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伊斯兰国”势力趁地区动荡之机异军突起，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北部地区攻城略地。“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大肆屠杀所在国的政府军士兵，对外国记者实施斩首行动，甚至对其组织内部反悔的西方“圣战者”成员处以极刑。他们还号召全球穆斯林开展针对异教徒的世界性“圣战”，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近来，各国专家学者纷纷撰文，从各自角度阐释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但作为“当局人”——阿拉伯学者的观点却很少有人关注和提及。
　　阿拉伯学者普遍持反对态度
　　由于“伊斯兰国”政治上谋求建立伊斯兰逊尼派国家，意识形态上奉行陈旧过时的指导思想，军事上采取违反人道主义的“铁血政策”，招致阿拉伯学者的普遍反对与抵制。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问题中心分部主任、约旦前外交大臣马尔旺·艾姆阿什尔在该组织网站发表《启蒙思想与多方位战争》一文，他认为，阿拉伯地区现正充斥着极端与暴力，最突出的政治实体就是“伊斯兰国”，它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对地区构成威胁。当前阿拉伯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其消灭，不然任何严肃认真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将会导致地区安全与政治的涣散，并由此衍生出更多的“伊斯兰国”。阿拉伯电视网总裁、《中东报》专栏作家阿卜杜勒·拉赫曼·拉希德认为，“伊斯兰国”所犯下的罪行激起了世界上广大穆斯林的愤慨，其规模超出了穆斯林反抗“基地”组织的程度，因为当初“基地”组织还以抵抗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为由赢得部分不明真相穆斯林民众的同情。而目前的“伊斯兰国”则因严重损害广大伊拉克和叙利亚普通民众的利益而广受谴责。资深学者、《中东报》专栏作家拉德旺·赛义德在《抗击“基地”组织、抗击“伊斯兰国”，两种战争的分野》一文中表示，“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在理念与行为上毫无二致，都秉承伊斯兰教萨拉菲派的圣战思想，不同之处只是“伊斯兰国”在行为上更为残忍，这种行为的直接后果就是损害了所有阿拉伯国家政权的尊严。
　　与此同时，许多阿拉伯学者认为该地区由来已久的专制统治及落后的文化生态是产生“伊斯兰国”的深层原因。阿拉伯语卫星频道阿拉伯电视台的华盛顿分社社长希沙姆·穆勒哈姆9月中旬在《政治报》上发表《家门内的野蛮之徒》一文，他写道，我们所了解的阿拉伯文明已几近消失，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暴烈、动荡、分崩离析并受制于极端主义——统治者的极端主义和反对派的极端主义——的程度超过了奥斯曼帝国终结以来的任何时期。阿拉伯鼎盛时期所预示的政治赋权、政治回归和尊严复兴的光明前景，全都让位于内战，让位于民族、宗派和地区分歧，让位于军事和专制主义。换言之，“伊斯兰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它脱胎于一具已经腐朽的空壳。沙特阿拉伯自由派分析人士图尔基·哈马德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人报》上撰文指出，“伊斯兰国”的思想来源就蕴含在当今最大的伊斯兰国家中，将矛头直接指向沙特王室。他写道：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呼吁本国宗教领袖抗击“伊斯兰国”，他们怎么去抗击？他们全都信奉同样的反多元化、严格刻板的瓦哈比主义逊尼派思想。
　　埃及民间智库“埃及形势研究所”的研究员艾哈迈德·巴恩则将“伊斯兰国”与“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原因进行综合分析，他认为在这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背后，是相同的“对现有独裁体制的反抗”。王室及独裁者垄断权力和财富，贪腐成风，没有给民众留下自由发言和参与政治的余地，这些才是当代中东遭遇的根本性问题。
　　“伊斯兰国”为何会前景黯淡
