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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与帝王，是中国古代高层权力关系的主角；相权与君权，是中国古代高层权力冲突的核心。
吕不韦成就秦始皇而后遭放逐，韩信辅助刘邦而后被杀戮，曹操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张居正越皇权而治天下……难以计数的宰相与帝王在沧海横流的历史瞬间上演了一幕幕最精彩、最血腥、最无情的人间活剧。在众多的血雨腥风、太多的云谲波诡中，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对君臣，携手创造了一番盛世景象，他们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征。
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刻功臣24人画像于凌烟阁，以纪念他们的功绩。这24人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劉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魏征能名列24人之中，是因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颇重，对贞观盛世贡献大。也许乍一想，我们会认为李世民与魏征必是君臣相惜，虽为君臣，胜似挚友。但就像英国女作家康普顿-伯内特夫人所说的那样，表象不是追踪真理的线索。君臣一心、交相辉映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与其说称功颂德是君臣和睦齐心共进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在统观大局、运筹帷幄后所维持的一种平衡。
魏征曾说过，“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为此，他曾辗转各地、5次易主，最终走到李世民身边。这不禁让人想起一生曾侍奉十主的冯道，两人皆有不忠的前科，可是前者青史留名，后者却留下千载骂名。魏征的“纵横之说”是实现君臣关系平衡的有力武器，更是成就他生前身后名的不二法宝。
在李建成被杀，魏征被俘之时，面对唐太宗的指责，魏征镇定自若，他说：“如果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哪会有他今日的杀身之祸？”这话说得实在高明，魏征不仅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还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衬托了李世民的伟大，和他走向皇权的必然。李世民听后果然受用，马上“为之敛容，厚加礼异”。
再者就是那段关于忠臣与良臣的论辩，魏征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纵横特长。他说，使家国兴盛、成就圣主、青史留名的是良臣；而使家破人亡、造就亡国之君、徒留空名的是忠臣。也就是说，君主与臣子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李世民在深深佩服其辩才之余，不得不谨慎待之、礼遇加之，主动与其维持既和睦又紧张的微妙平衡。
纵观魏征辅佐李世民的整个时期，可以发现魏征的直谏并非所谓的死谏，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他与李世民间君臣关系的平衡，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在这场政治角力中争取稳势甚至优势。
应该说是长期以来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使得唐太宗对魏征采取了这种君臣的平衡关系。一是怕穷究余党，打击面太宽，容易激乱，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二是魏征等人虽为建成属员，但亦是高祖李渊的臣属，李渊尚在，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李世民希望利用魏征笼络山东豪杰，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在玄武门事变前后，山东集团一直是左右唐初政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事变前，斗争的双方都竭力拉拢山东势力，以期取得斗争力量上的优势。事变后，对山东集团及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处理成为太宗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魏征参加过瓦岗军，又是东宫太子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因而成为山东集团和东宫集团的共同代言人。太宗重用魏征，既可以显示他的宽容大度，借以笼络从前的敌对力量，又可以利用魏征协调李唐政权和各反对势力乃至各个反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就在玄武门事变后不久，魏征多次奉命赴山东地区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可以说，魏征在维护贞观初期政局的稳定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唐太宗对魏征恩遇甚厚的重要原因（这可以从陈寅恪先生所撰《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得到验证）。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亲制碑文，并为书石”。而当他听说魏征不仅有结党营私之嫌，还有沽名钓誉之举后，便令人毁掉了碑文，并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直到他远征高丽失败，才想起魏征之言，思其“铜镜”之功，方又重新为魏征立碑。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充满政治张力的状态之中，彼此可以平衡、容纳、共存，但不能达到亲密的和谐相处。李世民曾经有过杀魏征的念头，可是最终作罢。这一方面归功于长孙皇后的贤臣说，另一方面则引出了李世民不为人知的心理。黄仁宇先生以为“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同时“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
