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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以被害人利益保护为核心、寻求被害人、加害人合法权益双方保护的刑事和解制度，顺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潮流。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刑事和解是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和“私了”的区别在于，有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
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正义的恢复属于公正价值范畴，但刑事和解除具有公正价值外，还具有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
（一）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犯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1、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及时诉讼是加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需要，侦、诉、审的快速运行能大大地减少加害人对不确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使其能尽快地开始重返社会的努力，侦查、起诉阶段的和解适应了这一需要。同时，刑事和解在加害恢复方面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通过双方就犯罪的影响进行讨论，使加害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
3、刑事和解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性质，即其适用会使有一定之罪的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但这种免责性有其严格的条件。刑事和解限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如严格地按照刑法规定对定罪判刑会带来较大的监禁、改造的压力，不利于对较大公共利益有潜在威胁的再犯进行预防，而适用刑事和解却可克服这一点。刑事和解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倾向更集中在“未来”，指向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现行犯罪所侵犯的较小的利益。
（二）效率价值
效率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的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节约。
1、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刑事和解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个案的侦查、起诉、审判难度并不因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即使司法机关确信加害人就是行为人，也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少或加害人的拒绝供述而使案件无法顺利起诉、审判。如当事双方同意和解，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就不会十分严格，侦查、起诉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2、刑事和解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即打击犯罪的效率；二是通过诉讼程序的抑制作用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即犯罪预防效率。毫无疑问，个案的处分效率是会关联到其他案件的处分效率的。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和解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而言是一个透明、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加害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换位思考，产生对社会、被害人的良性负罪心理。刑事和解因此而提高了再犯预防的效率。
3、刑事和解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与刑事和解在个案诉讼效率和刑事司法整体效率上的突出作用相联系的是它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刑事和解所需时间较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都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参与和解的调停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对于和解结果的审查确认，又避免了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刑事和解无疑也适应了轻刑化的趋势，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以下几点缺憾：
1、缺乏明文的法律规定。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
2、容易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对于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律要求提起公诉的，必须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审判。检察院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几点所谓“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擅自扩大了自身的职权，未审先判，规避了法院的职权。把“和解”作为一些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这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慎重、不严肃的。
3、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权难度。表面看来，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赔偿到位，能达到被害人谅解的程度，这对被害人权益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切实的保护。但现实中，由于执法部门主张和解，受害人将有可能陷入漫长的“和解”调处过程当中，进一步拉长了案件的处理时间，并不利于受害人维权。
4、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要真正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促进社会和谐，根本之道在于严格执法，推动法治。所谓的“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实际上是放宽了法律执行的尺度。这会导致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使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更加轻于违法犯罪，使受害人维权更加困难，这反而会增加诉讼成本，损害社会和谐。这还给某些执法人员徇私枉法提供了更多空间，他们可以以促进“和解”为由，对一些本该起诉的刑事案件不予起诉，增大了司法腐败的风险。
四、刑事和解需要配套完善的制度
为有效解决目前刑事和解存在的诸多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推动刑事和解向纵深发展。
1、尽快完善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立法上的滞后性已越来越明显，修订法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完善立法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目前，刑事和解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除了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以及自诉人同被告人的自行和解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蕴含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外，公诉案件的和解在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中还找不到法律依据。应在立法层面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和罪刑法定原则予以补充和完善，并制定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实施细则，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2、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不予充分考虑，则使此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预期效果。我建议，可效仿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做法，检、法两院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加害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3、在法律上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相关权益做出明确规定。为遏制加害人“以钱买刑”不良动机的产生，防止加害人通过种种不当途径，强迫被害人“自愿”和解情况的出现，预防加害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笔者建议，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加害人如有上述行为，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将被害人签订和解协议作为阻却其反悔而再次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五、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构想
