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是山东人，作家阿城评价他“说和写鬼怪，当代中国一绝。”
　　在他的家乡高密，鬼怪就是当地世俗构成。阿城说，他听莫言讲鬼怪，格调情怀是唐以前的，语言却是现在的，心里喜欢，明白他是大才。
　　对于这样的评价，莫言却出奇的冷静。
　　他称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才，连中才也算不上。如果他这样的就算大才，那他们村子里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是“超大才”。
　　1986年夏天，阿城和莫言在辽宁大连相聚，莫言讲起自己有一次回家乡山东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个芦苇荡，于是卷起裤腿涉水过去。不料人一搅动，水中立起无数小红孩儿，连说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里复归平静。但这水总是要过的，否则如何回家？家又近在眼前，于是再趟到水里，小红孩儿们则又从水中立起，连说吵死了吵死了。反复了几次之后，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阿城说，这是他自小以来听到的最好的一个鬼故事，因此高兴了很久，“好像将童年的恐怖洗净，重为天真。”
　　大概是从小受《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的影响，莫言笔下的世俗杂糅着魔幻气息。而莫言说，在他的家乡高密，《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都在民间口口相传，从小深入他的骨髓。
　　有评论说，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和那位写就《百年孤独》的作家相比，这个经常踱步在山东小村落中的身影，确实有着相似的眼光和视角，对生活，也有着相同的观感和笔触。
　　莫言的作品均以高密为背景，故乡于他可谓如影随形。美国当年有“天才”之誉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生前不敢回故乡，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也被他的乡亲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在莫言看来，他们都是在外边“吹牛太过，不知天高地厚，伤了乡亲们的感情。”
　　高密的“三贤四宝”（三贤：晏婴、郑玄、刘墉，四宝：年画、泥塑、剪纸、茂腔）伴随他长大，决定了他基因中的“高粱地”。而他想当作家的愿望至为简朴：就是盼着一日三餐都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说话，每每言及他的故乡，他的童年，他心中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如今，“高密东北乡”已经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缩影。就如莫言所说，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跟他的命运紧密相连，已经成了他生命履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从《天堂蒜苔之歌》到《蛙》，以及《丰乳肥臀》、《檀香刑》，读过莫言的人，会发现其作品无处不显示着对历史的沉重反思，对现实的尖锐拷问，以及对人性的剔骨描写，还有那汪洋肆意的想象力。
　　在莫言的小说里，时常还会流露出一种前乌托邦主义的心态，通过对已经消失的美好世界的描写，来否定现存的丑恶世界；用原生态的社会模式来反讽秩序化的呆板现实逻辑。他总是表达一种要回归过去，重返婴儿时代的愿望。这种愿望，或许是基于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而产生的。莫言的小说里常常出现一种鲜明的对比模式：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对比。
　　在这种对比中，莫言流露出对“生态多样性”的向往。他说，“当这个世界所有的鸟都变成凤凰的时候，是多么的单调，所以我们要有凤凰、要有乌鸦、要有麻雀、要有孔雀那才好看，当然我是乌鸦。”
　　虽然有一个地理上的故乡，但是，莫言眼里的故乡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扩展的。故乡久远的历史源头是纵向的扩展；在空间上，作家也往往有着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能力。乡土是无边的。“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莫言有自己的生存之道。他的《生死疲劳》是一部有关土改的小说。他在开篇引用了佛家的概念，他说，“写作有慈悲，写作有自在。”
　　通过慈悲和自在的书写，莫言的作品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的生活，“站在人的角度上，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界限。”
　　莫言代表作
　　《蛙》(长篇小说):2009年首次出版，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生死疲劳》(长篇小说):2006年首次出版，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
　　《四十一炮》(长篇小说):2003年首次出版。
　　《檀香刑》(长篇小说):2001年首次出版，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
　　《丰乳肥臀》(长篇小说):发表于1995年，获“大家文学奖”。
　　《酒国》(长篇小说):19 9 3年首次出版。
　　《天堂蒜苔之歌》:1988年首次出版，莫言第一部长篇小说。
　　《欢乐》(中篇小说集):1987年首次出版，收入20多部中篇小说，艺术风格鲜明，各具特色。
　　《红高粱》(中篇小说):1986年首次发表，后由张艺谋等人合作改编为同名电影。
　　《透明的红萝卜》(中篇小说):1985年首次发表，莫言成名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