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清晨早起，小阁遥山翠。颒面整冠巾，问寝罢、安排菽水。随家丰俭，不羡五侯鲭，软煮肉，熟炊粳，适意为甘旨。中庭散步，一盏云涛细。迤逦竹洲中，坐息与、行歌随意。逡巡酒熟，呼唤社中人，花下石，水边亭，醉便颓然睡。
　　——宋·吴儆《蓦山溪·清晨早起》
　　宋朝文人心中自有山水；宋朝人往往比今人更清楚什么是美，什么是生活；如果活在宋朝，你会更懂得追求生命的意义吗？
　　宋朝有大美，且奇。
　　自古说“美”，似乎万变不离女子。且看彼时的皇后画像：前额、太阳穴，连苹果肌上都仔细贴了珍珠花钿的妆容，乍看似乎多少得花哨有余，端庄不足；其实不然。
　　泱泱历史如歌，在对的时间邂逅别样的美，后人只须用心揣度其当下特有的质感罢了。再看彼时的“簪花”，无论男女皆可尽之，实在是另一份颠覆传统的流行——
　　“花事”乃“瑞事”。
　　北宋庆历五年，扬州太守韩琦是远近闻名的爱花人士。所谓“花木成畦手自栽”，韩太守自家院里的一株芍药总归不负主人悉心，每逢花开时节，那猩红色的瓣儿娇羞含笑，偏偏中间萦绕一圈黄灿灿的蕊，美其名日“金缠腰”。碰巧这年，此株芍药的一根枝条上竟并蒂而出四朵花，一时间惹来啧啧赞叹。好花自须共赏，韩琦遂邀驻守在当地的王安石、王珪前来府中，顺道将路经此地的陈升也一并邀来了。花好还须人合味儿不是？几杯甜酒下肚，韩琦开心地剪下四朵芍药，给自己头上插一朵，请三位友人各插一朵。此后三十年间，这宾客四人居然先后都当了宰相。由此，“四相簪花”的故事在坊间传为美谈。沧海桑田，直到清朝乾隆帝下江南时仍对“花瑞”芍药情有独钟，并特意将当地的“四相簪花宴”带回京城列入满汉全席。“以花为媒”的机缘，“天人合一”的祝愿，“四相簪花”的传奇应的是景，诉的是情。宋人对花的爱慕与企托犹若一股奇幻又独特的馥郁之风，扶摇直上。
　　事实上，“花事”之风并非始于宋代。且追溯男子與花的渊源，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相当爱花，不过止于佩戴熏香的小趣味而已；隋朝时期男子开始戴花，外出狩猎的太子亦不惜专程插了金花以作衬饰；唐朝时期，《全唐诗》中依稀存有关于“男子簪花”的民间描述……然而直至宋朝，无关男女的“全民簪花”才成为普世的审美归宿。
　　是为“花语”？譬如菊花“延寿”，茱萸“辟邪”，梅子“凌寒”？是为“雅艺”？譬如焚香、挂画、点茶，“供花”就在那里不可或缺。所以邵雍一曲《插花吟》：“头上花枝照酒卮”；陆游遍游诸家园：“为爱名花抵死狂”……而才子苏轼，年轻时犹爱头插玫瑰，即使垂垂老矣尚有满满的勇气去簪杭州吉祥寺里盛开的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与苏轼的有感而发相媲美，想必“簪花”已是大宋子民渗进骨子里的一种生活态度吧。
　　“花事”乃“盛事”。
　　诚然宋朝皇帝以“武”开得天下，后继者们却多富才情。澶渊之盟过后，宋真宗准备封禅泰山以昭盛世，特命陈尧叟作东京留守，马知节作大内都巡检使主持京城事务。临行之前，君臣三人头上簪好千叶牡丹，在后苑亭里杯弓交盏。酒过三巡，真宗示意陈尧叟将头上的簪花弃之，复从自己头上取下一朵重新赐予。这可是莫大的恩宠哟，陈尧叟跪拜谢恩，马知节却多少生些醋意。二人出宫返程时有风路过，陈尧叟头上的牡丹不慎掉落一瓣。他不顾马知节打笑，慌忙命随从拾起并揣入怀中，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宋徽宗可谓“簪花”艺术的集大成者。这位精于书画的皇帝每次出游回宫，总是从头到脚一派春光：簪花，裹小帽，乘良马。不仅自个儿如此，连身边的侍卫宫女也无不赐花簪戴。据说徽宗的每个贴身护卫都拥有锦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宫花锦袄”的行头一度成了出入大内的“天子令牌”。《水浒传》第七十二回“柴进簪花入禁苑”，小旋风正是趁徽宗上元节出游，骗到一朵翠叶花簪于幞头边方才混进了睿思殿。
　　“春色何须羯鼓催，君王元日领春回。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杨万里的诗作记述的正是宋高宗八十华诞的景象：御宴上“往来皆簪花”，好不热闹哈。宋朝皇帝爱花，“花事”也因此愈加细化：依据不同官次、品级等，簪花从品种、数量到颜色、材质等不尽相同。到了南宋时期，皇帝本人则更显气度，便在御宴中不再“簪花”而只行“赐花”，取的是“惟有至尊浑不戴，尽将春色赐群臣”的美意。


　　宋朝“百官簪花”思潮涌动，那位小时候砸缸救伙伴的司马光却堪称一位特立独行者。宋仁宗宝元初年，二十岁的司马光喜中进士甲科。在朝廷专程举办的闻喜宴上，仁宗为表皇恩浩荡分赐给每位学子一枝花。其他人感激涕零，立马戴上以示谢恩，只有司马光硬是在旁人好心提醒“切勿抗旨”时才勉强将花插在了帽檐上。大宋朝廷将插花列为四司六局的专营项目，针对类似司马光这样不屑于领赏簪花的“问题臣子”亦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哪个胆敢不珍惜天子所赐之花势必遭到御史弹劾。如此“恩威并济”，“簪花”终于演变成大宋王朝法定的礼仪制度之一。
