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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衡(图1)(1915—2003)是广东国画研究会中的较为后期的成员。他字平之，广东番禺人，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毕业。关于他在广东国画研究会中的角色，知之者似乎并不多；至于他在近现代广东绘画史上的地位，学术界也未有足够的认识。笔者偶有在拍场上见其佳作，但对其艺术亦知之甚少。近有其家属及弟子向广东省博物馆慨捐其书画作品，余参与其事，得以了解其生平及其艺术概略。
刘秉衡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画家，家学渊源。祖籍江西南城，祖父聘斋太史赴粤任广东琼州知府。祖父育有二子，长子佚其名，曾长居上海以书画为业；次子刘彝，乡试举人，娶太史丁仁长之姊，遂落籍番禺。刘彝育有五子，长子刘庆菘，字聘孙，号留庵，又号留公、萍僧，长于篆刻，与黄士陵并称“双杰”，其弟子史坚如、胡毅生、陈协之、沈演公、谢英伯、杜之杕、何秀峰、张震图、凌巨川等都是近代广东书画或学界名流，有《艺隐斋篆刻》、《明瑟集》、《海沤集》行世；五子刘庆华即刘秉衡父亲，系两广方言学校毕业，任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刘秉衡伯兄刘玉林则师从邓尔疋习书法、篆刻，而他自己则随父亲经常参与当时在广州地区的各类书画雅集，并向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耆宿请益。他在《广东国画研究会简史》中这样记述自己早年的艺术生涯：
余幼时，每于周日随先君子品茗于市楼，间在禺山书院参加禺山雅集。以无知之童年，只觉烦闷，及年十五就读于番禺师范初中。时潘致中老师任图画课，始喜习画，旋于课余随习。后又随姚粟若世丈研画理骨法……
文中之“潘致中”即潘和(1873—1 929)，字致中，号抱残，广东南海人，是国画研究会的领军人物；“姚粟若”即姚礼修(1878—1939)，字叔约，一作粟若，别署百佛庵主，广东番禺人，也是国画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在向潘、姚请益画学的同时，刘秉衡还向张虹请教有关画理。按，张虹(1894－1965)，字谷雏，号申齐，花鸟画家居廉(1828—1904)的弟子，广东顺德人，广东国画研究会成员。据此可知刘秉衡早年即随国画研究会主要成员习画。因而在其后来的画风中体现出较为传统的画学基础，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刘秉衡的习画生涯中，还受到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1865—1955)的影响。1935年黄宾虹路经香港，下榻黄居素的双树翠屏馆，与李凤公(1874—1967)、张虹、蔡守(1879—1943)等交游、谈艺，张虹还将这次黄宾虹的谈艺整理为《宾虹画语录》，在近代美术史上影响极大。当时刘秉衡年仅弱冠，正在张虹门下习画，于是得以陪伴黄氏，并受其熏染。刘氏在《写生杂忆》中这样记述：
忆少年时，尝随张谷雏老师习画于香江，适黄宾虹先生从沪来访张师，得与泛舟同游九龙港岛各地，黄老指大屿山而言曰：“此披麻皴法也，其势若董源之龙宿郊民图，汝其识之。”余乃举摄影机摄取，随而舟行岸曲，见水涯乱石，吞吐白浪，复曰：“此折带皴也，上立者若方介，马牙皴也；裂崖崩坍，斧劈皴也；悬崖之树，势若夏珪；枯瘦之松，可参马远。远处小桥沙岸，映带林屋，大痴境界也。不期南陬海角，有此山川。”后此遍游马湾、赤柱、西贡，一一摄取其奇以为画本。余当时学画，时而临摹，时而写生，内心总不称意，转而学书，悟到骨法用笔之理，诚以画无骨力即无神采，虽有轮廓亦乏气势，后复作画荏苒四十年，行脚各地，览山川之奇险，实不胜纪述。
