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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多场精华演讲、报告的讲稿合集。全书分为读书治学、地方人物、以史为鉴三大篇章，共十四篇。本书中，作为史学家，阎先生将多年来致力清史研究的成果用通俗化的语言方式展现出来，让读者对清代有一个客观、完整的了解，拓宽了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八十岁的老者，他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精粹出来分享给大众，以期对普通读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和裨益。
“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颇。时代给予我了一个机会，为公务员、军人、学生、市民、工农、白领、企业家演讲，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增进知识智慧，激发生命活力，给社会，给大众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摘自本书《自序》里的一段话，也是该书的内容与出版目的的最好概括。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
阎崇年
九州出版社
978-7-5108-2660-3
2014-06
36.00
康熙帝的言行事功表明，他有大过人之处；他的言行之所以能大过人，因为他有大过人的思想；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大过人，因为他有大过人的学习。“朝于斯，夕于斯”，终生学习，手不释卷。读书学习，这是康熙大帝智慧的重要源泉，也是他养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一件法宝。
康熙帝是一位读书学习型的皇帝。他的《庭训格言》即《康熙语录》，共二百四十六条，其中有四十一条讲读书学习，占总条数的六分之一，就是例证。由此联想到孔子的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败坏）；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迂）；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由上可见：读书学习，增长智慧，修养身心，非常重要。
康熙帝的读书学习，从五岁开始，到六十九岁故去，其间六十五年，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好学，中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
少年好学
“好”是爱好、喜好，就是说康熙帝少年非常好学。《三字经》说：“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儿童少年学习，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康熙帝小时候，由祖母、苏麻喇姑、保姆教他满语、蒙语，由略通儒学的张、林二太监，教他汉语文的识字、句读。句读是很重要的。《三字经》说：“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过去，小学启蒙学习，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识字，二是句读。那么，“句读”是什么意思呢？又为什么重要呢？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要靠老师教给断句，就是教给句读。这样，既能识字，又会断句，就有了阅读的能力。
幼年玄烨，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皇父训教下，从五岁开始到书房读书，汉人师傅教他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满洲师傅教他满语骑射（《清圣祖实录》卷一）。他有时读书痴迷，忘了玩耍，忘了寝食。祖母见他勤奋好学，打趣地说道：你贵为天子，还要像生员科举赶考那样苦读吗？他仍然孜孜以求地读书。少年玄烨，勤奋好学，可以说是——“朝于斯，夕于斯”。
康熙帝读书，史书记载：“粤自五龄，矢志读书。当是之时，鞠育深宫，不离阿保，非有左右丞弼，而好学孜孜，出于天性，早夜读诵，无间寒暑，至忘寝食。年十龄，益博综群书，潜心好古，背诵不遗。虽皇上天姿敏妙，一见辄记忆，而必百倍其功。反复乎简编，沉潜乎理义，使书与心契，无少乖违。故于古人文字，随举一篇，皆口诵如流，不遗一字。”（《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些话，既洋溢着赞美之词，也反映了实际情况。
康熙帝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的书，终身受益。“应须早学，勿失机会。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至于二十以外所读经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矣。然人或有幼年，遭逢坎坷，失于早学，则于盛年，尤当励志。盖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炳烛之光。虽学之迟者，亦犹贤乎始终不学者也！”（玄烨《庭训格言》）
他回忆少年好学时说：“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玄烨《庭训格言》）
中年苦学