（一）适用条件
1、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质条件。（1）从案件性质看，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性一般较大，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往往也比较大，不宜通过非监禁刑来矫正改造，故适用刑事和解不可行。而轻微刑事案件则刚好相反，可适用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四条规定。（2）刑事和解是受害人和加害人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面对面交换犯罪的影响、道歉悔罪、伤害弥补及谅解等意见，司法机关根据和解的具体情况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活动。由此可看出，受害人一定要是自然人。从侵害的法益看，刑事和解只适用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2、刑事和解的启动条件。（1）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即加害人认罪，是加害人愿意悔罪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是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作出可适用刑事和解判断的先决条件。（2）双方同意、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另一条件。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这是契约本质的内在要求。
（二）调停人及规范
刑事和解有谁来调停以及在那个环节来调停，目前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公检法三家都可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法院来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检察院来充当，有的主张由社会机构来充当。
我们从刑事和解本质以及公、检、法三家所负职能等方面综合加以考虑，认为还是由检察机关充当主要调停人，辅以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当然不可缺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参与，主要理由一是刑事和解在诉讼进程阶段，选择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巳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从而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和解，时机巳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巳作出了确定的、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二是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三是刑事和解不是自行和解所谓的私了，必须有司法机关主持，“阳光操作”，摒弃不公；四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发现符合刑事和解启动条件的，可以通知或委托其当事人所在辖区内的住所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参加或主持和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监督，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三）适用的阶段及刑事责任处置
在侦查阶段的审查批捕前和审查批捕后均可以适用。一般的案件在移送审查批捕后进行和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可适用刑事和解的，退回公安机关按调停人规范进行和解。但对于一些刚达到追究刑事责任起点线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能彻底认罪悔过，被害人能完全谅解的案件，也可在移送审查批捕前进行和解，但必须邀请检察机关参与或报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捕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检察机关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不过，检察机关就所作刑事和解的情况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以免出现权力监督的真空。在审判阶段，庭审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法院邀请检察院参与监督其审查和解协议、协议履行情况，并作出如下刑事责任处置：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再作相对不起诉或建议侦查机关撤案。但例外的是，庭审阶段庭审中法院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检察院对和解进行法律监督并提出量刑建议，其刑事责任处置为加害人被判处免于刑事处分、缓刑、拘役、单处附加刑等非监禁性刑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四）和解期限及和解协议履行期限
刑事和解是由解决经济赔偿的和解及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履行情况后的刑事责任处置两个过程组成的。为避免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必须对和解过程规定一个时限。鉴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均为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有和解诚意，相对较易和解成功，以及为与刑事案件提请批捕期限相称，和解期限宜规定为七天，庭审中的和解除外。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和解协议已履行或履行的保障性是司法机关做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前提。因此，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应当协议订立之日履行完毕。另外，考虑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使刑事和解这项好的制度为“有钱人”所独享，可规定具有真诚悔过之心、经济困难的加害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必须提供相应的人保或财保。
六、在实践中解决好两个问题
1、参照民事诉讼建立赔偿标准，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
因为在刑事和解中，被害方往往抓住对方软胁、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而作为调停中立方的检察机关，为了遵循自愿原则，又不好对此干涉太多，如果刑事和解赔偿金额有明确标准，就会有效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参照民事诉讼并高于其民事判决赔偿数额，而建立一个刑事和解赔偿标准。
2、应赋予刑事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防止当事人反悔。
案件巳达成和解协议后，当事人突然反悔了，在实践中一般由三种情形：一是加害人欺诈；二是被害人欺诈；三是被害人迫于外界压力，违心作出同意和解意思表示，这里第一种情形，本质上违反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第三种情形违反了刑事和自愿原则，都应当撤销原来决定，重新提起公诉，如何解决第二种情形，即防止被害人欺诈和解后反悔了，还得从法律上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赋予和解协议类似民诉中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双方一经达成协议，均不得主张撤销或者拒绝交付。
（作者通讯地址：安溪县人民检察院，福建安溪362400）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刑事和解是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和“私了”的区别在于，有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二、刑事和解的价值