从这段记述不难看出，黄宾虹的妙语对于刘秉衡的启发。从山川万象中“悟到骨法用笔之理”，这对于刘氏早年艺术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刘秉衡的画艺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注意师法造化，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因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在他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出这种风格。
作于1949年的《云林画法图》(图2)虽然自称是仿元代倪云林之法，所写之山石、树木和远水等也有倪氏空灵之感，但细究之，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浓郁的刘氏笔法。作者在赋色、意境等方面和倪氏迥然有别。很显然，作者是在吸取倪氏画中所蕴涵之逸气，而融合自家的笔墨技巧，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其好友凌巨川评其“山水则超然特立，雄浑苍莽、潇洒、婉约，兼备众长，出入历代各家，真能融汇变化，推陈出新，自成风格，而气韵清新，览者陶然心佩”，是很有道理的。
作于1959年的《林壑幽居图》(图3)构图极为简洁。所画之山水悉用水墨运成，干笔皴擦。无论是远山，还是近景，都有一种苍浑、淡逸之感。这种画风与其师潘和有异曲同工之效。在潘和的《山水图》 (图4)和《春还堂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可以看出这种风格。这说明刘氏在早期的山水画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师承关系。在这种师承中，既有来自于潘氏一路的对于传统画学的深刻解读，也有真山真水的深刻领悟。所以，当时画坛名家吕灿铭观其画展时赋诗写道：“世谈传统习皮毛，君是真宗法眼高。不重其形重其法，溯源探本霸吾曹。”虽然有一种溢美之嫌，但据此不难看出刘氏在取法前人和“重其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贯穿其山水画创作之始终。
如果说在其早期的山水画中还不时见到古人或前辈的笔意的话，那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刘氏艺术生命之后期)所表现出的己意已经明显占据其画风之主流。后期的刘秉衡，遍历佳山水，历览古今书，在对画境的理解及其山水的感悟方面，已达化境，可谓人画俱老，浑然天成。作于1990年的《山树云烟图》(图5)即是如此。该图所写山水云烟迷漾，意境幽深。笔墨、构图及山峦之画法，都已经脱胎换骨，明显的是自家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山水在空潆的意境中传递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境界。这是和刘氏长期积累与笔墨历练分不开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也。在他晚年的山水画中，一直是这种风格的表现，成为奠定他在画坛上地位的基石。
对于刘秉衡画的意境，国画研究会的邓芬(1894－1964)有诗题日：“名山胜景看如画，妙笔图成画若真。须弥芥子沧海粟，大千世界等微尘(有如画人眼底境界)。”并谓“乃知玉溪生所谓‘大去定应欺粟颗，小来遂可隐针锋’，其意亦如李长吉云‘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故画必于大中见小，小中见大，亦称能事也”。说明刘氏之画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时俗的画格，在对山水的写实与写意中自然流露出的文意与真性情。
刘秉衡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在雅擅丹青的同时，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现代美术史的珍贵资料，并在画学理论上有所建树。有论者认为“从他的艺论及其文章中，可以见到他对艺术实学理念的坚持及独到的见解、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对国家的支持、对同胞的爱护；懂得欣赏生活、努力寻求精神上的修为”。正是他的这些饱含其澄怀之心的无数文章，赢 得了他在画学成就之外的更多声誉。
