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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建文，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副教授，因随载人潜水器蛟龙号赴南海，参与了为期40天的深海科考，并成为首位乘坐蛟龙号下潜的香港科学家。7月18日，他在香港出席了记者会，与传媒分享下潜经验和展示部分在深海取得的样本，超过30家香港媒体机构派员采访。
向往深海的研究者
“当初通知我有一个随‘蛟龙’下潜南海的机会，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递交申请。”邱建文在下潜之后回忆说，“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能被选中，所以当得到通知去无锡培训的时候，我挺兴奋的，有机会可以目睹和体验深海生态系统的景象。”
邱建文登上“蛟龙”母船后，他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同事才得知消息，并且发来祝贺。邱建文这次行程，是他趁着大学暑假没课程的机会，自己掏腰包来参加的，并非用了学校或课题的经费。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通过学校来联系他。邱建文为难之后，只在电话里跟两家媒体聊了聊，就关掉了手机。
邱建文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一方面，他是“多毛类”的专家，“多毛类”是一类普通人感到不比蚯蚓高级的小虫子，但在生物学家看起来是很复杂的大型动物。而国内精于这项研究只有寥寥几人。另一方面，邱建文主要研究的是海洋生态保护。近几年来，他的课题多少都与此相关。而“蛟龙”在南海海底的考察，正好用得上这方面的学问。
“我们做研究的意义。首先就是得知海洋底下有什么东西。”邱建文有那种博物学家的好奇心，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他来到南海科考队伍。
邱建文说，“一般来说，海底生物的种类会有双壳类的贻贝。蛤蜊、蚶子、虾蟹、管虫、海胆、海星都是常见底栖生物。在它们的里面或者表面还会共生一些生物。”
“但深海的底栖生物我还没有做过。”邱建文说，“海底一般地方的生物量很低。但特殊的地方，比如冷泉，热泉，因为有甲烷和硫化氢，提供给了微生物食物，微生物会和其它生物共生，比如管虫，贻贝和一些蚶子。这些地方的生物丰度就很高。”
果不其然，南海冷泉区的视频里出现大片密集的贻贝和毛瓷蟹，这让邱建文感到很兴奋。这跟他所熟悉的浅海区生物很不一样。最终，先他下潜的周怀阳在南海冷泉区取上许多生物样本，他得以第一时间接触这些纯白的甲壳动物以及棕褐色贝壳。第二天他自己下潜也取得了更多的毛瓷蟹和贻贝，还抓上了蜘蛛蟹、柳珊瑚和石笋状的玻璃海绵，成为当天的热点新闻。
“对于南海矿产资源的探索比较多，但生物多样性的探索比较少。”邱建文在船上介绍说，在别的地方，冷泉热泉的研究都有，从墨西哥湾开始，大西洋，日本沿岸，太平洋东部，都有很多研究点。世界海洋图上一点点都满上了。但南海基本上是空白。
邱建文说，他希望在冷泉区采到一些生物，看看跟别的地区有什么不同。“比如南海的生物和日本生物有没有联系。冷泉区生物跟大西洋，太平洋东岸的冷泉区生物有什么不一样。跟新西兰，澳洲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同一种，有没有分化，基因差别了多少。”
邱建文说，如果找到一些海底地区是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就值得研究和保护起来。而南海的冷泉区，正是他开展研究的好地方。他也希望，回去以后能跟自己的学生分享心得。
带来乐趣的想象力
“有机会参加深海研究，对我自己是很大突破。”邱建文说，“我自己研究主要在近岸，集中在浅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浅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深海我还很陌生。”
邱建文希望开创出一条路子，让学生多接触点深海的东西。对此，他说，“我教书的时候，也常把自己的见闻向学生介绍，让他们知道中国深海研究的一些情况。”