综上，可以说不论是臣子魏征还是天子李世民，他们皆出于各种私人的、政治的和社稷的需要，努力维持两人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达到了双赢的结果，成就了一段锦绣盛唐、一席君臣佳话、一位千古大帝和一位忠臣良相。所以，魏征可以说是指标性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身上的鲜血，平衡了唐太宗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层意义上，李世民在毁掉魏征的墓碑后不久，又予以重修。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大于君臣间的恩恩怨怨。此中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当然了然于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开创盛唐之治，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不朽篇章。
（摘自《发现》）
吕不韦成就秦始皇而后遭放逐，韩信辅助刘邦而后被杀戮，曹操挟汉献帝以令诸侯，张居正越皇权而治天下……难以计数的宰相与帝王在沧海横流的历史瞬间上演了一幕幕最精彩、最血腥、最无情的人间活剧。在众多的血雨腥风、太多的云谲波诡中，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对君臣，携手创造了一番盛世景象，他们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宰相魏征。
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刻功臣24人画像于凌烟阁，以纪念他们的功绩。这24人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恭、李靖、萧瑀、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劉政会、唐俭、李勣、秦叔宝。
魏征能名列24人之中，是因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颇重，对贞观盛世贡献大。也许乍一想，我们会认为李世民与魏征必是君臣相惜，虽为君臣，胜似挚友。但就像英国女作家康普顿-伯内特夫人所说的那样，表象不是追踪真理的线索。君臣一心、交相辉映的背后隐藏着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与其说称功颂德是君臣和睦齐心共进的标志，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在统观大局、运筹帷幄后所维持的一种平衡。
魏征曾说过，“自古丧乱未有如隋世者。”为此，他曾辗转各地、5次易主，最终走到李世民身边。这不禁让人想起一生曾侍奉十主的冯道，两人皆有不忠的前科，可是前者青史留名，后者却留下千载骂名。魏征的“纵横之说”是实现君臣关系平衡的有力武器，更是成就他生前身后名的不二法宝。
在李建成被杀，魏征被俘之时，面对唐太宗的指责，魏征镇定自若，他说：“如果太子听从我的劝告，哪会有他今日的杀身之祸？”这话说得实在高明，魏征不仅大肆标榜自己的先见之明，还巧妙地道出了李建成不听良言，自己怀才不遇的基本事实，而这一切又都衬托了李世民的伟大，和他走向皇权的必然。李世民听后果然受用，马上“为之敛容，厚加礼异”。
再者就是那段关于忠臣与良臣的论辩，魏征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纵横特长。他说，使家国兴盛、成就圣主、青史留名的是良臣；而使家破人亡、造就亡国之君、徒留空名的是忠臣。也就是说，君主与臣子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李世民在深深佩服其辩才之余，不得不谨慎待之、礼遇加之，主动与其维持既和睦又紧张的微妙平衡。
纵观魏征辅佐李世民的整个时期，可以发现魏征的直谏并非所谓的死谏，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同时进一步巩固他与李世民间君臣关系的平衡，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在这场政治角力中争取稳势甚至优势。
应该说是长期以来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使得唐太宗对魏征采取了这种君臣的平衡关系。一是怕穷究余党，打击面太宽，容易激乱，不利于新政权的稳定；二是魏征等人虽为建成属员，但亦是高祖李渊的臣属，李渊尚在，不能不有所顾忌；三是李世民希望利用魏征笼络山东豪杰，并达到制约山东士族集团的目的。在玄武门事变前后，山东集团一直是左右唐初政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事变前，斗争的双方都竭力拉拢山东势力，以期取得斗争力量上的优势。事变后，对山东集团及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处理成为太宗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魏征参加过瓦岗军，又是东宫太子集团的主要谋臣之一，因而成为山东集团和东宫集团的共同代言人。太宗重用魏征，既可以显示他的宽容大度，借以笼络从前的敌对力量，又可以利用魏征协调李唐政权和各反对势力乃至各个反对势力之间的矛盾。就在玄武门事变后不久，魏征多次奉命赴山东地区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可以说，魏征在维护贞观初期政局的稳定方面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而这也正是唐太宗对魏征恩遇甚厚的重要原因（这可以从陈寅恪先生所撰《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得到验证）。
魏征死后，唐太宗曾“亲制碑文，并为书石”。而当他听说魏征不仅有结党营私之嫌，还有沽名钓誉之举后，便令人毁掉了碑文，并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直到他远征高丽失败，才想起魏征之言，思其“铜镜”之功，方又重新为魏征立碑。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充满政治张力的状态之中，彼此可以平衡、容纳、共存，但不能达到亲密的和谐相处。李世民曾经有过杀魏征的念头，可是最终作罢。这一方面归功于长孙皇后的贤臣说，另一方面则引出了李世民不为人知的心理。黄仁宇先生以为“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面”，同时“他既有弑兄胁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力”。
综上，可以说不论是臣子魏征还是天子李世民，他们皆出于各种私人的、政治的和社稷的需要，努力维持两人间微妙的平衡关系，达到了双赢的结果，成就了一段锦绣盛唐、一席君臣佳话、一位千古大帝和一位忠臣良相。所以，魏征可以说是指标性人物，他一个人洗净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身上的鲜血，平衡了唐太宗失衡的帝王形象。也是在这层意义上，李世民在毁掉魏征的墓碑后不久，又予以重修。毕竟，皇帝的面子、帝国的尊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大于君臣间的恩恩怨怨。此中道理，雄才大略的唐太宗当然了然于心。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开创盛唐之治，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不朽篇章。
（摘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