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9日清晨，陶西平先生走了。
　　从此，吾等永失“主任”，刊中再无“絮语”。
　　在杂志社，“主任”是我们对陶老最亲切的称呼，虽不是什么官称，但在我们这里，它充满着力量，饱含着深情，蘸满了幸福。而他呢，虽然在中外教育界有过无数个头衔，当过不少“大官”，但也时时刻刻如家人般惦念着、呵护着、温暖着、支持着我们。有一次他对我说：现在，我把七七八八的“主任”都辞了，就专心当《中小学管理》一家的“主任”了！
　　“主任”与我刊的情缘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1987年，在杂志筹办期间，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陶老敏锐地发现，当时全国还没有一本专为中小学管理干部服务的杂志，于是，将我们的办刊定位确立为实践取向、聚焦管理，以补空白，并亲任“家长”（首任主编、编委会主任）。
　　对杂志社人而言，有“主任”在，我们心里就踏实，就清亮，就暖和。作为“家长”，他爱家切切，不仅在杂志社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都为我们掌舵、导航、撑腰、解难，而且关注刊物每一期的内容和常态化的发展。当我们偏离办刊方向时，他批评、提醒；当我们干得漂亮时，他鼓励、点赞。每到一地、一校，走进图书馆、阅览室，他总要看看那里有没有《中小学管理》。记得好几次，他都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在某某偏远山区学校、某某国家的图书馆看到咱们杂志了，并把他亲自拍的照片发给我们。
　　在我们眼里，“主任”不仅是值得仰望的先生，也是离大家很近的“大家”。他纯纯的人性美与浓浓的人情味深深地打动过我们的心。比如：他在千忙万忙中多次赶来参加我们为即将退休的老同志举办的欢送会，并亲备礼品；他特别关心生病的职工，常问冷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次，他参加我们的一个活动，午餐时，竟和我们一起，到一个小粥铺吃肉饼、喝米粥。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听他跟别人“炫耀”：“你们知道吗，他们杂志社请我吃午饭，十来个人，才花了一百多块钱！”第一次，我听着脸红；后来，越听越舒服，越听越得意，因为那份亲近，唯家人可享。

　　2019年11月29日，我接到陶老秘书崔老师发来的一张照片，瞬间泪崩。照片上是一块小白板，白板上面有两“堆”歪歪扭扭的字。崔老师告诉我，因为眼肌、呼吸肌、吞咽肌无力，陶老已无法睁眼，无法自主呼吸与进食，只能靠呼吸机和鼻饲维持，医院已报病危。在此情况下，他闭着眼睛，摸索着在小白板上专门为我刊写了如下一些字：“告诉中小学管理，我的教育追求就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整体优化。谢谢大家，我还是那颗心。”其中第一句话刚刚擦去，但字迹依然可辨。我即刻将此照片发给社里每一个他的“亲人”，大家无不唏嘘、悲恸。
　　当然，“主任”对《中小学管理》的关爱绝非囿于对一社一刊的私情私意，而是源于他对教育乃至生命之大情怀、大宠爱的一种释放与投射。
　　比如：他对我刊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小学校长充满深情。他在2008年第1期的《知心与知音》一文中说：“在庆祝《中小学管理》创刊20周年这个令人激动和振奋的日子里，我最想表达的是对这本刊物的主要服务对象—中小学校长队伍的敬意。”“校长队伍的忠诚值得我们敬重……校长队伍的智慧值得我们敬重……校长队伍的情意值得我们敬重……”他谆谆教导我们，要永远做校长们的知音，而在此方面，先生堪为典范。中国广袤的教育热土上，留下了他密密重重的脚印；他支持、鼓励、指导过的校长和教师当以千万计。因为他倾心地热爱过无数的校长、教师，所以，无数的校长、教师也倾心地热爱着他，珍藏着、传颂着他们与先生之间发生的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又如：他在专业写作中表现出其深厚的教育情怀与独特的教育智慧。从创刊号的首篇“发刊语”，到2019年第9期《在迎接共和国诞生的日子里》，他在我刊共发文164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07年至2019年的124篇“絮语”。记得2006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主任”的电话：“我想在《中小学管理》开一个‘絮语’专栏，每期写一篇，你跟大家商量一下，看行不行？”自此，老人家就自套“枷锁”，每月一篇，一写就是八年，其间从未中断。作为编者，我深知先生之难。那时，他常常出国、出差，每天上午、下午甚至晚间，都要连续作报告、开会。所以，几乎所有稿件，都是他硬挤出一点一滴的时间，在飞机上、高铁上或在会间休息时完成的；而且大多数邮件发来时都已是凌晨。之后，他身体渐弱，难以按月成文。一次，他对我说：“我真的有点写不动了！”听罢，我心里万般难受，亦万般矛盾，既无比心疼他老人家，又实在不舍这个持续了八九年、深受校长欢迎的栏目，于是只能说：“您随意吧，身体要紧。”再之后，他明显加大了供稿的间隔。但再再之后，我欣喜地发现，他又加快了写作的频率，我问他：“您怎么又加劲地写起来了？”他说：“最近出去，好多校长都问，您的‘絮语’怎么隔几月才有一篇，我们都等着看呢。”我赶紧说：“您看您看，这可是校长们说的哈……”说完，我们都笑了。对于我来说，十几年间，编辑每一篇“絮语”的过程，都是深受教育与洗礼的过程，都是真切感受“主任”為人、为教、为研之无穷魅力的过程。近几年，陶老以“絮语”为主要内容，出版了几本随笔集，我也有幸部分地参与其间，并为其中的几部著作写过三篇书评，每次，陶老看完后都会谦虚地说：“我没你说得那么好”。