邱建文是思维活跃的那类科学家，他的研究不会只限定在先前熟悉的领域，而是让兴趣带着自己远航。“香港大学这方面还是蛮自由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研究，没有什么论文指标的压力。”邱建文说。
邱建文在香港的一项常规考察活动，是在近海进行海底拖网，捕获上来底栖生物分析群落构成。有趣的是，邱建文的学生会穿上潜水服，去海底获取海胆。这种考察可能是他的科研中最有旅游味儿的了。
而另一项工作，似乎与上面的研究无大关系。邱建文的研究团队在香港野外的湿地里常年工作，他们在水域里圈定几块区域，研究生物构成随着时间的变化，以观察人类开发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由于从事生态保护，邱建文偶然接触到福寿螺这个课题，也让他兴致勃勃，钻之弥深。福寿螺来源于南美雨林，在华南属于入侵物种。这位海洋生物学家对于淡水动物福寿螺的研究，却做到了世界最前沿。
“它其实是很漂亮的一种动物。‘苹果螺’类的，外形都很好看。”邱建文饶有兴致地跟笔者说起他的新宠：福寿螺不光能够适应各种污浊环境，而且还有保护下一代的绝招——它粉红色的卵群很显眼，到处都能看到黏在墙壁上，却没有生物来吃。因为这种卵是有毒的，只有南美火蚁才敢尝试。
而邱建文的团队已经分析出福寿螺卵里包含的神经毒素，以及对应的基因。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科学》杂志的网站的关注。
邱建文总是能从发现未知中得到灵感。在整理南海冷泉区的生物样品时，邱建文发现相对浅海的近亲，冷泉区贻贝的腮很大，消化系统很小。邱建文认为，这可能是为了利用硫化氢能量的演化形态。因此，他反复提及，要分析跟贻贝共生的菌类，探索菌类是如何帮助贻贝营养的。
更有意思的，是邱建文打开一个贻贝后，发现了他所熟悉的多毛类。他给笔者看了照片，那是一个黑色的，迷你海参似的形体，对于小小的贻贝来说，个头可是够大的。
“这个多毛类跟贻贝是什么关系？”只有亲眼见证才能发掘出的自然难题，让邱建文为之兴奋。
以苦为乐的科研人
在南海上漂浮的日子里，大家不免聊聊陆地上好吃的东西。邱建文说起香港有名的档铺，都很熟悉。大家一问才知道，他经常请自己的学生们出去吃东西。“平时科研很辛苦嘛，请他们吃点东西是应该的。”他说。
随“蛟龙”出海，科学家们在船上要分担一些苦力活的，比如在吊装科学仪器下海，他们要在现场值班。邱建文总是很踏实地待在他的岗位上，就算无聊也还是坚持着。 当船上的喇叭通知科学家们干活，邱建文总是很快起身跑去，好像晚一些就会耽误别人的工作似的。
有一次将要入夜时，笔者看到船边深蓝的海面上，汇入了船上流下的黄色泥水，颇为漂亮，于是就站在那里拍了半个小时。后来走到下层甲板，发现是邱建文在那里清洗海底抓斗取上来的样品。他端着大水龙，反复冲洗筛箱，直到甲壳之类的海底生物清晰地露出来。邱建文一直弯着腰，这个不舒服的姿势坚持了几十分钟。他坚持戴着安全帽，因此频繁擦汗，更像一个工人而非教授。
还有一次，邱建文穿着短袖T恤在甲板上工作，一干就忘记了时间。三四个小时后回来，才发现胳膊晒红了，很快就开始刺痒。后来自然是变黑和大片蜕皮。对于经常出海的人，晒成这样肯定是一大疏忽，而他露出满意的微笑，似乎这是他努力工作的见证。
“向阳红”船刚驶出码头的几天，刚出海的人担心的是晕船。自然会交流晕船经。而邱建文就很乐观。他回忆说，在香港，他和学生一般是雇渔民的小艇出海。在小渔船上，晃动更加厉害。当难受的时候，船上的人情愿躺在甲板上避免摇晃。但往往是摆成一个“大”字也无效。与之相比，“向阳红”已经是很稳当的船了。尽管邱建文的水瓶有时会从桌子晃荡下来。
“向阳红”船上的日常生活免不了有枯燥的一面，但邱建文经常说，他在船上感到愉快。这固然是因为他在船上有了灵感，想到不少新的研究方向，也部分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的勤奋特质和充沛精力。
在船上他想到的总是工作。他带到船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带了显微镜和一堆保存标本的试剂。他还是很遗憾船上没有离心机，没有负八十度的冰箱，很难保存容易降解的RNA。
每次提及工作，邱建文总是露出轻松的微笑，并且从不吝于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愉快。他坐下来聊本行，总是能说很长时间，而且愿意回答每一个问题。
