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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率领中央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调查研究,以确定拟建中的工厂厂址。我作为程子华的秘书,也一同前往。在程子华的带领下,调查组走遍了西南三省,对三线建设进行实地调研,从而为三线建设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接受命令,组建联合调查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肯定了此前关于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当时攀枝花钢铁厂在西昌,叫“西钢”,由时任四川省委工业部部长兼西昌工业区委员会和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杨超负责。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三线建设不得不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西南三线建设一度进展缓慢。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对建设攀枝花作了指示,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了“屁股”和后方了。他指出,建设攀枝花就是建设三线,攀枝花就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毛主席还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他要求加快三线建设。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铁道部、交通部、地质部、电力部、煤炭部以及一机部等部委负责同志开会,传达5月中共中央研究大西南三线建设布局的会议精神。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牵头,立即组织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专家成立调查组,制订调查计划,提出调查纲目以及各部委调查的具体项目,并尽快赶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确定各厂矿厂址究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会议任命程子华为联合调查组组长,负责组织研究调查计划。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三线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任务非常艰巨,情况也非常复杂。中共中央、毛主席当时要求三线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当时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鉴于过去基本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三线建设中一定要深入研究,摸清客观情况,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又好又快。否则,一定是欲速则不达。慎重初战,就是我们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的第一步骤。
6月23日,程子华要我通知冶金部、铁道部以及煤炭部等14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于25日在四川成都锦江宾馆参加联合调查组的第一次会议。会上,程子华宣布了联合调查组副组长名单、调查组下设机构以及此次会议研究的事项。副组长有: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铁道部副部长熊宇忠、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五机部副部长朱光、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电力部副部长张彬、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铁道部副部长钱应麟、八机部刘昂、中央财贸组张永励副部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贵州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陈璞如等。
联合调查组下设12个专业组:冶金、煤炭、电力、铁道、军工、地质、交通、劳动、农业、林业、布局以及综合等。每组由相关部委的副部长带队。专业组按照三线建设的六大块布局进行调查工作: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生产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生产基地,成昆铁路建设,以内迁为主的机械工业建设,以六盘水为主的煤炭生产基地。
会上,程子华还向与会的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大西南三线建设所作的重要指示。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还重温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反对本本主义》三本著作,结合实际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不仅提高了与会人员对调查西南三线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在思想、行动以及指挥上达到了统一。会后,各调查组制定出了各自的调查纲目和具体计划。
实地调研,跋涉重重山水
1964年6月28日,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由四川成都出发,沿着乐山、自贡、宜宾、西昌、石碑、泸沽、小庙、太和、牛郎坝、逸宁、会理、红格、拉拉铜矿、鱼鲊、拉鲊,云南省永仁、仁和,最后抵达川滇交界的高山峡谷和攀枝花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当时杨超准备了十几个备选厂址,联合调查组必须一个个去看,把各地的厂址确定下来。
在攀枝花(因为村里有棵攀枝花树而得名)主要是对拟建中的钢铁基地以及钒钛矿石、铁路、煤矿等相关项目进行调查。选定的钢铁厂厂址弄弄坪,只有七八户人家。程子华详细询问了当地一位姓游的老人,以了解当地有关地震、开矿、农业、金沙江水质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情况。老人介绍说:这里干旱少雨,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地震。1958年前后到这里开矿的人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但是由于这里缺吃少穿,这些人先后都离开了。他依靠蓄水池里的雨水,在山坡上种点庄稼为生,养的牲畜全被野狼给吃了,日常喝的是金沙江水。每年的6月至9月是金沙江涨水的季节。