“苦”是刻苦、艰苦的“苦”，就是说康熙帝中年的读书学习能够勤奋刻苦，按照常规，循序渐进。《三字经》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孝经》通，四书熟”之后，“如六经，始可读”。“六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乐》（已佚）。康熙帝说：“八龄践阼，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就是说，他八岁继位后，读《大学》、《中庸》，后来读《论语》、《孟子》等，再读《尚书》、《易经》。于“诗歌古辞，上薄风骚，下陵汉、魏、六朝，三唐以降，不足道也”。（《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康熙帝读书，每篇新书，都要念一百二十遍，背一百二十遍，篇篇成诵，意思融通。
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康熙帝年十七岁，举行“经筵大典”，就是由讲官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等。此后，每日大清早，康熙帝到乾清宫弘德殿，听讲官进讲，讲毕，辰时（7～9时），到乾清门听政，有时则先听政而后进讲，非特殊情况，从来不间断。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因乾清宫楹柱损坏，遇雨渗漏，需要修葺，移驻瀛台，暂住几天，也不废讲。夏日酷暑，奏请停讲。他让讲官暂停数日，但“讲章仍照常进呈”——师傅停讲，他不停学。康熙帝认为，学问之道，不可间断，无论寒暑，不可废学。他不满足于隔日进讲，命令大臣们“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经筵改为每天举行。在平定三藩之乱的紧张时刻，也乘间隙，进讲经史。 康熙帝亲政后，每日早朝，御门听政，虽政务极为纷繁，但必定抽时读书，寒暑无间，乐此不疲。他说：“人心至灵，出入无响，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康熙帝读书有乐趣，也有习惯，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在南巡途中的行殿（御舟）上，带着书卷，经常读到深夜。他南巡御舟到南京燕子矶，读书至三更。南书房高士奇进言：“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但他仍然坚持博学群书，增长知识，修炼心性，思考治道。他在亲征噶尔丹时，晚上的时间，常常手不释卷，命张诚等给他讲解几何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
盛年博学
“博”是博大、博览的“博”，就是说康熙帝在盛年时的读书学习能够博览众取。《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就是说，读书的过程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什么是“格物致知”呢？格物致知的“格”就是推究、探索，“物”就是事物、东西，“致”就是使到、得到，“知”就是知识、智慧，总之就是推究事物，得到知识。
康熙帝二十二岁时，即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规定在讲官进讲之后，由他复讲一遍，以求阐明义理，有裨知识贯通。谕曰：“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于实学。”康熙帝读书：读书、讲论、体验、笃行——改变了以讲官进讲儒家经籍的陈规旧例，从而开创经筵大典的新局面。“讲”是重要的学习，自己明白了，不一定能讲明白。这一点我在“百家讲坛”讲课深有体会。有些问题，不讲的时候以为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是一讲就发现还没有真正弄明白。非得真明白，才能讲明白。
康熙帝读书，除儒家经典外，也涉猎史部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还遍读道、释、医、农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他说过：“至若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触事犹能记忆。”还读医书、药书、农书、地理书、治河书等，几乎是无书不读。并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农学、地理、医学、药学、测绘、语言、音乐、绘画、人体解剖等知识。康熙帝勤奋学习，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既值得称道，也值得学习。
康熙帝读书重点，一是经，二是史，读经与治史，互相参证，相辅相成，从“经”中“探求治天下之大道”，阐发义理；从“史”中了解世运升降、君臣得失、治国之道。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说，康熙帝对《通鉴纲目》“整部内容丰富的历史是如此精通，以致要指出一些他不能立刻回忆起来的史实是很困难的”。
康熙帝将经、史、子、集打通，汲取儒学的治道、历史的治鉴、诸子的智慧、文学的涵养，以及西学的科技，陶冶自己的素养，提升治国的能力。
老年通学
“通”是融通、贯通的“通”，就是说康熙帝晚年的读书学习能够融会贯通。康熙帝在学习过程中，嗜学敏求，虚心倾听，寻绎玩味，启沃心路，是既通晓儒家的“帝王之学”又熟悉历史的封建君主。
康熙帝强调：“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约。”说明他读书学问，愈老愈纯，愈老愈通。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三段式的过程，就是少→多→少的过程，也就是寡→博→约的过程。
他不像有的帝王那样，或为附庸风雅，或徒具虚名，或自我炫耀，或自欺欺人。在读书中，他体验了心灵乐趣与实用价值。“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