刘秉衡没有专门的关于画学思想的专著。他的画学思想，都贯穿在无数的小文章中。这些文章大多刊发在《自立晚报》中。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刘秉衡以“平之”之名在《自立晚报》的“自立艺苑”版开设“艺苑随笔”栏目(图6)。这些专栏文章前后累计有一百多篇。每篇文章大致在一千字左右。这些散发着作者艺术结晶的小文如同一颗颗碎玉散落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长期以来并未引人注意。
《自立晚报》的专栏文章之外，在刘秉衡的一些自刊的诗文集如《刘秉衡艺文集》(图7)、《澄怀集》(图8)和《晴翠阁题画诗》等书中也有不少刘氏文章。刘氏之艺文所涉范围极广，反映出作者广博的学识与丰富的阅历。这些文章从内容上分，大致可分为古代画艺及艺文评述、当代画艺及艺文评述、书画创作随笔和有感而发之散文等。当然，所有文章中，对美术史贡献最大的莫过于画学思想。
在这些画学的文章中，有关于画风之比较者(《古今画风管见》)、美学心理者(《灵感气质与作品》、《艺术与修养》)、创作与欣赏者(《治艺与赏艺》、《论艺观艺》、《白玉堂珍藏书画展》、《读画记》)、技法与传承者(《传疑摹写与宋元画法》、《谈传统艺术》)……等等，几乎包括了绘画美学之各个方面。这些文章，虽然每篇仅仅千数言，但却微言大义，为我们认识这段时间海外华人艺术家之艺术观以及哲理文心提供了珍贵依据。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学人关注到这一点。刘秉衡艺文之广播，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在对于当代台、港艺术史的研究及其资料整理方面，刘秉衡可谓功不可没。在一些小文中，所涉不少美术史资料，而刘氏所处之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我们要清楚地认知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需要借助大量时人文献钩稽索隐，而刘氏文章正为学界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如他对邓芬画艺的评述，就体现出不同于后人评述之风范：谓邓芬仕女“意于清艳出尘，系人心素”，而意笔花鸟、人物、水墨荷花、梅竹等则“神生野逸，萧然雅淡，倍为知音者所心折”：而对于台岛画家马晋封，则叙其生平、评其画艺，为学界所未有；对于广东国画研究会、广东南社国画会的记述，则为了解民国时期活跃于广东的美术社团提供第一手资料。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刘秉衡文章中所涉及之当代书画家或诗人、收藏家主要有吴肇钟、刘少旅、罗叔重、刘源沂、陈友篪、邓芬、黄君璧、李灵伽、叶公超、张大千、苏世杰、邓剑刚、庄一村、劳允澍、谭美容、关德兴、周世聪、张纫诗、凌巨川、张谷年、吕媞、许漱冰、仇启云、罗苏民、陶寿伯、顾青瑶、张虹、刘衡戡、钟寿仁、何康德、张景祁、刘建余、马晋封、喻仲林……等数十人。很显然，这些书画家或诗人、收藏家大多活跃于台港地区。而对于这一地区书画家的研究一直是内地学术界的弱项，这些资料正可以拾漏补遗，丰富和完善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画家，刘秉衡不仅长于文论，更擅词赋。他有《晴翠阁题画诗》、《晴翠阁词》等行世。这些诗词虽然知之者不多，但对于我们了解刘秉衡的画艺之文化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吕灿铭有《奉题秉衡道长画展》诗曰：“谁言画学只天才，读画藏书万卷开。自有文章惊海内，指挥余翰亦抡魁。”这是对于一个兼擅诗文、辞赋的刘秉衡的高度赞扬，也是客观评介；而另一好友吴肇钟亦有《题秉衡艺文集》诗云：“隔江时有诗人访，风露潇潇红叶村。却被画家收拾去，小桥流水护柴门。”“辋川仍是在江湖，题扇何须倩竹奴。逸气胸中消不尽，偶逢诗句又成图。”说明刘秉衡是诗心与画意相结合。古代文人画家大多诗书画“三绝”。观刘秉衡之画，颇感其蕴涵之诗意；而其诗词，则不乏画境。这种“古风”是和刘秉衡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分不开的，不是从笔墨上可以轻易得到的。