　　尽管此轮伊斯兰极端势力来势汹汹，气焰嚣张，但由于其指导思想、战略战术等方面存在致命弱点，其发展已达极限，前景黯淡。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问题首席研究员、阿拉伯裔学者萨伊俄认为，首先，“伊斯兰国”的发展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该组织领导人将其“国家”定性为伊斯兰逊尼派宗教国家，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伊斯兰国”发展的局限性与狭隘性。因为在阿拉伯沙姆地区，伊斯兰逊尼派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是有限的。比如在黎巴嫩这个具有多重教派、多重阶级的国家，易受到“伊斯兰国”鼓动的只是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人士，而该派别人口在黎巴嫩大多属于低收入阶层的“边缘化人群”。在约旦，受“伊斯兰国”思想影响的人群主要集中于首都安曼附近。在2003年后的一段时期，该地区逊尼派人士参加“圣战”组织的人员曾一度猛增。但自2011年后，由于约旦王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奉行改善社会环境的世俗政策，使得“圣战”的拥趸逐渐减少。在叙利亚，2013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首次占领该国大片领土，但该“政权”始终被定性为“外来势力”，几乎所有的领导职位均由非叙利亚人担任。“伊斯兰国”能够将势力扩展到叙利亚，主要归因于叙利亚的反政府组织势单力薄。
　　其次，“伊斯兰国”极端偏激的执政理念与行为方式定会置其于内外交困之中，限制其发展空间。“伊斯兰国”从一开始就将“建国”作为终极目标，以攻城略地为主要手段，惯用的战术是利用对手之间的矛盾，采取速战速决的秘密突袭方法夺取地盘。在扩充地盘的同时，大力招兵买马，但对不听从其指挥、对其理念持怀疑态度者，或中途反悔者，则采取毫无人性的“铁血政策”。另一方面，“伊斯兰国”与绝大多数，或者可以说是所有“圣战”组织皆矛盾重重，其根源在于“伊斯兰国”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形式得以存在，按照国家机器的方式进行运转，并要求地区其他宗教组织和团体对其臣服与效忠。这样势必招致地区其他伊斯兰宗教派别的抵制与反抗。以与“伊斯兰国”关系密切的叙利亚“支持阵线”为例，该组织以抵抗巴沙尔政权为旗帜，在武器装备和资金来源上仰仗“基地”组织的大力支持，其真实目的是希望通过武装斗争在叙利亚保持一定的生存空间。“伊斯兰国”一度想将其完全收编，不仅受到“支持阵线”的抵制，还遭到“基地”组织反感，因为这等于是挖了“基地”组织墙角。
　　“伊斯兰国”以发动针对西方“十字军”的“圣战”作为加强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筹码，并借此吸引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它也的确控制了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东北部的区域，似乎是实现了其“建国”的美梦，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它控制的版图就会发现，“伊斯兰国”的“国土”充其量是一个没有出海口、孤立无援的内陆逊尼派酋长国。加之它视西方国家为死敌，这就等于关闭了石油交易市场和国际贸易的通道。
　　为“集体失败”负起责任
　　鉴于“伊斯兰国”现象是地区政治文化生态的产物，一些阿拉伯学者认为，要铲除此类组织需从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黎巴嫩什叶派作家哈宁·加达尔今年8月在“现在的黎巴嫩”网站发表文章表示，要想打击“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并阻止新的独裁统治者出现，我们必须为造成这些邪恶暴君和狂热分子的集体失败负起责任。而马尔旺认为，鉴于“伊斯兰国”现象的产生是地区政治、社会生态长期演变的结果，因此消除此类社会毒瘤非一日之功，需要多方面、多层次、长时期的努力，这场斗争也许最终不会取得彻底胜利，但是与此类现象的斗争是有价值的。为此他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在阿拉伯世界开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要在阿拉伯民众中消除极端和暴力思想，而这正是产生“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思想滥觞和精神渊薮；其次，由于“伊斯兰国”已对该地区国家的整体建制构成威胁，如果没有政治、经济领域的真正变革，只在安全和军事上做出努力远远不够，而政治改革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使阿拉伯普通民众感觉到他们是国家堂堂正正的代表，而不是一部分人凌驾于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之上。
　　艾哈迈德·巴恩表示，中东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对实现民主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要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努力提升民众的教养和伦理水平，在这方面摩洛哥或许可以成为样板，它在保留王室的同时渐进推进民主。在过渡期内也许对人权或自由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压制，也许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但是外界应理解中东特有的情况，提供相应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