刑事和解最大程度地体现了恢复正义的具体要求。正义的恢复属于公正价值范畴，但刑事和解除具有公正价值外，还具有效率价值。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构成了刑事和解制度化的价值基础。
（一）公正价值
刑事和解的公正价值以其对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的全面保护为基本蕴含。刑事和解以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同时兼顾犯罪嫌疑人及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刑事司法的宏观系统内促进了被害人、加害人及公共利益保护的价值平衡，促进了刑事司法的整体公正性。
1、刑事和解体现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使其不仅能参与而且能够对刑事冲突的解决产生影响。和解过程不会出现对责任归属的争执，加害人主动道歉悔罪、积极履行保证了被害人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及时恢复，淡化了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它以当事人之间正常社会关系的平复为附属效果，从而降低了被害人再度被同一加害人侵犯的可能及对此的担心。
2、刑事和解有利于对加害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及再社会化。及时诉讼是加害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需要，侦、诉、审的快速运行能大大地减少加害人对不确定的前途命运的担忧，使其能尽快地开始重返社会的努力，侦查、起诉阶段的和解适应了这一需要。同时，刑事和解在加害恢复方面的效果也十分显著。通过双方就犯罪的影响进行讨论，使加害人能深刻地体会其行为后果，从而促使其真诚地认错、觉悟。
3、刑事和解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刑事和解一般具有刑罚替代手段性质，即其适用会使有一定之罪的人不再承担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但这种免责性有其严格的条件。刑事和解限定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涉及的公共利益较小，如严格地按照刑法规定对定罪判刑会带来较大的监禁、改造的压力，不利于对较大公共利益有潜在威胁的再犯进行预防，而适用刑事和解却可克服这一点。刑事和解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倾向更集中在“未来”，指向的是较大的公共利益，而不是现行犯罪所侵犯的较小的利益。
（二）效率价值
效率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较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的效率表现在三个方面：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节约。
1、刑事和解能直接实现个案的诉讼效率。刑事和解需要在基本查明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进行。司法实践中，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大量存在，其个案的侦查、起诉、审判难度并不因案件性质较轻而有所降低。即使司法机关确信加害人就是行为人，也可能因为关键证据的缺少或加害人的拒绝供述而使案件无法顺利起诉、审判。如当事双方同意和解，那么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就不会十分严格，侦查、起诉机关也不会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承担撤销案件、补充侦查或宣判无罪的风险。适用刑事和解司法机关可避开这些问题快速做出合法合理的处理。
2、刑事和解能间接实现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审判准确地定罪量刑，即打击犯罪的效率；二是通过诉讼程序的抑制作用降低犯罪的发生率，即犯罪预防效率。毫无疑问，个案的处分效率是会关联到其他案件的处分效率的。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合法、有效地处理大量轻微刑事案件，使司法机关能更加有效地集中人、财、物等资源，重点处置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破坏、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刑事和解起着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作用，对全面提高诉讼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刑事和解对加害人而言是一个透明、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与被害人面对面的情感互动，加害人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换位思考，产生对社会、被害人的良性负罪心理。刑事和解因此而提高了再犯预防的效率。
3、刑事和解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与刑事和解在个案诉讼效率和刑事司法整体效率上的突出作用相联系的是它在司法资源上的低成本耗费。刑事和解所需时间较短，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都不需要特别的物质或精力上的特殊准备，参与和解的调停人员通常将和解过程操作得简单易行，使之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合乎双方利益、且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和解结果。对于和解结果的审查确认，又避免了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的进一步的司法资源支出，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目前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同于“刑法是一不得已的恶”，对于刑法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刑事和解无疑也适应了轻刑化的趋势，但是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存在以下几点缺憾：
1、缺乏明文的法律规定。我国刑法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是否要依法追究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应该以其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追责条件为依据，而不是以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是否达成和解为依据，“和解”并不是可以作出撤案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定充要条件。
2、容易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形。对于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应该依法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法律要求提起公诉的，必须提起公诉，交由法院审判。检察院按照自己的规定，对达到自己所提出的几点所谓“和解”要求的刑事案件不提起诉讼，实际上是擅自扩大了自身的职权，未审先判，规避了法院的职权。把“和解”作为一些刑事案件的不起诉条件，这明显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慎重、不严肃的。
3、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维权难度。表面看来，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赔偿到位，能达到被害人谅解的程度，这对被害人权益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切实的保护。但现实中，由于执法部门主张和解，受害人将有可能陷入漫长的“和解”调处过程当中，进一步拉长了案件的处理时间，并不利于受害人维权。
4、刑事和解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要真正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促进社会和谐，根本之道在于严格执法，推动法治。所谓的“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实际上是放宽了法律执行的尺度。这会导致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使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更加轻于违法犯罪，使受害人维权更加困难，这反而会增加诉讼成本，损害社会和谐。这还给某些执法人员徇私枉法提供了更多空间，他们可以以促进“和解”为由，对一些本该起诉的刑事案件不予起诉，增大了司法腐败的风险。
四、刑事和解需要配套完善的制度
为有效解决目前刑事和解存在的诸多问题，应进一步完善立法，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推动刑事和解向纵深发展。