刘秉衡同时也擅长书法。他不以书艺自矜，故书迹传世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画上的题跋、诗札(图9)、信札及少量的书法成品(图10)中了解其淡雅而颇饶书卷气的文人书法。这些饱含作者笔情墨趣的书法小品，反映了一个诗人兼画家的刘秉衡的艺术涵养。
刘秉衡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画家，家学渊源。祖籍江西南城，祖父聘斋太史赴粤任广东琼州知府。祖父育有二子，长子佚其名，曾长居上海以书画为业；次子刘彝，乡试举人，娶太史丁仁长之姊，遂落籍番禺。刘彝育有五子，长子刘庆菘，字聘孙，号留庵，又号留公、萍僧，长于篆刻，与黄士陵并称“双杰”，其弟子史坚如、胡毅生、陈协之、沈演公、谢英伯、杜之杕、何秀峰、张震图、凌巨川等都是近代广东书画或学界名流，有《艺隐斋篆刻》、《明瑟集》、《海沤集》行世；五子刘庆华即刘秉衡父亲，系两广方言学校毕业，任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刘秉衡伯兄刘玉林则师从邓尔疋习书法、篆刻，而他自己则随父亲经常参与当时在广州地区的各类书画雅集，并向广东国画研究会的耆宿请益。他在《广东国画研究会简史》中这样记述自己早年的艺术生涯：
余幼时，每于周日随先君子品茗于市楼，间在禺山书院参加禺山雅集。以无知之童年，只觉烦闷，及年十五就读于番禺师范初中。时潘致中老师任图画课，始喜习画，旋于课余随习。后又随姚粟若世丈研画理骨法……
文中之“潘致中”即潘和(1873—1 929)，字致中，号抱残，广东南海人，是国画研究会的领军人物；“姚粟若”即姚礼修(1878—1939)，字叔约，一作粟若，别署百佛庵主，广东番禺人，也是国画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在向潘、姚请益画学的同时，刘秉衡还向张虹请教有关画理。按，张虹(1894－1965)，字谷雏，号申齐，花鸟画家居廉(1828—1904)的弟子，广东顺德人，广东国画研究会成员。据此可知刘秉衡早年即随国画研究会主要成员习画。因而在其后来的画风中体现出较为传统的画学基础，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刘秉衡的习画生涯中，还受到著名山水画家黄宾虹(1865—1955)的影响。1935年黄宾虹路经香港，下榻黄居素的双树翠屏馆，与李凤公(1874—1967)、张虹、蔡守(1879—1943)等交游、谈艺，张虹还将这次黄宾虹的谈艺整理为《宾虹画语录》，在近代美术史上影响极大。当时刘秉衡年仅弱冠，正在张虹门下习画，于是得以陪伴黄氏，并受其熏染。刘氏在《写生杂忆》中这样记述：
忆少年时，尝随张谷雏老师习画于香江，适黄宾虹先生从沪来访张师，得与泛舟同游九龙港岛各地，黄老指大屿山而言曰：“此披麻皴法也，其势若董源之龙宿郊民图，汝其识之。”余乃举摄影机摄取，随而舟行岸曲，见水涯乱石，吞吐白浪，复曰：“此折带皴也，上立者若方介，马牙皴也；裂崖崩坍，斧劈皴也；悬崖之树，势若夏珪；枯瘦之松，可参马远。远处小桥沙岸，映带林屋，大痴境界也。不期南陬海角，有此山川。”后此遍游马湾、赤柱、西贡，一一摄取其奇以为画本。余当时学画，时而临摹，时而写生，内心总不称意，转而学书，悟到骨法用笔之理，诚以画无骨力即无神采，虽有轮廓亦乏气势，后复作画荏苒四十年，行脚各地，览山川之奇险，实不胜纪述。
从这段记述不难看出，黄宾虹的妙语对于刘秉衡的启发。从山川万象中“悟到骨法用笔之理”，这对于刘氏早年艺术观的形成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刘秉衡的画艺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注意师法造化，在大自然中寻找灵感，因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在他的山水画中，可以看出这种风格。