当船靠近岸边的时候，邱建文的思虑更多，他应该怎样把标本尽快送到实验室中去。从南海深处取上来的螃蟹和贻贝等生物样品，他早就整理好了，放在船上的冰箱里。这位海洋生物学家在电话里告诉厦门的同事，船一靠岸就运来干冰。
7月13日“向阳红”停泊码头，邱建文很快带着样品飞回了工作单位。“后续工作，比如基因测序，应该越快越好。”邱建文说，按照此次计划，几位随船科学家应该在年底还要碰头，汇报各自的研究进展。而他希望在近几个月能做出成果。
向往深海的研究者
“当初通知我有一个随‘蛟龙’下潜南海的机会，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递交申请。”邱建文在下潜之后回忆说，“没有觉得自己一定能被选中，所以当得到通知去无锡培训的时候，我挺兴奋的，有机会可以目睹和体验深海生态系统的景象。”
邱建文登上“蛟龙”母船后，他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同事才得知消息，并且发来祝贺。邱建文这次行程，是他趁着大学暑假没课程的机会，自己掏腰包来参加的，并非用了学校或课题的经费。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通过学校来联系他。邱建文为难之后，只在电话里跟两家媒体聊了聊，就关掉了手机。
邱建文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一方面，他是“多毛类”的专家，“多毛类”是一类普通人感到不比蚯蚓高级的小虫子，但在生物学家看起来是很复杂的大型动物。而国内精于这项研究只有寥寥几人。另一方面，邱建文主要研究的是海洋生态保护。近几年来，他的课题多少都与此相关。而“蛟龙”在南海海底的考察，正好用得上这方面的学问。
“我们做研究的意义。首先就是得知海洋底下有什么东西。”邱建文有那种博物学家的好奇心，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他来到南海科考队伍。
邱建文说，“一般来说，海底生物的种类会有双壳类的贻贝。蛤蜊、蚶子、虾蟹、管虫、海胆、海星都是常见底栖生物。在它们的里面或者表面还会共生一些生物。”
“但深海的底栖生物我还没有做过。”邱建文说，“海底一般地方的生物量很低。但特殊的地方，比如冷泉，热泉，因为有甲烷和硫化氢，提供给了微生物食物，微生物会和其它生物共生，比如管虫，贻贝和一些蚶子。这些地方的生物丰度就很高。”
果不其然，南海冷泉区的视频里出现大片密集的贻贝和毛瓷蟹，这让邱建文感到很兴奋。这跟他所熟悉的浅海区生物很不一样。最终，先他下潜的周怀阳在南海冷泉区取上许多生物样本，他得以第一时间接触这些纯白的甲壳动物以及棕褐色贝壳。第二天他自己下潜也取得了更多的毛瓷蟹和贻贝，还抓上了蜘蛛蟹、柳珊瑚和石笋状的玻璃海绵，成为当天的热点新闻。
“对于南海矿产资源的探索比较多，但生物多样性的探索比较少。”邱建文在船上介绍说，在别的地方，冷泉热泉的研究都有，从墨西哥湾开始，大西洋，日本沿岸，太平洋东部，都有很多研究点。世界海洋图上一点点都满上了。但南海基本上是空白。
邱建文说，他希望在冷泉区采到一些生物，看看跟别的地区有什么不同。“比如南海的生物和日本生物有没有联系。冷泉区生物跟大西洋，太平洋东岸的冷泉区生物有什么不一样。跟新西兰，澳洲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同一种，有没有分化，基因差别了多少。”
邱建文说，如果找到一些海底地区是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就值得研究和保护起来。而南海的冷泉区，正是他开展研究的好地方。他也希望，回去以后能跟自己的学生分享心得。
带来乐趣的想象力
“有机会参加深海研究，对我自己是很大突破。”邱建文说，“我自己研究主要在近岸，集中在浅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浅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深海我还很陌生。”
邱建文希望开创出一条路子，让学生多接触点深海的东西。对此，他说，“我教书的时候，也常把自己的见闻向学生介绍，让他们知道中国深海研究的一些情况。”
邱建文是思维活跃的那类科学家，他的研究不会只限定在先前熟悉的领域，而是让兴趣带着自己远航。“香港大学这方面还是蛮自由的，你可以做你想做的研究，没有什么论文指标的压力。”邱建文说。