1、尽快完善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立法上的滞后性已越来越明显，修订法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完善立法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目前，刑事和解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中还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除了自诉案件的法官调解以及自诉人同被告人的自行和解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蕴含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外，公诉案件的和解在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中还找不到法律依据。应在立法层面考虑将刑事和解制度和罪刑法定原则予以补充和完善，并制定司法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的实施细则，使刑事和解制度有法可依。
2、进一步落实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不予充分考虑，则使此制度形同虚设，达不到预期效果。我建议，可效仿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做法，检、法两院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加害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3、在法律上对加害人与被害人的相关权益做出明确规定。为遏制加害人“以钱买刑”不良动机的产生，防止加害人通过种种不当途径，强迫被害人“自愿”和解情况的出现，预防加害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笔者建议，可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加害人如有上述行为，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将被害人签订和解协议作为阻却其反悔而再次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五、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构想
（一）适用条件
1、刑事和解案件的实质条件。（1）从案件性质看，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性一般较大，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往往也比较大，不宜通过非监禁刑来矫正改造，故适用刑事和解不可行。而轻微刑事案件则刚好相反，可适用刑事和解。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可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第三、四条规定。（2）刑事和解是受害人和加害人在调解人的主持下，面对面交换犯罪的影响、道歉悔罪、伤害弥补及谅解等意见，司法机关根据和解的具体情况作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活动。由此可看出，受害人一定要是自然人。从侵害的法益看，刑事和解只适用于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2、刑事和解的启动条件。（1）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即加害人认罪，是加害人愿意悔罪承担责任的一种表现，是处理案件的司法机关作出可适用刑事和解判断的先决条件。（2）双方同意、自愿是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另一条件。无论是加害人的悔罪、道歉和赔偿还是被害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都必须出自真实意愿。这是契约本质的内在要求。
（二）调停人及规范
刑事和解有谁来调停以及在那个环节来调停，目前意见分歧，有的认为公检法三家都可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法院来充当，有的认为应由检察院来充当，有的主张由社会机构来充当。
我们从刑事和解本质以及公、检、法三家所负职能等方面综合加以考虑，认为还是由检察机关充当主要调停人，辅以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当然不可缺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参与，主要理由一是刑事和解在诉讼进程阶段，选择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审查起诉阶段巳将犯罪事实查清，其原因、后果、责任等泾渭分明，只要符合和解案件范围规定，进行和解有依据、有基础。其次，侦查阶段犯罪事实尚未查清，有待确认且公安机关不具有犯罪的刑罚处置职能，当事人“和解后”，公安机关撤案，没有现实的法律依据。审判阶段，对公诉案件而言，既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就不应当和解，从而影响国家公诉权的严肃性；退一步讲，即使可以和解，时机巳不如审查起诉阶段；执行阶段，法院巳作出了确定的、不可改变的判决，和解对加害人没有任何意义；二是检察机关系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宪法职权；三是刑事和解不是自行和解所谓的私了，必须有司法机关主持，“阳光操作”，摒弃不公；四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检察机关在受理案件，发现符合刑事和解启动条件的，可以通知或委托其当事人所在辖区内的住所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参加或主持和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监督，同时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三）适用的阶段及刑事责任处置
在侦查阶段的审查批捕前和审查批捕后均可以适用。一般的案件在移送审查批捕后进行和解，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可适用刑事和解的，退回公安机关按调停人规范进行和解。但对于一些刚达到追究刑事责任起点线的案件，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犯罪嫌疑人能彻底认罪悔过，被害人能完全谅解的案件，也可在移送审查批捕前进行和解，但必须邀请检察机关参与或报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公安机关作出撤案决定，检察机关作出不捕决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案件。
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刑事责任处置为，检察机关在审查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及和解协议的履行情况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不过，检察机关就所作刑事和解的情况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备案，以免出现权力监督的真空。在审判阶段，庭审前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法院邀请检察院参与监督其审查和解协议、协议履行情况，并作出如下刑事责任处置：由检察院撤回起诉，再作相对不起诉或建议侦查机关撤案。但例外的是，庭审阶段庭审中法院主持和解成功的，由检察院对和解进行法律监督并提出量刑建议，其刑事责任处置为加害人被判处免于刑事处分、缓刑、拘役、单处附加刑等非监禁性刑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四）和解期限及和解协议履行期限
刑事和解是由解决经济赔偿的和解及审查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履行情况后的刑事责任处置两个过程组成的。为避免和解过程久拖不决，影响诉讼效率，必须对和解过程规定一个时限。鉴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均为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有和解诚意，相对较易和解成功，以及为与刑事案件提请批捕期限相称，和解期限宜规定为七天，庭审中的和解除外。和解协议的真实合法性、和解协议已履行或履行的保障性是司法机关做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前提。因此，一般情况下，和解协议应当协议订立之日履行完毕。另外，考虑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不使刑事和解这项好的制度为“有钱人”所独享，可规定具有真诚悔过之心、经济困难的加害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协议，但必须提供相应的人保或财保。
六、在实践中解决好两个问题
1、参照民事诉讼建立赔偿标准，防止被害人漫天要价。
因为在刑事和解中，被害方往往抓住对方软胁、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而作为调停中立方的检察机关，为了遵循自愿原则，又不好对此干涉太多，如果刑事和解赔偿金额有明确标准，就会有效防止这一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参照民事诉讼并高于其民事判决赔偿数额，而建立一个刑事和解赔偿标准。
2、应赋予刑事和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防止当事人反悔。
案件巳达成和解协议后，当事人突然反悔了，在实践中一般由三种情形：一是加害人欺诈；二是被害人欺诈；三是被害人迫于外界压力，违心作出同意和解意思表示，这里第一种情形，本质上违反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第三种情形违反了刑事和自愿原则，都应当撤销原来决定，重新提起公诉，如何解决第二种情形，即防止被害人欺诈和解后反悔了，还得从法律上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赋予和解协议类似民诉中调解书的强制执行力，双方一经达成协议，均不得主张撤销或者拒绝交付。
（作者通讯地址：安溪县人民检察院，福建安溪3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