作于1949年的《云林画法图》(图2)虽然自称是仿元代倪云林之法，所写之山石、树木和远水等也有倪氏空灵之感，但细究之，仍然可以感觉到一种浓郁的刘氏笔法。作者在赋色、意境等方面和倪氏迥然有别。很显然，作者是在吸取倪氏画中所蕴涵之逸气，而融合自家的笔墨技巧，形成自己的风格。所以，其好友凌巨川评其“山水则超然特立，雄浑苍莽、潇洒、婉约，兼备众长，出入历代各家，真能融汇变化，推陈出新，自成风格，而气韵清新，览者陶然心佩”，是很有道理的。
作于1959年的《林壑幽居图》(图3)构图极为简洁。所画之山水悉用水墨运成，干笔皴擦。无论是远山，还是近景，都有一种苍浑、淡逸之感。这种画风与其师潘和有异曲同工之效。在潘和的《山水图》 (图4)和《春还堂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中可以看出这种风格。这说明刘氏在早期的山水画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师承关系。在这种师承中，既有来自于潘氏一路的对于传统画学的深刻解读，也有真山真水的深刻领悟。所以，当时画坛名家吕灿铭观其画展时赋诗写道：“世谈传统习皮毛，君是真宗法眼高。不重其形重其法，溯源探本霸吾曹。”虽然有一种溢美之嫌，但据此不难看出刘氏在取法前人和“重其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贯穿其山水画创作之始终。
如果说在其早期的山水画中还不时见到古人或前辈的笔意的话，那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刘氏艺术生命之后期)所表现出的己意已经明显占据其画风之主流。后期的刘秉衡，遍历佳山水，历览古今书，在对画境的理解及其山水的感悟方面，已达化境，可谓人画俱老，浑然天成。作于1990年的《山树云烟图》(图5)即是如此。该图所写山水云烟迷漾，意境幽深。笔墨、构图及山峦之画法，都已经脱胎换骨，明显的是自家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在，山水在空潆的意境中传递出一种冲淡、平和的境界。这是和刘氏长期积累与笔墨历练分不开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也。在他晚年的山水画中，一直是这种风格的表现，成为奠定他在画坛上地位的基石。
对于刘秉衡画的意境，国画研究会的邓芬(1894－1964)有诗题日：“名山胜景看如画，妙笔图成画若真。须弥芥子沧海粟，大千世界等微尘(有如画人眼底境界)。”并谓“乃知玉溪生所谓‘大去定应欺粟颗，小来遂可隐针锋’，其意亦如李长吉云‘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故画必于大中见小，小中见大，亦称能事也”。说明刘氏之画所表现出的不同于时俗的画格，在对山水的写实与写意中自然流露出的文意与真性情。
刘秉衡的艺术成就还在于：在雅擅丹青的同时，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现代美术史的珍贵资料，并在画学理论上有所建树。有论者认为“从他的艺论及其文章中，可以见到他对艺术实学理念的坚持及独到的见解、对不同观点的包容；对国家的支持、对同胞的爱护；懂得欣赏生活、努力寻求精神上的修为”。正是他的这些饱含其澄怀之心的无数文章，赢 得了他在画学成就之外的更多声誉。
刘秉衡没有专门的关于画学思想的专著。他的画学思想，都贯穿在无数的小文章中。这些文章大多刊发在《自立晚报》中。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刘秉衡以“平之”之名在《自立晚报》的“自立艺苑”版开设“艺苑随笔”栏目(图6)。这些专栏文章前后累计有一百多篇。每篇文章大致在一千字左右。这些散发着作者艺术结晶的小文如同一颗颗碎玉散落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长期以来并未引人注意。
