的深潜者之主就是章鱼的形象，以人的思维来看，他们的确是混乱、没有逻辑和不可理解的。
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注意力造就了我们线性的时间轴，以及历史的展开方式。记录有意义的地方首先是超越了时间限制。壁画可以保存上千甚至上万年，文字更能够贯穿整个文明的进程。现在我们还可以保留画面，拍摄影像存录。但个体还是无法超越线性的时间，和它带给我们的因果律逻辑根底。记录的丰富渐渐对我们有限的注意力也造成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着的不是录的障碍，是如何读取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如何把世界在人们的面前展开。人类需要地图，或者路标来认识世界。
把全世界摄像头拍出来的画面同时在人的面前播放，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没有任何帮助，虽然这可能是我们在字面意思上展开世界所做的最大努力。人类的注意力限制了我们，关注越宏大的事物或者概念时，我们越关注整体，具体的面目就越模糊。这样的话，也许应该把摄像头推向太空，拍摄地球的画面。
但人类所知道的世界一直在扩大。日心、地心的争论就使人类把世界的范围从地球扩大到了整个太阳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宇宙中的运动都是相对的，所以用地球作为观测点还是以太阳为中心，都不算错，之所以日心说成为主流只是因为以地球为观测点，星球的运动轨迹太复杂了。当我们再把视角扩大到银河系，地球已经可以忽略不记，这样的宏观只能带来个体的无限虚无。
康德告诉我们，人的有限还体现在我们能认知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只能理解宏大世界的有限部分，理解我们所能够感知的、能够理解的。所以展开在人类面前的世界应该只是有限的这个部分，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在世界的本质上，每个角落做好“路标”，不论是用语言还是其他什么符号，是没有用的，世界的变化会让这些符号迅速失去意义。就像把一路上的路牌拆下来，企图用它们记录归途一样。
这样层层筛选之后，文学成了仅剩的最恰当展开世界的唯一手段。
首先，文字是最接近思维本身的一种表达。对比更直观的画面或者动态影像来说，文字保留的可能性最多。相比于世界，文字更接近人。
文学还是世界的模拟，将人类可以理解的、与人相关的部分，甚至是人本身展示出来，展示我们关心的核心，在脑海中制造出投影。就像是一张复刻世界的地图，通过展开地图，我们可以窥到世界的一丝意味。
伟大的文学本身就是世界。那些大师笔下的文字，当他们在繁闹的大街上停笔了之后，书里的世界会自动生长延伸，蔓延到背街的角落去，展示一个阴影中小阳台上的一朵花，以及幌子后面摇椅里的老妇人。
文学的意义不是对于世界的，世界不需要文学的记录，但是人需要。我们需要《史记》帮我们记住项羽兵败之夜呜咽的“奈若何”，虽然这一点也不历史;我们需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随着他预见到祖国希腊不可避免的失败，最终没有完成这部著作的结尾，我们需要这个“未完成”;我们需要巴尔扎克的“我能战胜一切”如同我们需要卡夫卡的“一切都能够战胜我”;撑着狄更斯打捞尸体的小船，抬头看见毛姆的月亮，你就会知道那个“最伟大”时代的伦敦，以及垃圾堆里踽踽而行的孤儿;托尔斯泰负气的临终出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的轮盘赌规律，让西伯利亚除了寒冷之外还有了别的气质;蒲松龄的诡谲世界，以及托尔金为精灵发明的语言，是现实世界疆域的拓展。
再回到那个问题，世界那么恢弘巨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科学和艺术，工业和商业的威力，所有的一切都在不可遏制地发展着，一个渺小的人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有朝一日不让这一切轻视自己，不睡在城市中装饰华丽的车前，不把自己的血溅在车轮上。
只有文学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让我们掀开世界的一角，像翻开一本瑰丽的图册。
人类为什么需要文学，这不是最开始的问题。
那个最初的问题是：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无比宏大的世界。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人类和世界本质上的冲突，這涉及到人类的有限，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注意力。从方便理解的角度讲，即上帝造人如此，或者说人类的生理结构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行动、语言还有命运。