1964年8月,程子华、阎秀峰、谢北一等人翻山越岭,步行20余里来到位于攀枝花西边的宋家坪渡口水泥厂厂址进行现场调研。这里紧靠矿山,附近有宝顶山煤矿,还有取之不尽的金沙江水源,位置很优越,可以规划大型水泥厂。为了加紧解决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所需水泥的问题,几位领导同志当场研究决定将四川德阳的一套水泥设备迁往渡口,建立一个水泥厂,程子华还当即批了400万元专款,要求水泥厂在1965年第四季度投产。当大家在现场议论水泥厂厂名时,程子华提议:“就叫渡口水泥厂好不好?”大家听后都热烈鼓掌,纷纷表示赞同程子华所提的厂名。那时的工作作风真像战争年代的作风,只要经过现场调研,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就马上拍板,既不行文也不召集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开会,而是当场研究解决问题。不久,在建材部的支持和指导下,渡口水泥厂不仅提前完成建设施工,而且很快就生产出高标号的水泥。为此,水泥厂还举行了庆贺典礼。
为解决攀枝花钢铁厂和铁路建设所需木材,我们随程子华沿雅砻江而上,来到原始森林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攀枝花到内地城市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相通,从成都、昆明向建设基地长途运输木材等建筑材料因此就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直供施工现场的办法来解决。经过程子华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在这个原始森林采伐木材,再利用雅砻江漂流到下游与金沙江的两江汇合处。这样不仅多快好省,而且解决了建设工地上急需大量木材的大问题。
在原始森林现场调研十分艰险,走在浓密的树林中,脚踩在半尺厚的腐烂树叶以及野草上,如同在软床上行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使不上劲,对程子华那么大年纪的老人来说就更加吃力了。在三个多小时的现场调研中他摔倒了两次,我想搀扶他,他不让。途中,当地老乡告诉我们,深山里面有老虎,叮嘱我们别往深处走。程子华听了说:“怕什么?打仗不是很危险吗?不还是照样往前冲?!”但在往深山里走的时候,我还是在冲锋枪里装满子弹,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老虎冲出来伤人。
为了加快成昆线的建设进度,程子华、吕正操、熊宇忠以及郭维城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到南北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重点对西昌专区的10个县和矿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西昌是在1950年3月获得解放的。1955年西康撤省后,西昌改由四川省管辖,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南临金沙江与云南相望,北临甘孜、雅安,东接大小凉山,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西昌专区下辖西昌、德阳、会理、会东、宁南、勉宁、木里、盐源、盐边以及米易10个县。西昌境内地形复杂,峡谷很多,山间小盆地星罗棋布,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也有海拔400米左右的低谷。当时,西昌全区总人口为214万余人,其中有汉、藏、彝、回、傈僳、蒙古、苗等民族。
在钢铁厂厂址的筛选方案中,西昌曾被列入调查研究的重点,毛主席曾经就三线建设问题说过:“我骑毛驴下西昌。”这句话实际上是把西昌作为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个代名词,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昌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是三线建设的要地。经过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进一步考察和论证,发现西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地震。另外,在西昌建钢铁厂,用水也是个问题,安宁河在冬天进入枯水期后,基本上没有水,因此必须修建水库,水库如果建在北面,那儿的地质条件不行——漏水。不能用安宁河水,就只得引邛海的水,但这样的话又会与农业争水。总的看来,西昌水的问题无法解决。再一个问题就是西昌没有煤,要从六盘水运煤来,没有现成的铁路,而修路的话要经过地震带。所以最后调查组否定了在西昌建立钢铁厂的方案。
实地考察后,联合调查组还决定:在西昌建设大型军民两用机场、卫星发射基地、大型南北火车站、28立方米小高炉改造钒钛磁铁冶炼试验厂和108国道改扩建工程。并要求加快锦屏电站设计和二滩水电站的勘测工作。
随后,调查组从西昌出发,途经安宁河谷来到攀西大陆裂谷带,对该地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曾有地质学家称该裂谷带为“攀西聚宝盆”,认为该地是大西南矿产资源最为富集的“金三角”。 抵达后,联合调查组中的地质、冶金、水电、林业以及煤炭等小组分头进行了详细调研,发现当地矿产资源种类繁多,产地集中,资源比较配套,开采也很方便。矿产资源尤以钒钛磁铁矿著称于世,据当时的资料,该地的铁矿蕴藏量为全国第二,钛占全国储量的93%,钒占全国储量的58%,而且铜、铝、锌、锡、轻稀土都有若干中型矿藏,化工、建材以及冶金所需的非金属矿藏也有巨大的储量,煤炭储量达10亿多吨。另外,攀西大陆裂谷带境内江河众多,主要的大江有金沙江、雅砻江,两条大江的年总流量564亿立方米。在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的林区,木材蓄积量达7亿多立方米,占全国的10%,原始森林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木里、盐源等高山区,这些地方也是国家重要的林业基地。
1964年9月5日,程子华和阎秀峰召集联合调查组成员在云南大田召开调查工作研讨会。在会上,程子华总结说:攀西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很重要,通过调查,基本上弄清了这里的矿产、林业和水利资源情况。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建设。阎秀峰说: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按照程子华同志的意见提出各小组的工作方案。随后,程子华和阎秀峰向正在渡口视察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汇报了实地调查研究和研讨会的情况。李富春指出:综合调查的办法很好,当场可以研究解决问题。你们先搞个书面材料向周总理汇报,我和一波也准备去攀西看看。
程子华后来总结了当时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方法:各单位负责同志都驻扎在现场,经过调查研究,充分讨论,制定出统一计划和各单位分工计划方案,在统一指挥下,各单位负责自己的建设任务。这就解决了过去坐在机关里,靠听汇报看文件,一项工程从办理手续到开工,少则数月,多则一年的问题。这次都到现场就地解决问题,实行联合作战,前后方密切配合。手续少了,扯皮少了,问题解决快了,效率高了,从根本上解决了“锣齐鼓不齐”的现象。