《自立晚报》的专栏文章之外，在刘秉衡的一些自刊的诗文集如《刘秉衡艺文集》(图7)、《澄怀集》(图8)和《晴翠阁题画诗》等书中也有不少刘氏文章。刘氏之艺文所涉范围极广，反映出作者广博的学识与丰富的阅历。这些文章从内容上分，大致可分为古代画艺及艺文评述、当代画艺及艺文评述、书画创作随笔和有感而发之散文等。当然，所有文章中，对美术史贡献最大的莫过于画学思想。
在这些画学的文章中，有关于画风之比较者(《古今画风管见》)、美学心理者(《灵感气质与作品》、《艺术与修养》)、创作与欣赏者(《治艺与赏艺》、《论艺观艺》、《白玉堂珍藏书画展》、《读画记》)、技法与传承者(《传疑摹写与宋元画法》、《谈传统艺术》)……等等，几乎包括了绘画美学之各个方面。这些文章，虽然每篇仅仅千数言，但却微言大义，为我们认识这段时间海外华人艺术家之艺术观以及哲理文心提供了珍贵依据。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有学人关注到这一点。刘秉衡艺文之广播，正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在对于当代台、港艺术史的研究及其资料整理方面，刘秉衡可谓功不可没。在一些小文中，所涉不少美术史资料，而刘氏所处之时代已经渐行渐远，我们要清楚地认知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轻而易举之事，需要借助大量时人文献钩稽索隐，而刘氏文章正为学界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如他对邓芬画艺的评述，就体现出不同于后人评述之风范：谓邓芬仕女“意于清艳出尘，系人心素”，而意笔花鸟、人物、水墨荷花、梅竹等则“神生野逸，萧然雅淡，倍为知音者所心折”：而对于台岛画家马晋封，则叙其生平、评其画艺，为学界所未有；对于广东国画研究会、广东南社国画会的记述，则为了解民国时期活跃于广东的美术社团提供第一手资料。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刘秉衡文章中所涉及之当代书画家或诗人、收藏家主要有吴肇钟、刘少旅、罗叔重、刘源沂、陈友篪、邓芬、黄君璧、李灵伽、叶公超、张大千、苏世杰、邓剑刚、庄一村、劳允澍、谭美容、关德兴、周世聪、张纫诗、凌巨川、张谷年、吕媞、许漱冰、仇启云、罗苏民、陶寿伯、顾青瑶、张虹、刘衡戡、钟寿仁、何康德、张景祁、刘建余、马晋封、喻仲林……等数十人。很显然，这些书画家或诗人、收藏家大多活跃于台港地区。而对于这一地区书画家的研究一直是内地学术界的弱项，这些资料正可以拾漏补遗，丰富和完善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
作为一个画家，刘秉衡不仅长于文论，更擅词赋。他有《晴翠阁题画诗》、《晴翠阁词》等行世。这些诗词虽然知之者不多，但对于我们了解刘秉衡的画艺之文化内涵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吕灿铭有《奉题秉衡道长画展》诗曰：“谁言画学只天才，读画藏书万卷开。自有文章惊海内，指挥余翰亦抡魁。”这是对于一个兼擅诗文、辞赋的刘秉衡的高度赞扬，也是客观评介；而另一好友吴肇钟亦有《题秉衡艺文集》诗云：“隔江时有诗人访，风露潇潇红叶村。却被画家收拾去，小桥流水护柴门。”“辋川仍是在江湖，题扇何须倩竹奴。逸气胸中消不尽，偶逢诗句又成图。”说明刘秉衡是诗心与画意相结合。古代文人画家大多诗书画“三绝”。观刘秉衡之画，颇感其蕴涵之诗意；而其诗词，则不乏画境。这种“古风”是和刘秉衡长期以来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及其自身的文化修养分不开的，不是从笔墨上可以轻易得到的。
刘秉衡同时也擅长书法。他不以书艺自矜，故书迹传世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其画上的题跋、诗札(图9)、信札及少量的书法成品(图10)中了解其淡雅而颇饶书卷气的文人书法。这些饱含作者笔情墨趣的书法小品，反映了一个诗人兼画家的刘秉衡的艺术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