如果只吃杂草就可以度过一生，这能让我们获得绝大的自由。可遗憾的是，人的胃里不分泌草酸。有限的时间让代际传承的必要性成为我们文明的基石，我们的生理结构和感官发育，令人在同一时刻只能关注一件事情，这决定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形式、思维逻辑和内化在我们身体里的时间概念。
很多动物的感官和注意力方式都和人类大不相同。比如蝙蝠或者海豚特有的感官超声波，还有章鱼可以同时关注周围的很多事情。如果他们有一天也拥有了自己的文明，或者像电影《降临》那样，外星类似章鱼的文明与我们交流，他们的基本观念可能与我们完全不同。比如他们的时间也许是非线性的，未来与过去同时存在。克鲁苏神话里的深潜者之主就是章鱼的形象，以人的思维来看，他们的确是混乱、没有逻辑和不可理解的。
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注意力造就了我们线性的时间轴，以及历史的展开方式。记录有意义的地方首先是超越了时间限制。壁画可以保存上千甚至上万年，文字更能够贯穿整个文明的进程。现在我们还可以保留画面，拍摄影像存录。但个体还是无法超越线性的时间，和它带给我们的因果律逻辑根底。记录的丰富渐渐对我们有限的注意力也造成挑战。我们现在面临着的不是录的障碍，是如何读取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如何把世界在人们的面前展开。人类需要地图，或者路标来认识世界。
把全世界摄像头拍出来的画面同时在人的面前播放，对于我们了解世界没有任何帮助，虽然这可能是我们在字面意思上展开世界所做的最大努力。人类的注意力限制了我们，关注越宏大的事物或者概念时，我们越关注整体，具体的面目就越模糊。这样的话，也许应该把摄像头推向太空，拍摄地球的画面。
但人类所知道的世界一直在扩大。日心、地心的争论就使人类把世界的范围从地球扩大到了整个太阳系。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宇宙中的运动都是相对的，所以用地球作为观测点还是以太阳为中心，都不算错，之所以日心说成为主流只是因为以地球为观测点，星球的运动轨迹太复杂了。当我们再把视角扩大到银河系，地球已经可以忽略不记，这样的宏观只能带来个体的无限虚无。
康德告诉我们，人的有限还体现在我们能认知的世界是有限的。人类只能理解宏大世界的有限部分，理解我们所能够感知的、能够理解的。所以展开在人类面前的世界应该只是有限的这个部分，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在世界的本质上，每个角落做好“路标”，不论是用语言还是其他什么符号，是没有用的，世界的变化会让这些符号迅速失去意义。就像把一路上的路牌拆下来，企图用它们记录归途一样。
这样层层筛选之后，文学成了仅剩的最恰当展开世界的唯一手段。
首先，文字是最接近思维本身的一种表达。对比更直观的画面或者动态影像来说，文字保留的可能性最多。相比于世界，文字更接近人。
文学还是世界的模拟，将人类可以理解的、与人相关的部分，甚至是人本身展示出来，展示我们关心的核心，在脑海中制造出投影。就像是一张复刻世界的地图，通过展开地图，我们可以窥到世界的一丝意味。
伟大的文学本身就是世界。那些大师笔下的文字，当他们在繁闹的大街上停笔了之后，书里的世界会自动生长延伸，蔓延到背街的角落去，展示一个阴影中小阳台上的一朵花，以及幌子后面摇椅里的老妇人。
文学的意义不是对于世界的，世界不需要文学的记录，但是人需要。我们需要《史记》帮我们记住项羽兵败之夜呜咽的“奈若何”，虽然这一点也不历史;我们需要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随着他预见到祖国希腊不可避免的失败，最终没有完成这部著作的结尾，我们需要这个“未完成”;我们需要巴尔扎克的“我能战胜一切”如同我们需要卡夫卡的“一切都能够战胜我”;撑着狄更斯打捞尸体的小船，抬头看见毛姆的月亮，你就会知道那个“最伟大”时代的伦敦，以及垃圾堆里踽踽而行的孤儿;托尔斯泰负气的临终出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的轮盘赌规律，让西伯利亚除了寒冷之外还有了别的气质;蒲松龄的诡谲世界，以及托尔金为精灵发明的语言，是现实世界疆域的拓展。
再回到那个问题，世界那么恢弘巨大，复杂的社会关系，科学和艺术，工业和商业的威力，所有的一切都在不可遏制地发展着，一个渺小的人永远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有朝一日不让这一切轻视自己，不睡在城市中装饰华丽的车前，不把自己的血溅在车轮上。
只有文学可以给我们一点安慰，让我们掀开世界的一角，像翻开一本瑰丽的图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