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丰子恺一家10口与族弟平玉、丰家染坊的学徒章桂一起逃难。丰子恺在文章里说：“章桂自愿相随，我亦喜其干练，决令同行。”
　　但据章桂回忆，他加入逃难队伍并非自愿，而是出于丰子恺的邀请，“我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希望你能跟我一起走，协助照顾。”章桂表示愿意，但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章父只搓手，不答话，丰子恺说：“我会待他像自己的儿子一样，你放心吧。”章父还是不答话，丰子恺接着说：“将来太平了，我回来定会还你一个完完全全的儿子。”章父這才点头，谁知这次告别竟成永诀。
　　甚至到了1950年，丰、章两家之间的怨气还是剪不断、理还乱。按说在丰子恺一家逃难的过程中，章桂出力甚巨，否则他们无法顺利地从沦陷区逃到重庆，但他们的关系何致如此紧张呢？
　　1942年11月，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推荐，丰子恺当了该校的教务主任，并邀请章桂一道工作。陈之佛对章桂青眼有加，让他担任后勤总管。丰子恺的教务主任是个虚职，常在家“办公”;而章桂的后勤总管则是实缺，大权在握，公务繁忙。
　　一天晚上，章桂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借住的丰家，丰子恺坐在桌前看书。章桂收拾床铺时，丰子恺忽然说：“你不用住在这儿了。”章桂不知所措，愣在当场，丰子恺又说：“你既然为陈之佛做事，就该去他家睡。”章桂愤然离开，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向和颜悦色的丰子恺为何会下逐客令。他在外面兜了一圈，发现无处可去，只得厚着脸皮回到丰家。而让他感动的是，门是虚掩的，说明丰子恺并非真要在半夜三更将他扫地出门。
　　作为学校员工，章桂为陈之佛做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丰子恺怎会说出那句伤感情的话？据时人推测，大概因为丰子恺心理失衡——章桂原是丰家学徒，并无文凭，如今薪水、实权却都在自己之上。
　　不久，丰子恺辞职做了自由画家，教育部总务司请章桂到青木关工作，章桂征求丰子恺的意见，丰子恺说：“别去了吧，青木关离重庆太远，我不放心……我会设法替你另找工作。”然而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决定出川回乡，临行前并未通知章桂。丰子恺的女儿说这是因为章桂没向父亲求援，否则父亲会帮他的——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人满意。
　　章桂也曾萌生回乡与父亲团聚的想法，但当时他已成家，有六个孩子，经济上捉襟见肘，无力筹到足够的盘缠，只能在异乡辛苦挣扎。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到某边远铜矿服苦役，妻子无力养活孩子，他拼死申请回乡当农民。
　　章桂费尽周折回乡后，父亲已离世，而妻子因深度近视无法干活，他一人根本养活不了全家。得知章桂的困境后，很多朋友纷纷伸出援手，丰子恺却按兵不动。章桂一气之下给丰子恺写了封信，怨他忘恩负义、背弃诺言，在结尾处说：“慈伯，难道您真就忍得下心吗？”
　　这声浸透泪水的“慈伯”似乎并未打动丰子恺，两周后他收到回信，落款是丰华瞻——丰子恺的儿子。丰华瞻在信中说：“你既然把我的父亲当作你的父亲，就该孝敬他，怎能埋怨他没照顾你呢？你是谁，我的父亲又是谁，你们怎能平起平坐？”章桂想起当年自己对丰家的贡献，实在寒心，于是又回了封驳斥的信，丰子恺恼怒地说：“我本想帮他的，被他顶撞后就决定不帮了。”
　　后来，丰子恺在给幼子的信中重提此事，说章桂是流氓，借机敲诈还辱骂丰华瞻，如果他亲自谢罪，倒可借给他15元。如果这不是丰子恺的气话，那就是夸大其词了。章桂处境艰难是实事，而那封回信的措辞虽不太客气，但远谈不上“敲诈”;如果章桂真是“流氓”，又怎会有那么多朋友愿意帮他？
　　丰子恺对章桂的冷漠与吝啬似乎是个特例，因为他对别人却很热心。在给幼子写了上述那封信后不久，一个素不相识的江西青年慕名来访，丰子恺不仅留他在家中住了两天，还慷慨资助他10元。
　　丰子恺这般厚此薄彼的行为实在让人捉摸不透，大概正像作家毛姆所说：“小气与大方、怨怼与仁慈、憎恨与热爱，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