康熙帝说：“朕闲暇时，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他问大儒熊赐履读书切要之法。熊赐履答：“凡读书全要得古圣人立言之意。得立言意，中心默识，应事接物，方才得力。”“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圣门求仁之方。”就是说，读“圣贤之书”，要领会其立意，掌握其实质，并非死记纸上的字句。康熙帝说：“诚然。”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之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于心身何益？”
经常有人问我：应当怎样学习？我认为康熙帝的读书人生是很值得借鉴的。少年读书，重在培养兴趣，贵在养成习惯；青年读书，重在打下基础，贵在读懂扎实；盛年读书，重在博览群书，贵在提高素养；老年读书，重在回眸人生，贵在融会贯通。所以，康熙帝的读书人生，有普世意义。
本书是著名清史学家阎崇年先生多场精华演讲、报告的讲稿合集。全书分为读书治学、地方人物、以史为鉴三大篇章，共十四篇。本书中，作为史学家，阎先生将多年来致力清史研究的成果用通俗化的语言方式展现出来，让读者对清代有一个客观、完整的了解，拓宽了历史视野，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事业有成的八十岁的老者，他将自己多年来的读书治学的心得，以及为人处世的经验精粹出来分享给大众，以期对普通读者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有所帮助和裨益。
“历史学者的责任，既有学术，又有普及，如鸟之双翼，不可偏颇。时代给予我了一个机会，为公务员、军人、学生、市民、工农、白领、企业家演讲，普及历史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增进知识智慧，激发生命活力，给社会，给大众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摘自本书《自序》里的一段话，也是该书的内容与出版目的的最好概括。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
阎崇年
九州出版社
978-7-5108-2660-3
2014-06
36.00
康熙帝的言行事功表明，他有大过人之处；他的言行之所以能大过人，因为他有大过人的思想；他的思想之所以能大过人，因为他有大过人的学习。“朝于斯，夕于斯”，终生学习，手不释卷。读书学习，这是康熙大帝智慧的重要源泉，也是他养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一件法宝。
康熙帝是一位读书学习型的皇帝。他的《庭训格言》即《康熙语录》，共二百四十六条，其中有四十一条讲读书学习，占总条数的六分之一，就是例证。由此联想到孔子的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败坏）；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迂）；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由上可见：读书学习，增长智慧，修养身心，非常重要。
康熙帝的读书学习，从五岁开始，到六十九岁故去，其间六十五年，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好学，中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
少年好学
“好”是爱好、喜好，就是说康熙帝少年非常好学。《三字经》说：“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儿童少年学习，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康熙帝小时候，由祖母、苏麻喇姑、保姆教他满语、蒙语，由略通儒学的张、林二太监，教他汉语文的识字、句读。句读是很重要的。《三字经》说：“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过去，小学启蒙学习，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识字，二是句读。那么，“句读”是什么意思呢？又为什么重要呢？古时候没有标点符号，要靠老师教给断句，就是教给句读。这样，既能识字，又会断句，就有了阅读的能力。
幼年玄烨，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皇父训教下，从五岁开始到书房读书，汉人师傅教他读“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满洲师傅教他满语骑射（《清圣祖实录》卷一）。他有时读书痴迷，忘了玩耍，忘了寝食。祖母见他勤奋好学，打趣地说道：你贵为天子，还要像生员科举赶考那样苦读吗？他仍然孜孜以求地读书。少年玄烨，勤奋好学，可以说是——“朝于斯，夕于斯”。
康熙帝读书，史书记载：“粤自五龄，矢志读书。当是之时，鞠育深宫，不离阿保，非有左右丞弼，而好学孜孜，出于天性，早夜读诵，无间寒暑，至忘寝食。年十龄，益博综群书，潜心好古，背诵不遗。虽皇上天姿敏妙，一见辄记忆，而必百倍其功。反复乎简编，沉潜乎理义，使书与心契，无少乖违。故于古人文字，随举一篇，皆口诵如流，不遗一字。”（《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这些话，既洋溢着赞美之词，也反映了实际情况。
康熙帝认为，一个人幼年所读的书，终身受益。“应须早学，勿失机会。朕七八岁所读之经书，至今五六十年，犹不遗忘。至于二十以外所读经书，数月不温，即至荒疏矣。然人或有幼年，遭逢坎坷，失于早学，则于盛年，尤当励志。盖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炳烛之光。虽学之迟者，亦犹贤乎始终不学者也！”（玄烨《庭训格言》）
他回忆少年好学时说：“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玄烨《庭训格言》）
中年苦学