1964年11月初,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由攀枝花到昆明,沿途察看了成昆铁路南段和一些厂矿企业,并听取汇报。我们赶到昆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联合调查组住在翠湖北岸一处普通的招待所,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到招待所拜访了程子华,并请他搬到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别墅居住。程子华说:“谢谢红彦同志的关心。招待所的条件比金沙江渡口的吃住条件还是要好得多嘛!”晚饭时,首长们和我们一块儿吃“过桥米线”,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一直聊到晚上11点多。谈话中,阎红彦向程子华介绍了云南的工业、农业、交通以及城市建设等情况,其目的是想请国家计委在1965年度中多给云南省投资。郭超介绍了视察相关厂矿企业的时间安排。我看时间不早了,就劝首长们早点休息,因为第二天还得去实地调研。阎红彦说:“还是单秘书关心子华同志。”其实我非常理解首长们的心情:互相之间见面后都想多交流一些情况,程子华更是想多听听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第二天,程子华在郭超和云南省计委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昆明光化学仪器厂、钢铁厂、昆明火车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程子华到基层调查工作的习惯是先看后听汇报。在视察过程中,程子华对扩建的火车站建设很关心,他一再叮嘱郭超说:“昆明火车站是通往内外的要道,也是我国的南大门,一定要做好规划设计,并要留有余地。”为了解决攀枝花在昆明设立材料供应站的问题,程子华在徐驰和郭超陪同下,到昆明火车站附近视察,选定了材料供应站站址。程子华把建站的任务交给了郭超。当时攀枝花基地所需的大量物资均由该站编组运输。为了解决攀枝花至昆明运输车辆往返不至于放空的问题,程子华和郭超研究决定:攀枝花钢铁厂用六盘水的煤炭,并利用拉煤炭的汽车为昆明钢铁厂、水城钢铁厂拉铁矿石。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也解决了大量货车放空的问题。
次日,联合调查组奔赴个旧(红河)锡矿。途中曾短暂停留,到某化工厂了解情况。在个旧锡矿,联合调查组察看了工人使用高压水枪进行矿产开采的场景。随后,锡矿负责人陪同程子华坐土电梯下到近百米深的矿井下,看望正在那里采矿的工人。矿井下,一些工人在开采矿石,一些工人用自制的电车运送石料,各段指挥有序。工人的劳动量相当大,确实很辛苦,但他们都头戴矿灯帽,干劲冲天。视察过程中,程子华叮嘱工段负责同志:在紧张的生产中要注意安全!在听取了红河地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后,程子华一边看图表做记录,一边说:你们管理得很好,这个锡矿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矿山,你们还要不断地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在视察锡矿的过程中我们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当我们从井下上到地面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手表都停了! 这时,陪同的矿山同志告诉我们:锡矿的矿石里面含有磁铁石,对手表有很大的影响,刚才由于忙着安排陪同领导同志视察采矿,忘记提醒你们把手表摘下了。不过大家别着急,只要把手表放在“消磁箱”中,半小时后手表就恢复正常了。
1964年11月,程子华和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等同志坐吉普车来到雅砻江上游的左县、老君庙、鱼门等地,考察二滩水电站初步勘测、规划情况。在调研现场,刘澜波对程子华说:“这里自然条件好,是搞水电站的理想之地,我们向总理汇报现场的有关情况,如何?”程子华建议说:“还是先向富春、一波汇报,请他们再向总理汇报吧。”
联合调查组完成调查任务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广大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艰苦奋斗,作出重要贡献
在整个实地调研期间,联合调查组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地区属于干旱酷热的亚热带气候,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白天烈日当空。联合调查组转战在深山峡谷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组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席棚中,吃的是干咸菜、硬干粮。考察中,大家手持甘蔗当拐杖,渴了就啃甘蔗。程子华爬山比其他同志要困难得多,因为他的双手在战争年代曾经负过伤,行动起来很不方便,但他携带着水壶、毛巾、草帽以及拐棍“四件宝”,和调查组其他成员一样实地考察。途中,他与大家谈笑风生。为了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经常坐在山坡上给大家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以及延安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大家集中在一起休息时,他还亲自组织唱歌等活动。调查组全体成员被程子华的精神所感染,一路上感到很快乐。
在宜宾山村调查时,程子华听当地村干部反映“白毛女”罗长秀的情况。村干部说:在旧社会,穷人受尽了地主的压迫,没有自由和地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罗长秀因无力偿还地主“驴打滚”债,才十来岁的小姑娘就被逼逃进深山,靠吃野菜、野果和树皮为生,在山洞和山庙里住了十多年,成了“白毛女”。有村民进山时曾发现住在山庙的“白毛仙姑”,消息传出后,当地村民吓得晚上不敢出门。谁也不知道罗长秀还活着,就是“白毛仙姑”。新中国成立后,村干部组织人进山寻找到“白毛仙姑”后,才得知“白毛仙姑”就是罗长秀。据说,《白毛女》剧组曾经多次采访罗长秀,但是由于罗长秀长期独自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变得寡言少语,见到人仍有些害怕。剧组只好陪同她沿着她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边走边写,著名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就这样撰写出来。程子华听了之后,让我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了罗长秀。程子华与罗长秀交谈时,她没怎么说话,只是哭。我想给她拍照,考虑她害怕照相机,只好偷偷地拍了几张。程子华特意吩咐村干部要特殊照顾罗长秀,慢慢引导她走上正常的生活。程子华还对考察组的同志说:“这件事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也只有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知道这些情况,坐在办公大楼是无法知晓的。这对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弄弄坪那位姓游的老人在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曾特意提到,当地人有“五怕”:火箭草“咬”人、野狼、麻风病、过金沙江、出门。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五怕”放在心上,可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遇到这五种情况后,我们感触就非常地深。
火箭草“咬”人。在我们去弄弄坪的路上,到处都是一人高的草地,那就是火箭草,也称野狗草。只要人经过草地,这种草就“咬”住人的腿不放,“咬”在衣服上也弄不下来,被它“咬”过的皮肤一片红,又痒又疼。有的同志说:干脆放把火把草烧光算了!这个建议马上受到程子华的批评。随行的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说:日本在中国搞“三光”政策,你在攀枝花搞“一光”政策,把老百姓都烧跑了,咱们找谁了解情况去?!