　　最后，我想摘录自己在书评里的几段话，表达一下陶老留下的“活的教育学”带给我们的多重感受与启迪—
　　“永不停跳的舞步”是对陶老教育行走状态的真实描摹。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仰观俯察、他的视野无边、他的心态开放、他的与时俱进、他的活力迸发、他的激情无限。……他总是能在别人止步的地方，向前一步；在别人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价值。他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和首创的概念，都广为流传。多少年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在喋喋不休的争论中、在不知走向何方的迷惘时“听听陶老怎么说”。即使是在退出一线后，他依然以超强的价值领导力与思想引领力，在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发挥着实际的、非权力性的领导作用。 　　他不但具有“一般的教育家”的特质，而且并不因为关注视野的宏博而牺牲自己的专业性。……他在高度关注最一般的教育问题，且持久保持权威发言席位的同时，又能轻松地驾驭有关基础教育几乎所有专业领域的问题。由于“贯通”，所以他在教育的诸多领域中出入自由，既有自然磅礴的大气，又有举重若轻的从容。
　　与终极性的关怀相伴而生的是终极性的追问，这种追问牵引着我们找寻回到教育原点的路。作者对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所做的种种积极的探索给予热情的鼓励，同时亦能冷眼观潮。在这一“热”一“冷”间，许多带有根本性的“真问题”浮出水面，促我們深思，助我们觉悟。
　　（与袁隆平先生相似），他们的问题，都是从广袤的大地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田野、回归田野、天地融合、饱含现场感与生命感的研究；他们的成果，都是为大地带来希望、使生命更加丰满的成果。他们从不自说自话、沉于思辨，也从不云山雾罩、故弄玄虚。于他们而言，实践是最大的问题库，也是最大的资源库、最强的动力源。
　　与一些学者所做的基于理论理性的偏外在的、偏客体性的种种“趋势研究”不同，陶老对“涌动的潮流”的关注，不是停留在相对平滑、明朗、光鲜的理念或理论的表层，而是沉潜到可能有暗礁、有湍流、有起伏的河床、有曲折的河道的实践的深层。
　　没有任何人逼他写什么，也没有任何功利的理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如此高产，为什么写得如此投入、如此辛苦、如此纯粹。他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写”、自己“有话要说”；他写得那么“实”、那么“深”、那么“杂”、那么“广”，是因为他的研究与写作从不囿于个人的理论偏好与学术口味；他最兴奋、最纠结、最在意、最关注的主题，全部来源于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原问题”与“真问题”。
　　陶老不仅是一线教育改革实践家的启迪者、导航者，也是他们贴心的倾听者、对话者、欣赏者和伴行者。因为心里装着大问题，所以哪怕是对实践细节的分析，他也能做到“微而不小”，理清“术”中之“道”，深掘“这样做”的“意义”；因为有对教育虔诚的敬畏、浓厚的情怀，所以，他能在与改革者的共情、共理、共为中，对他们有一份深深的“懂得”；因为以探究与解答实践者的真问题为己任，理实兼备而活用，所以他能像中医名家那样，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因为有经年累月的深厚积淀，所以，他的文字已淬化至深入而浅出、以生动的感性表达深刻的理性的自如境界。
　　他把半个多世纪积聚的对教育的热恋化为推动教育变革、追寻理想之梦的执著努力：没有谁给他规定工作量，但他却忙得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在他面前说“忙”；他已经足够丰满了，却还像海绵一样不断地吸收。……他能为一个最普通教师的最普通的行为而感动，能随时随地汲取使自己生长的营养、促自己超越的力量。这样的追梦人永远是年轻……
　　在即将结束这篇永远也写不完的缅怀小文时，我想对敬爱的陶老说：我们永远的“主任”，您放心地歇息吧，我们会捧着您的那颗心，倾己所能，努力为您挚爱一生的中国基础教育续写精彩的、不尽的“絮语”！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