　　慢慢地，上级赐花俨然成了身份的标识与殊荣的象征，相互赠花更是必要的公关手段……“花”的用场多了，宋朝的花卉产业也随之蓬勃发展。洛阳城郊牡丹遍地，每逢花季会向京师进贡大量的姚黄、魏紫等名贵品种；临安城郊的马塍、锦坞均设置花卉种植基地，或蓬勃葱郁，或繁华似锦；岭南地区气候温和，花匠们精心培植北方没有的珍奇花卉，于是乎“南花北运”：官方用的是马，民间靠的是船。元宵节簪雪柳，风筝节簪荠花，端午节簪茉莉，立秋时簪楸叶，重阳节簪黄菊……花田交错，花房林立，不同时节的花篮里装了数不尽的时令花儿，买者、卖者纷纷然又欣欣然。
　　花既要采摘、运送、买卖、赏存，那么花卉保鲜技术当是必须的。宋人聪慧，有的是法子：“菜叶实笼中，藉覆上下”，如此“马不动摇”，能“御日气”；“以蜡封花蒂”，便可“数日不落”……冬季寒冷，许多鲜花奇货可居，机灵的花商便开动脑筋生产出一系列的“象生花”：锦帛、丝绢、琉璃……各种材料皆可拈来所用。象生花优点十足，自问世起很受上层名流欢迎，例如徽宗时的“滴粉缕金花”富丽堂皇，是以金丝细密镶嵌而成；“罗帛花”轻捷如翼，特别适用于大宴时的高华场景；“绢帛花”含蓄有礼，只在接待辽使时“示俭”使用……簪花文化普及的同时，花瓶、花盆等衍生品也摇身变为人们相互馈赠的文房雅物；赏花、斗花等各项文娱活动也活脱脱地闯进了千家万户。 　　“花事”乃“民事”。
　　统治阶级如此爱花，普通百姓更是痴醉于这场博大的“簪花运动”。饮酒簪花、寿庆簪花、嫁娶簪花、节日簪花……任何红白紧要的关头总也离不得花。《宋史》中有个故事，说南宋绍兴年间有位孝媳，惨遭奸人陷害以“毒杀婆婆”的罪名锒铛入狱。可怜的妇人无法印证自身清白，很快被宣判死刑。行刑之时，她委托刽子手将自己头上的簪花拿下来插在干涸的石缝里，且无限悲情地祈示上苍：倘若这无根花能重新生长得枝繁叶茂方能证明我辈清白……作为执念的承托，这花果真极具灵性地应验而令世人唏嘘不已。另有记载，宋朝皇帝多有“大赦天下”的偏好，“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随着震耳的鼓声令下，狱吏解开枷锁放被赦罪人回归自由身。作为皇恩圣明的见证，这花直盼岁月安好。《鸡肋编》的记载最为有趣：“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欲簪花其上也”，原来为的是僧人日后有娶妻成家的意愿时行个“簪花礼”……
　　以现实主义笔触见长的《水浒传》拥有梁山一百零八将，个个可谓铮铮铁骨，但若以“花事”论之，好汉们另一面的柔情也着有痕迹可循。病关索杨雄最爱在鬓边插粉色芙蓉花，清新雅致；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方破头巾旁不离火色石榴花，绚烂夺目；浪子燕青名号好如其人，发边常年插满彩色四季花，缤紛间便是整个轮回……排行第九十五位的蔡庆本是大名府的小押狱，后来在梁山泊得了专管行刑的任务，与这份霸腥的行业截然不同，蔡庆帽檐上的簪花柔艳可人，“一枝花”的名号享誉江湖。


　　正派人物如此爱花，反派人物倒也没啥例外。有说被世人唾弃的西门庆最爱头戴俗艳的大红花，一副花花肠子相就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南宋时，“三朵花”“七朵花”“九朵花”常用作“江洋大盗”们的代名词，有抓尖卖乖之神秘，或劫富济贫之癫狂……不言而喻，宋朝“花事”里从不乏男子的身影，“七尺男儿尚可簪花”已经成为无关价值与品性的一种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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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性与灵性兼具的“花事”论之，宋人对美的定义无关乎等级、贫富、性别与年龄，必然是公正而恪纯的。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素有“崇文尚文”的理念并向后世子孙始终推崇，在其逝世后的百余年，汴梁被金兵攻陷，藏在皇宫密室里的“石刻遗训”终被发现：“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当然，囿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的一条遗训恐怕难以摆脱其封建思想的局限，但无论怎样，宋朝努力营造了一种相对开明包容的社会环境，努力引导了全民富足、幸福至上的文化氛围，努力呵守了金子般的民心。
　　——有道是：宋朝有大美，全民皆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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