野狼。我们在弄弄坪调研的时候,多次发现成群结队的野狼,它们东跑西窜,我曾用步枪打死过几只。攀枝花村有个小孩,被野狼咬伤后拖上山,幸好被人及时发现,经过追打后才被救下来。
麻风病。当地老百姓一度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吃了这只鸡下的蛋后,就会传染上麻风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就恐慌起来了。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我们调研工作的开展。为此,程子华要我给卫生部打电话,要求他们派出相关的专家来。几天后,卫生部派来了专家,在了解情况后,他们向程子华汇报:1949年前这种病确实是无法医治,很多地方就把病人关在房子里烧死以减少传染。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现在这种病已经能治好了。而且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听了之后,大家才消除了恐惧,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当地村民。
过金沙江。当时金沙江上没有架设桥梁,据载我们过江的船工说:现在正值金沙江水上涨的季节,前几天曾经发生过几次翻船事故,他们的船是运柴火的小木船。为安全起见,他们劝我们还是不要渡江。旷伏兆和我也劝程子华暂不过江,另想过江的办法。程子华批评我们:“不过江怎能了解弄弄坪的全面情况?怎能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们再三做船工们的工作,他们才勉强同意载我们过江。程子华面带笑容登上船后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灵嘛!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紧紧地围在程子华身边。就在船工将小船推向江心的瞬间,船只失控,被激浪冲出十多里外,幸好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被一处礁石拦住了,小船才得以靠岸。下船后,程子华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惊险,说:很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嘛!并一再地感谢船工,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为了表示感谢,我拿出200元钱给船工,他们说:我们可不能收你的钱,大队干部对我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派人来开山建钢铁厂,这是造福我们的大好事。要啥子钱嘛?!
出门。在西南进行现场调研十分辛苦,早出晚归已是不成文的作息时间,因为调研工作不仅要翻山越岭察看矿山厂址,而且还要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寻找各个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在缺住少吃的情况下,调查组和建设大军硬是“天当房,地当床,担水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锅,帐篷搭在山窝上”。这种景象在三线建设现场到处可见。在完成当天的实地调查工作后,调查组必须返回借住的仁和镇老百姓家,晚饭后开碰头会汇报当天各自调查的情况,并研究第二天每个人的调查线路和任务。程子华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记得有一次,我在老乡家给程子华烧了盆水,让他洗脚,发现他的鞋和袜子被磨破了,就对他说:“袜子已经补了三次了,鞋也被修过了,它们都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干脆扔掉算了。”他说:“那可不行,你再想想办法帮我补一下,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回到北京后再换新的好吗?”我只好同意。
当抵达昆明时,由于调查组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去昆明,对西双版纳很感兴趣。冶金部和煤炭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向我反映:想去那看看。他们没有直说请示程子华,但显然是要我去请示程子华。深知程子华脾气的我知道如果就这个问题请示他,肯定会碰钉子。在这之前我曾经两次陪同他来昆明,都没敢向他提去西双版纳的要求,但是既然调查组的同志提出这个要求,我只好试一试。一天晚饭后,我趁机向程子华提出此事,他听后笑容满面地说:“那好嘛!告诉他们:三线建设项目调查定位后,我带大家去西双版纳!”之后,程子华为了这件事,在一次调查组全体会议上专门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说:“单秘书向我反映了大家想去西双版纳的事情,我想,在这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我却带领大家去那儿,那怎么行?希望大家理解。不是我程子华不关心大家,我以前来云南几次,都没有机会去那儿看看,而且我们调查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交给的调查任务,我答应同志们:完成任务后一定带大家去西双版纳看看!”通过程子华做工作,大家不仅打消了去西双版纳游玩的念头,而且对调研工作劲头更足了。
薄一波曾经说过:“党中央决定由程子华同志负责三线建设工作,是因为中央对他放心。”薄老说的确实是事实。程子华领导三线建设过程中,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注重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大家认真落实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完成了有关三线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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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命令,组建联合调查组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主席在一个文件上作了批示,肯定了此前关于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当时攀枝花钢铁厂在西昌,叫“西钢”,由时任四川省委工业部部长兼西昌工业区委员会和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杨超负责。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困难,三线建设不得不大幅度压缩基本建设,西南三线建设一度进展缓慢。