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主人直到最近，似乎终于醒悟，自己在水彩画方面也没有希望。十二月四日的日记中，他写了这么一段话：
　　昨夜做了个梦：我觉得画水彩画毕竟不成器，便将画弃了。但不知是谁把那幅画镶在漂亮的匾额里，挂在横楣。这一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那幅画变成了佳作。我万分高兴，这太棒了。我呆呆地欣赏，不觉天已破晓。睁眼一看，那幅画粗劣如旧，简直像旭日昭昭，一切都那么明明白白。
　　主人连在梦中漫步，似乎都对水彩画情意依依，自命不凡。
　　主人梦见水彩画的第二天，常来的那位戴金边眼镜的美学家，久别之后，又来造访。他刚一落座，劈头便问：“绘画怎么样？”
　　主人神色自若地说：“听从您的忠告，正在努力画写生画。的确，一画写生，从前未曾留心的物体形状及其色彩的精微变化，似乎都能辨认得清晰。这令人想到，西方画就因为自古强调写生，才有今日的发展。好一个了不起的安德利亚（注：文艺复兴鼎盛期著名画家）！”
　　他若无其事地说着，只字不提日记里的话，却再一次赞佩安德利亚。
　　美学家边笑边搔头：“老实说，我那是胡说八道。”
　　“什么？”主人还没有醒悟到他正在受人捉弄。
　　“什么？就是你一再推崇的安德利亚的那番话，是我一时胡诌的。不曾想，你竟然那么信以为真。哈哈哈……”
　　美学家笑得前仰后合。咱家在檐廊下听了这段对话，不能不设想主人今天的日记又将写些什么。
　　这位美学家竟把信口开河捉弄人当成唯一的乐趣。他丝毫不顾及安德利亚事件会给主人的情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得意忘形之余，又讲了下述一段故事：
　　噢，常常是几句玩笑人们就当真，这能极大地激发起滑稽的美感，很有意思。不久前我对学生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注：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主人公）忠告吉本（注：英国历史学家，未曾写作《法国革命》）不要用法语写他毕生的巨著《法国革命》（注：该书作者为英国的卡莱尔），要用英文出版。那个学生记忆力又非常好，竟在日本文学讨论会上认真地、原原本本地复述了我的这一段话，多么滑稽。然而，当时的听众大约一百人，竟然无不凝神倾听。接下来，还有更逗趣的故事哪。不久前，在一个某某文学家出席的会议上，谈起了哈里森（注：英国法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的历史小说《塞奥伐洛》，我评论说：“这部作品是历史小说中的白眉，尤其女主人公临死那一段，写得真是鬼气森森。”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万事通”先生说：“是呀！是呀！那一段的确是妙笔生花。”于是，我知道，那位先生和我一样，还未曾读过这篇小说哩！
　　主人吸着“日出”牌香烟，喷吐着烟圈，嘴里不说心里想：“我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而美学家那副眼神，似乎在說：“所以嘛，你即使画画，也照例完蛋。”他说：“不过，笑话归笑话，画画的确不是件容易事。据说，达·芬奇曾经叫他的弟子画寺庙墙上的污痕。真的，假如走进茅房，专心致志地观察漏雨的墙壁，不难画出绝妙的图案画哟！你不妨留点心，画它一幅试试，一定会画出妙趣横生的好画来。”
　　“又是骗人吧？”
　　“哪里，这可是千真万确哟！难道这不是精辟的名言吗？达·芬奇会这么说呢。”
　　“不错，的确很精辟。”
　　主人已经大半服输。但他似乎还不肯在茅房里画写生画！
　　（选自《我是猫》，夏目漱石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本刊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