邱建文在香港的一项常规考察活动，是在近海进行海底拖网，捕获上来底栖生物分析群落构成。有趣的是，邱建文的学生会穿上潜水服，去海底获取海胆。这种考察可能是他的科研中最有旅游味儿的了。
而另一项工作，似乎与上面的研究无大关系。邱建文的研究团队在香港野外的湿地里常年工作，他们在水域里圈定几块区域，研究生物构成随着时间的变化，以观察人类开发活动对生物圈的影响。
由于从事生态保护，邱建文偶然接触到福寿螺这个课题，也让他兴致勃勃，钻之弥深。福寿螺来源于南美雨林，在华南属于入侵物种。这位海洋生物学家对于淡水动物福寿螺的研究，却做到了世界最前沿。
“它其实是很漂亮的一种动物。‘苹果螺’类的，外形都很好看。”邱建文饶有兴致地跟笔者说起他的新宠：福寿螺不光能够适应各种污浊环境，而且还有保护下一代的绝招——它粉红色的卵群很显眼，到处都能看到黏在墙壁上，却没有生物来吃。因为这种卵是有毒的，只有南美火蚁才敢尝试。
而邱建文的团队已经分析出福寿螺卵里包含的神经毒素，以及对应的基因。他们的工作得到了《科学》杂志的网站的关注。
邱建文总是能从发现未知中得到灵感。在整理南海冷泉区的生物样品时，邱建文发现相对浅海的近亲，冷泉区贻贝的腮很大，消化系统很小。邱建文认为，这可能是为了利用硫化氢能量的演化形态。因此，他反复提及，要分析跟贻贝共生的菌类，探索菌类是如何帮助贻贝营养的。
更有意思的，是邱建文打开一个贻贝后，发现了他所熟悉的多毛类。他给笔者看了照片，那是一个黑色的，迷你海参似的形体，对于小小的贻贝来说，个头可是够大的。
“这个多毛类跟贻贝是什么关系？”只有亲眼见证才能发掘出的自然难题，让邱建文为之兴奋。
以苦为乐的科研人
在南海上漂浮的日子里，大家不免聊聊陆地上好吃的东西。邱建文说起香港有名的档铺，都很熟悉。大家一问才知道，他经常请自己的学生们出去吃东西。“平时科研很辛苦嘛，请他们吃点东西是应该的。”他说。
随“蛟龙”出海，科学家们在船上要分担一些苦力活的，比如在吊装科学仪器下海，他们要在现场值班。邱建文总是很踏实地待在他的岗位上，就算无聊也还是坚持着。 当船上的喇叭通知科学家们干活，邱建文总是很快起身跑去，好像晚一些就会耽误别人的工作似的。
有一次将要入夜时，笔者看到船边深蓝的海面上，汇入了船上流下的黄色泥水，颇为漂亮，于是就站在那里拍了半个小时。后来走到下层甲板，发现是邱建文在那里清洗海底抓斗取上来的样品。他端着大水龙，反复冲洗筛箱，直到甲壳之类的海底生物清晰地露出来。邱建文一直弯着腰，这个不舒服的姿势坚持了几十分钟。他坚持戴着安全帽，因此频繁擦汗，更像一个工人而非教授。
还有一次，邱建文穿着短袖T恤在甲板上工作，一干就忘记了时间。三四个小时后回来，才发现胳膊晒红了，很快就开始刺痒。后来自然是变黑和大片蜕皮。对于经常出海的人，晒成这样肯定是一大疏忽，而他露出满意的微笑，似乎这是他努力工作的见证。
“向阳红”船刚驶出码头的几天，刚出海的人担心的是晕船。自然会交流晕船经。而邱建文就很乐观。他回忆说，在香港，他和学生一般是雇渔民的小艇出海。在小渔船上，晃动更加厉害。当难受的时候，船上的人情愿躺在甲板上避免摇晃。但往往是摆成一个“大”字也无效。与之相比，“向阳红”已经是很稳当的船了。尽管邱建文的水瓶有时会从桌子晃荡下来。
“向阳红”船上的日常生活免不了有枯燥的一面，但邱建文经常说，他在船上感到愉快。这固然是因为他在船上有了灵感，想到不少新的研究方向，也部分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的勤奋特质和充沛精力。
在船上他想到的总是工作。他带到船上的，是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行李箱。里面装着带了显微镜和一堆保存标本的试剂。他还是很遗憾船上没有离心机，没有负八十度的冰箱，很难保存容易降解的RNA。
每次提及工作，邱建文总是露出轻松的微笑，并且从不吝于跟他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和愉快。他坐下来聊本行，总是能说很长时间，而且愿意回答每一个问题。
当船靠近岸边的时候，邱建文的思虑更多，他应该怎样把标本尽快送到实验室中去。从南海深处取上来的螃蟹和贻贝等生物样品，他早就整理好了，放在船上的冰箱里。这位海洋生物学家在电话里告诉厦门的同事，船一靠岸就运来干冰。
7月13日“向阳红”停泊码头，邱建文很快带着样品飞回了工作单位。“后续工作，比如基因测序，应该越快越好。”邱建文说，按照此次计划，几位随船科学家应该在年底还要碰头，汇报各自的研究进展。而他希望在近几个月能做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