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对建设攀枝花作了指示,他说: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略了“屁股”和后方了。他指出,建设攀枝花就是建设三线,攀枝花就是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毛主席还说:攀枝花不搞起来,我就睡不着觉。他要求加快三线建设。这次会议,对动员全党重视西南三线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1964年6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铁道部、交通部、地质部、电力部、煤炭部以及一机部等部委负责同志开会,传达5月中共中央研究大西南三线建设布局的会议精神。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周总理责成国家计委牵头,立即组织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和专家成立调查组,制订调查计划,提出调查纲目以及各部委调查的具体项目,并尽快赶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研究,确定各厂矿厂址究竟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会议任命程子华为联合调查组组长,负责组织研究调查计划。
程子华后来回忆说:三线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壮举,任务非常艰巨,情况也非常复杂。中共中央、毛主席当时要求三线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当时三线建设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鉴于过去基本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在三线建设中一定要深入研究,摸清客观情况,扎扎实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才能又好又快。否则,一定是欲速则不达。慎重初战,就是我们贯彻这个指导思想的第一步骤。
6月23日,程子华要我通知冶金部、铁道部以及煤炭部等14个部委的负责同志,于25日在四川成都锦江宾馆参加联合调查组的第一次会议。会上,程子华宣布了联合调查组副组长名单、调查组下设机构以及此次会议研究的事项。副组长有: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铁道部副部长熊宇忠、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五机部副部长朱光、煤炭部副部长钟子云、电力部副部长张彬、地质部副部长旷伏兆、铁道部副部长钱应麟、八机部刘昂、中央财贸组张永励副部长、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阎秀峰、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超、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贵州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陈璞如等。
联合调查组下设12个专业组:冶金、煤炭、电力、铁道、军工、地质、交通、劳动、农业、林业、布局以及综合等。每组由相关部委的副部长带队。专业组按照三线建设的六大块布局进行调查工作: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配套生产基地;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生产基地,成昆铁路建设,以内迁为主的机械工业建设,以六盘水为主的煤炭生产基地。
会上,程子华还向与会的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大西南三线建设所作的重要指示。在这次会议上,与会人员还重温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反对本本主义》三本著作,结合实际进行了学习,通过学习,不仅提高了与会人员对调查西南三线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在思想、行动以及指挥上达到了统一。会后,各调查组制定出了各自的调查纲目和具体计划。
实地调研,跋涉重重山水
1964年6月28日,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由四川成都出发,沿着乐山、自贡、宜宾、西昌、石碑、泸沽、小庙、太和、牛郎坝、逸宁、会理、红格、拉拉铜矿、鱼鲊、拉鲊,云南省永仁、仁和,最后抵达川滇交界的高山峡谷和攀枝花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当时杨超准备了十几个备选厂址,联合调查组必须一个个去看,把各地的厂址确定下来。
在攀枝花(因为村里有棵攀枝花树而得名)主要是对拟建中的钢铁基地以及钒钛矿石、铁路、煤矿等相关项目进行调查。选定的钢铁厂厂址弄弄坪,只有七八户人家。程子华详细询问了当地一位姓游的老人,以了解当地有关地震、开矿、农业、金沙江水质以及当地人们的生活情况。老人介绍说:这里干旱少雨,他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都没有发生过地震。1958年前后到这里开矿的人不少,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但是由于这里缺吃少穿,这些人先后都离开了。他依靠蓄水池里的雨水,在山坡上种点庄稼为生,养的牲畜全被野狼给吃了,日常喝的是金沙江水。每年的6月至9月是金沙江涨水的季节。
1964年8月,程子华、阎秀峰、谢北一等人翻山越岭,步行20余里来到位于攀枝花西边的宋家坪渡口水泥厂厂址进行现场调研。这里紧靠矿山,附近有宝顶山煤矿,还有取之不尽的金沙江水源,位置很优越,可以规划大型水泥厂。为了加紧解决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所需水泥的问题,几位领导同志当场研究决定将四川德阳的一套水泥设备迁往渡口,建立一个水泥厂,程子华还当即批了400万元专款,要求水泥厂在1965年第四季度投产。当大家在现场议论水泥厂厂名时,程子华提议:“就叫渡口水泥厂好不好?”大家听后都热烈鼓掌,纷纷表示赞同程子华所提的厂名。那时的工作作风真像战争年代的作风,只要经过现场调研,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就马上拍板,既不行文也不召集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开会,而是当场研究解决问题。不久,在建材部的支持和指导下,渡口水泥厂不仅提前完成建设施工,而且很快就生产出高标号的水泥。为此,水泥厂还举行了庆贺典礼。