“苦”是刻苦、艰苦的“苦”，就是说康熙帝中年的读书学习能够勤奋刻苦，按照常规，循序渐进。《三字经》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在“《孝经》通，四书熟”之后，“如六经，始可读”。“六经”就是《诗》、《书》、《易》、《礼》、《春秋》、《乐》（已佚）。康熙帝说：“八龄践阼，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七）就是说，他八岁继位后，读《大学》、《中庸》，后来读《论语》、《孟子》等，再读《尚书》、《易经》。于“诗歌古辞，上薄风骚，下陵汉、魏、六朝，三唐以降，不足道也”。（《康熙起居注册》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康熙帝读书，每篇新书，都要念一百二十遍，背一百二十遍，篇篇成诵，意思融通。
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康熙帝年十七岁，举行“经筵大典”，就是由讲官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等。此后，每日大清早，康熙帝到乾清宫弘德殿，听讲官进讲，讲毕，辰时（7～9时），到乾清门听政，有时则先听政而后进讲，非特殊情况，从来不间断。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因乾清宫楹柱损坏，遇雨渗漏，需要修葺，移驻瀛台，暂住几天，也不废讲。夏日酷暑，奏请停讲。他让讲官暂停数日，但“讲章仍照常进呈”——师傅停讲，他不停学。康熙帝认为，学问之道，不可间断，无论寒暑，不可废学。他不满足于隔日进讲，命令大臣们“日侍讲读，阐发书旨，为学之功，庶可无间”。经筵改为每天举行。在平定三藩之乱的紧张时刻，也乘间隙，进讲经史。 康熙帝亲政后，每日早朝，御门听政，虽政务极为纷繁，但必定抽时读书，寒暑无间，乐此不疲。他说：“人心至灵，出入无响，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康熙帝读书有乐趣，也有习惯，坚持不懈，一以贯之。在南巡途中的行殿（御舟）上，带着书卷，经常读到深夜。他南巡御舟到南京燕子矶，读书至三更。南书房高士奇进言：“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但他仍然坚持博学群书，增长知识，修炼心性，思考治道。他在亲征噶尔丹时，晚上的时间，常常手不释卷，命张诚等给他讲解几何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知识。
盛年博学
“博”是博大、博览的“博”，就是说康熙帝在盛年时的读书学习能够博览众取。《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就是说，读书的过程是格物致知的过程。什么是“格物致知”呢？格物致知的“格”就是推究、探索，“物”就是事物、东西，“致”就是使到、得到，“知”就是知识、智慧，总之就是推究事物，得到知识。
康熙帝二十二岁时，即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规定在讲官进讲之后，由他复讲一遍，以求阐明义理，有裨知识贯通。谕曰：“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于实学。”康熙帝读书：读书、讲论、体验、笃行——改变了以讲官进讲儒家经籍的陈规旧例，从而开创经筵大典的新局面。“讲”是重要的学习，自己明白了，不一定能讲明白。这一点我在“百家讲坛”讲课深有体会。有些问题，不讲的时候以为已经研究明白了，但是一讲就发现还没有真正弄明白。非得真明白，才能讲明白。
康熙帝读书，除儒家经典外，也涉猎史部的《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还遍读道、释、医、农以及诸子百家之书。他说过：“至若史、汉以及诸子百家、内典、道书，莫不涉猎，触事犹能记忆。”还读医书、药书、农书、地理书、治河书等，几乎是无书不读。并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农学、地理、医学、药学、测绘、语言、音乐、绘画、人体解剖等知识。康熙帝勤奋学习，使他成为当时学贯中西的学者，既值得称道，也值得学习。
康熙帝读书重点，一是经，二是史，读经与治史，互相参证，相辅相成，从“经”中“探求治天下之大道”，阐发义理；从“史”中了解世运升降、君臣得失、治国之道。法国耶稣会士白晋说，康熙帝对《通鉴纲目》“整部内容丰富的历史是如此精通，以致要指出一些他不能立刻回忆起来的史实是很困难的”。
康熙帝将经、史、子、集打通，汲取儒学的治道、历史的治鉴、诸子的智慧、文学的涵养，以及西学的科技，陶冶自己的素养，提升治国的能力。
老年通学
“通”是融通、贯通的“通”，就是说康熙帝晚年的读书学习能够融会贯通。康熙帝在学习过程中，嗜学敏求，虚心倾听，寻绎玩味，启沃心路，是既通晓儒家的“帝王之学”又熟悉历史的封建君主。
康熙帝强调：“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约。”说明他读书学问，愈老愈纯，愈老愈通。读书的过程，是一个三段式的过程，就是少→多→少的过程，也就是寡→博→约的过程。
他不像有的帝王那样，或为附庸风雅，或徒具虚名，或自我炫耀，或自欺欺人。在读书中，他体验了心灵乐趣与实用价值。“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
康熙帝说：“朕闲暇时，与熊赐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他问大儒熊赐履读书切要之法。熊赐履答：“凡读书全要得古圣人立言之意。得立言意，中心默识，应事接物，方才得力。”“博学笃志，切问近思，为圣门求仁之方。”就是说，读“圣贤之书”，要领会其立意，掌握其实质，并非死记纸上的字句。康熙帝说：“诚然。”他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认，徒应故事，讲官进讲之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于心身何益？”
经常有人问我：应当怎样学习？我认为康熙帝的读书人生是很值得借鉴的。少年读书，重在培养兴趣，贵在养成习惯；青年读书，重在打下基础，贵在读懂扎实；盛年读书，重在博览群书，贵在提高素养；老年读书，重在回眸人生，贵在融会贯通。所以，康熙帝的读书人生，有普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