为解决攀枝花钢铁厂和铁路建设所需木材,我们随程子华沿雅砻江而上,来到原始森林地区进行考察。当时攀枝花到内地城市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相通,从成都、昆明向建设基地长途运输木材等建筑材料因此就是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就地取材直供施工现场的办法来解决。经过程子华等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在这个原始森林采伐木材,再利用雅砻江漂流到下游与金沙江的两江汇合处。这样不仅多快好省,而且解决了建设工地上急需大量木材的大问题。
在原始森林现场调研十分艰险,走在浓密的树林中,脚踩在半尺厚的腐烂树叶以及野草上,如同在软床上行走,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都使不上劲,对程子华那么大年纪的老人来说就更加吃力了。在三个多小时的现场调研中他摔倒了两次,我想搀扶他,他不让。途中,当地老乡告诉我们,深山里面有老虎,叮嘱我们别往深处走。程子华听了说:“怕什么?打仗不是很危险吗?不还是照样往前冲?!”但在往深山里走的时候,我还是在冲锋枪里装满子弹,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老虎冲出来伤人。
为了加快成昆线的建设进度,程子华、吕正操、熊宇忠以及郭维城等领导同志,还多次到南北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
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重点对西昌专区的10个县和矿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研。西昌是在1950年3月获得解放的。1955年西康撤省后,西昌改由四川省管辖,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西昌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南临金沙江与云南相望,北临甘孜、雅安,东接大小凉山,面积约5万平方公里。西昌专区下辖西昌、德阳、会理、会东、宁南、勉宁、木里、盐源、盐边以及米易10个县。西昌境内地形复杂,峡谷很多,山间小盆地星罗棋布,有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也有海拔400米左右的低谷。当时,西昌全区总人口为214万余人,其中有汉、藏、彝、回、傈僳、蒙古、苗等民族。
在钢铁厂厂址的筛选方案中,西昌曾被列入调查研究的重点,毛主席曾经就三线建设问题说过:“我骑毛驴下西昌。”这句话实际上是把西昌作为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一个代名词,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昌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是三线建设的要地。经过中国科学院的有关专家进一步考察和论证,发现西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大地震。另外,在西昌建钢铁厂,用水也是个问题,安宁河在冬天进入枯水期后,基本上没有水,因此必须修建水库,水库如果建在北面,那儿的地质条件不行——漏水。不能用安宁河水,就只得引邛海的水,但这样的话又会与农业争水。总的看来,西昌水的问题无法解决。再一个问题就是西昌没有煤,要从六盘水运煤来,没有现成的铁路,而修路的话要经过地震带。所以最后调查组否定了在西昌建立钢铁厂的方案。
实地考察后,联合调查组还决定:在西昌建设大型军民两用机场、卫星发射基地、大型南北火车站、28立方米小高炉改造钒钛磁铁冶炼试验厂和108国道改扩建工程。并要求加快锦屏电站设计和二滩水电站的勘测工作。
随后,调查组从西昌出发,途经安宁河谷来到攀西大陆裂谷带,对该地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进行实地考察。曾有地质学家称该裂谷带为“攀西聚宝盆”,认为该地是大西南矿产资源最为富集的“金三角”。 抵达后,联合调查组中的地质、冶金、水电、林业以及煤炭等小组分头进行了详细调研,发现当地矿产资源种类繁多,产地集中,资源比较配套,开采也很方便。矿产资源尤以钒钛磁铁矿著称于世,据当时的资料,该地的铁矿蕴藏量为全国第二,钛占全国储量的93%,钒占全国储量的58%,而且铜、铝、锌、锡、轻稀土都有若干中型矿藏,化工、建材以及冶金所需的非金属矿藏也有巨大的储量,煤炭储量达10亿多吨。另外,攀西大陆裂谷带境内江河众多,主要的大江有金沙江、雅砻江,两条大江的年总流量564亿立方米。在金沙江、雅砻江流域的林区,木材蓄积量达7亿多立方米,占全国的10%,原始森林比较集中,主要分布在木里、盐源等高山区,这些地方也是国家重要的林业基地。
1964年9月5日,程子华和阎秀峰召集联合调查组成员在云南大田召开调查工作研讨会。在会上,程子华总结说:攀西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很重要,通过调查,基本上弄清了这里的矿产、林业和水利资源情况。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开发建设。阎秀峰说: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希望大家按照程子华同志的意见提出各小组的工作方案。随后,程子华和阎秀峰向正在渡口视察工作的李富春、薄一波汇报了实地调查研究和研讨会的情况。李富春指出:综合调查的办法很好,当场可以研究解决问题。你们先搞个书面材料向周总理汇报,我和一波也准备去攀西看看。
程子华后来总结了当时联合调查组的工作方法:各单位负责同志都驻扎在现场,经过调查研究,充分讨论,制定出统一计划和各单位分工计划方案,在统一指挥下,各单位负责自己的建设任务。这就解决了过去坐在机关里,靠听汇报看文件,一项工程从办理手续到开工,少则数月,多则一年的问题。这次都到现场就地解决问题,实行联合作战,前后方密切配合。手续少了,扯皮少了,问题解决快了,效率高了,从根本上解决了“锣齐鼓不齐”的现象。
1964年11月初,程子华率领联合调查组由攀枝花到昆明,沿途察看了成昆铁路南段和一些厂矿企业,并听取汇报。我们赶到昆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联合调查组住在翠湖北岸一处普通的招待所,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到招待所拜访了程子华,并请他搬到接待中央领导同志的别墅居住。程子华说:“谢谢红彦同志的关心。招待所的条件比金沙江渡口的吃住条件还是要好得多嘛!”晚饭时,首长们和我们一块儿吃“过桥米线”,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交谈,一直聊到晚上11点多。谈话中,阎红彦向程子华介绍了云南的工业、农业、交通以及城市建设等情况,其目的是想请国家计委在1965年度中多给云南省投资。郭超介绍了视察相关厂矿企业的时间安排。我看时间不早了,就劝首长们早点休息,因为第二天还得去实地调研。阎红彦说:“还是单秘书关心子华同志。”其实我非常理解首长们的心情:互相之间见面后都想多交流一些情况,程子华更是想多听听地方领导同志的意见。
第二天,程子华在郭超和云南省计委有关负责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昆明光化学仪器厂、钢铁厂、昆明火车站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程子华到基层调查工作的习惯是先看后听汇报。在视察过程中,程子华对扩建的火车站建设很关心,他一再叮嘱郭超说:“昆明火车站是通往内外的要道,也是我国的南大门,一定要做好规划设计,并要留有余地。”为了解决攀枝花在昆明设立材料供应站的问题,程子华在徐驰和郭超陪同下,到昆明火车站附近视察,选定了材料供应站站址。程子华把建站的任务交给了郭超。当时攀枝花基地所需的大量物资均由该站编组运输。为了解决攀枝花至昆明运输车辆往返不至于放空的问题,程子华和郭超研究决定:攀枝花钢铁厂用六盘水的煤炭,并利用拉煤炭的汽车为昆明钢铁厂、水城钢铁厂拉铁矿石。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也解决了大量货车放空的问题。
次日,联合调查组奔赴个旧(红河)锡矿。途中曾短暂停留,到某化工厂了解情况。在个旧锡矿,联合调查组察看了工人使用高压水枪进行矿产开采的场景。随后,锡矿负责人陪同程子华坐土电梯下到近百米深的矿井下,看望正在那里采矿的工人。矿井下,一些工人在开采矿石,一些工人用自制的电车运送石料,各段指挥有序。工人的劳动量相当大,确实很辛苦,但他们都头戴矿灯帽,干劲冲天。视察过程中,程子华叮嘱工段负责同志:在紧张的生产中要注意安全!在听取了红河地区负责同志的汇报后,程子华一边看图表做记录,一边说:你们管理得很好,这个锡矿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矿山,你们还要不断地加强科学研究工作。
在视察锡矿的过程中我们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当我们从井下上到地面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的手表都停了! 这时,陪同的矿山同志告诉我们:锡矿的矿石里面含有磁铁石,对手表有很大的影响,刚才由于忙着安排陪同领导同志视察采矿,忘记提醒你们把手表摘下了。不过大家别着急,只要把手表放在“消磁箱”中,半小时后手表就恢复正常了。
1964年11月,程子华和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等同志坐吉普车来到雅砻江上游的左县、老君庙、鱼门等地,考察二滩水电站初步勘测、规划情况。在调研现场,刘澜波对程子华说:“这里自然条件好,是搞水电站的理想之地,我们向总理汇报现场的有关情况,如何?”程子华建议说:“还是先向富春、一波汇报,请他们再向总理汇报吧。”
联合调查组完成调查任务后,在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广大建设者们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艰苦奋斗,作出重要贡献
在整个实地调研期间,联合调查组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这个地区属于干旱酷热的亚热带气候,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白天烈日当空。联合调查组转战在深山峡谷中,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调查组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席棚中,吃的是干咸菜、硬干粮。考察中,大家手持甘蔗当拐杖,渴了就啃甘蔗。程子华爬山比其他同志要困难得多,因为他的双手在战争年代曾经负过伤,行动起来很不方便,但他携带着水壶、毛巾、草帽以及拐棍“四件宝”,和调查组其他成员一样实地考察。途中,他与大家谈笑风生。为了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经常坐在山坡上给大家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以及延安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大家集中在一起休息时,他还亲自组织唱歌等活动。调查组全体成员被程子华的精神所感染,一路上感到很快乐。
在宜宾山村调查时,程子华听当地村干部反映“白毛女”罗长秀的情况。村干部说:在旧社会,穷人受尽了地主的压迫,没有自由和地位,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罗长秀因无力偿还地主“驴打滚”债,才十来岁的小姑娘就被逼逃进深山,靠吃野菜、野果和树皮为生,在山洞和山庙里住了十多年,成了“白毛女”。有村民进山时曾发现住在山庙的“白毛仙姑”,消息传出后,当地村民吓得晚上不敢出门。谁也不知道罗长秀还活着,就是“白毛仙姑”。新中国成立后,村干部组织人进山寻找到“白毛仙姑”后,才得知“白毛仙姑”就是罗长秀。据说,《白毛女》剧组曾经多次采访罗长秀,但是由于罗长秀长期独自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变得寡言少语,见到人仍有些害怕。剧组只好陪同她沿着她当年生活过的地方,边走边写,著名电影《白毛女》的剧本就这样撰写出来。程子华听了之后,让我买了一些东西,去看望了罗长秀。程子华与罗长秀交谈时,她没怎么说话,只是哭。我想给她拍照,考虑她害怕照相机,只好偷偷地拍了几张。程子华特意吩咐村干部要特殊照顾罗长秀,慢慢引导她走上正常的生活。程子华还对考察组的同志说:“这件事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阶级斗争课,也只有深入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才能知道这些情况,坐在办公大楼是无法知晓的。这对我们深入调查研究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弄弄坪那位姓游的老人在向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曾特意提到,当地人有“五怕”:火箭草“咬”人、野狼、麻风病、过金沙江、出门。我们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五怕”放在心上,可在实地调研过程中遇到这五种情况后,我们感触就非常地深。
火箭草“咬”人。在我们去弄弄坪的路上,到处都是一人高的草地,那就是火箭草,也称野狗草。只要人经过草地,这种草就“咬”住人的腿不放,“咬”在衣服上也弄不下来,被它“咬”过的皮肤一片红,又痒又疼。有的同志说:干脆放把火把草烧光算了!这个建议马上受到程子华的批评。随行的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说:日本在中国搞“三光”政策,你在攀枝花搞“一光”政策,把老百姓都烧跑了,咱们找谁了解情况去?!
野狼。我们在弄弄坪调研的时候,多次发现成群结队的野狼,它们东跑西窜,我曾用步枪打死过几只。攀枝花村有个小孩,被野狼咬伤后拖上山,幸好被人及时发现,经过追打后才被救下来。
麻风病。当地老百姓一度传说,鸡吃了麻风病人吐的痰,人吃了这只鸡下的蛋后,就会传染上麻风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就恐慌起来了。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我们调研工作的开展。为此,程子华要我给卫生部打电话,要求他们派出相关的专家来。几天后,卫生部派来了专家,在了解情况后,他们向程子华汇报:1949年前这种病确实是无法医治,很多地方就把病人关在房子里烧死以减少传染。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现在这种病已经能治好了。而且这种病只能直接传染,不能间接传染。听了之后,大家才消除了恐惧,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当地村民。
过金沙江。当时金沙江上没有架设桥梁,据载我们过江的船工说:现在正值金沙江水上涨的季节,前几天曾经发生过几次翻船事故,他们的船是运柴火的小木船。为安全起见,他们劝我们还是不要渡江。旷伏兆和我也劝程子华暂不过江,另想过江的办法。程子华批评我们:“不过江怎能了解弄弄坪的全面情况?怎能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们再三做船工们的工作,他们才勉强同意载我们过江。程子华面带笑容登上船后说:思想政治工作就是灵嘛!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紧紧地围在程子华身边。就在船工将小船推向江心的瞬间,船只失控,被激浪冲出十多里外,幸好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被一处礁石拦住了,小船才得以靠岸。下船后,程子华并不知道刚刚发生的惊险,说:很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嘛!并一再地感谢船工,问他们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为了表示感谢,我拿出200元钱给船工,他们说:我们可不能收你的钱,大队干部对我们说,毛主席和周总理派人来开山建钢铁厂,这是造福我们的大好事。要啥子钱嘛?!
出门。在西南进行现场调研十分辛苦,早出晚归已是不成文的作息时间,因为调研工作不仅要翻山越岭察看矿山厂址,而且还要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寻找各个方面的人了解情况。在缺住少吃的情况下,调查组和建设大军硬是“天当房,地当床,担水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锅,帐篷搭在山窝上”。这种景象在三线建设现场到处可见。在完成当天的实地调查工作后,调查组必须返回借住的仁和镇老百姓家,晚饭后开碰头会汇报当天各自调查的情况,并研究第二天每个人的调查线路和任务。程子华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记得有一次,我在老乡家给程子华烧了盆水,让他洗脚,发现他的鞋和袜子被磨破了,就对他说:“袜子已经补了三次了,鞋也被修过了,它们都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干脆扔掉算了。”他说:“那可不行,你再想想办法帮我补一下,还可以再穿一阵子,回到北京后再换新的好吗?”我只好同意。
当抵达昆明时,由于调查组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去昆明,对西双版纳很感兴趣。冶金部和煤炭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向我反映:想去那看看。他们没有直说请示程子华,但显然是要我去请示程子华。深知程子华脾气的我知道如果就这个问题请示他,肯定会碰钉子。在这之前我曾经两次陪同他来昆明,都没敢向他提去西双版纳的要求,但是既然调查组的同志提出这个要求,我只好试一试。一天晚饭后,我趁机向程子华提出此事,他听后笑容满面地说:“那好嘛!告诉他们:三线建设项目调查定位后,我带大家去西双版纳!”之后,程子华为了这件事,在一次调查组全体会议上专门给大家做思想工作,他说:“单秘书向我反映了大家想去西双版纳的事情,我想,在这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中,我却带领大家去那儿,那怎么行?希望大家理解。不是我程子华不关心大家,我以前来云南几次,都没有机会去那儿看看,而且我们调查组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交给的调查任务,我答应同志们:完成任务后一定带大家去西双版纳看看!”通过程子华做工作,大家不仅打消了去西双版纳游玩的念头,而且对调研工作劲头更足了。
薄一波曾经说过:“党中央决定由程子华同志负责三线建设工作,是因为中央对他放心。”薄老说的确实是事实。程子华领导三线建设过程中,时刻以党的事业为重,注重团结各方面的干部、专家、学者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带领大家认真落实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完成了有关三线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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