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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我们说的高等教育改革包括高职教育，关键是要改什么、怎么改。本文试图从高等院校目前的机构设置和管理体制现状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改革建议。
一 高等院校的体制结构现状
(一) 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公办高等院校一般属行政厅级，说一所高校的行政机构像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是一点也不过分，其机构之多甚至超过许多小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就拿拥有13亿人口的我国国家机构相比吧，党中央、国务院每有一个“部”、“委”、“办”，高等院枚就有一个“处”、“委”、“办”与之对应(与教育部对应的是教务处、与国防部对应的是保卫处、与外交部对应的是外事处等)，党中央、国务院没有的而高校还有各种学院和专业系及处室(一般有几十个)。这些部门的书记、院长、处长、部长、主任、总经理等，都享受国家行政正县级待遇，再加上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各部、办、处、系中的副职(若干，每单位)和享受正、副科级的各种中心(数十个)的负责人，及一些没有行政职务但享受一定级别待遇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具体做事的办公人员，不难计算出高校里行政官吏的数量。而且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中的人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有的人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后来的人要向上提，怎么办?增加机构、增设职数、副职享受正职待遇、正职享受高一级待遇退到二线(上班随意，待遇不变，直到终生)等等，这些都是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行政人员的办公条件、岗位津贴等待遇都由学校确定，数额远超过他们作为教师的所得。
(二) 行政体制带来的乱象
试想在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管理下的高等学校如何良性发展，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导向上有明显的偏差。学校的行政人员甚至比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享有更多的实惠，不少学校领导就是将学校按照政府机关的模式来管理。真就有一些个别的学校领导在大会上讲，教师只会讲课是不行的，而行政人员能做好专职工作就行，这不是怪事吗?难道教师就不能把教学当成正经事做吗?教得再好也没有出息吗?因此，不少教师都向行政上靠，心思都用在讨好领导上，哪有心思钻研教学。
其次，在关系到教职工利益的制度上也一定要出现偏差。很多学校的各种制度是由少数有行政职务的人起草的，再在行政会议上通过就付诸实行的。就算有些拿到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学校的职工代表中行政官员占绝大多数。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很多，首先不少学校在选职工代表时就明确规定一些官员必须当选；其次是行政官员本身就多，再加上大学里的近亲现象(一是血缘亲、一是师生亲)严重，其选票足以使官员在代表中占绝大多数。这样的职工代表大会只会使官员们不合理的想法变成合法的制度。还有不少高校的分配方案是由行政人员利用几个月的盘算后，再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花几个小时宣读和说明(主要是起草人如何辛苦地得出上述文本之类的)，让代表们在几十分钟内讨论后，再由领导批准实施。事实上还有不少学校的分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不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而修改直至变得面目全非。
权力、权利、权威本不是相等的，但在目前的一些高校就被划上了等号。在不少高校不存在学术之争，只有权力之争。对所有辩论的问题，你只要搞清楚了谁的官大也就知道谁的观点是正确的。校长说的比副校长对，副校长说的比系主任对，正主任说的比副主任对，这样看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每个官职的级别在国家的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所有的问题都好定论。比如说教研室副主任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教师就不能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但如果教研室正主任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么副主任和教师就不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此时如果系副主任说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么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教师就明白了：只要没有更高官职的人提出不同结论之前，太阳就一定是绕着地球转了!
当然也有些问题在高校一直有争辩，那就是书记与校长谁更正确，副书记跟副校长谁的权力更大，等等。这些问题对那些时刻研究权术的大小官员来说是不难的，他们很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找到适当的答案，对不醒官事的教师来说就会遇到不少的麻烦。
现在一些高校的官风甚行，风气不正到了教师如果认真教学而不钻营就是不正常的程度。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学生也是官气十足，在学生中班长对同班学生大呼小叫而对高一级的学生“官员”低头弯腰。
外行管内行的现象在一些高校也存在，表面上看现在的高校官员都有很高的学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专心于为官艺术的研究，随便在哪个高校官员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几本乃至几十本为官之道的书。由于在高校里行政职位是专职，岗位所得都远超过他做教学工作所得(岗位津贴是由前面所说的程序确定的，且比国家规定的工资高出几倍)，所以他们把学历只当成敲门砖，至于为他们装门面的科研成果怎么办呢，真正的科研肯定是不行了，那就在所谓的管理方式、模式、方法、名称等上面做文章，反正这些东西无法验证，在教学上可以创造一些什么模块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法(这些方法都无一有效却很能折腾人)等等。而且现在的论文刊登一靠关系二交钱，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办的。更何况他们手里还掌握有某某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事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说在一些大学里是最不尊重知识和人才你可能不相信，实际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学里的官员们都是高学历、高职称，是所谓的“学术权威”，你教师能算得了什么呢。
分配制度上出现明显的偏差，让教师很难安心教学，更谈不上把教学搞好。在一些学校经常能听到谁在何时打牌输赢多少钱(输钱的叫书记，赢钱的叫营长)的对话，但很难听到关于教学方面的讨论。很久以前曾有一种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做学问，在如今的大学里谁敢如此。不说你不敢不参加书记校长、主任副主任召开的会，你就是不参加教研组长副组长召开的会就够呛。想生活得好吗?除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会议外，你还要随时打听谁的儿子要结婚，哪个的女儿要出嫁，如果是当官的家里除了通常人们认为是大事(包括结婚、生子、过年过节、生病、升学、家人去逝、升迁等)你必须参加外，他们的生日你也必须从他任职那年开始，每年一小庆，五年一中庆，十年一大庆。
因为部门庞杂，官员众多，所以管理条例多而杂，各部门都有，每个领导都要制订一套规则，换个领导便要加上几条(这很重要——它显示权威和理论水平)，几年后条例都能编成几册。如果只是写写倒没什么，最可怕的是由于缺乏科学性的条例的实施，与这些管理条例配套的各种记载表就多如牛毛。就拿教师上课情况记载和统计l吧，众所周知，教学情况有正常与异常两种情况，显然异常的情况要少得多，记载异常情况所花的人力和财力要少得多，统计起来简洁明了。但有些院校对正常和异常情况进行流水账式的记载，而且学生要记载、教师要记载、教务管理员也要记载，学生记载的还要教师签字，还美其名曰规范化管理。这样做既浪费人力和财力，又降 低管理效力，更可怕的是对人的观念有不良的影响，无形中让人们形成了复杂就等于规范的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培养出来的学生机械，死板。就拿学生的点名表来说吧，不少学校的学生在点名时，到堂的学生后面记“、／”，没到的记“×”。迟到或请假等都另有标记，你会发现很多次学生全到时他们会在每位同学的后面都记上“、／”，整张表格会写得满满当当。如果你只对少数异常情况作标记就有人说你做错了。
高校如此管理现状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人文环境方面的，更可怕的是它快速地向社会传播。
一些高等院校的科研和教研也实在令人堪忧。按现行很多院校的规定，在学校写论文比课堂教学更重要，也更划算(这也是很多学校领导经常讲到的大实话)。于是很多教师都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到写论文上，对课堂教学应付了事。如果说真能写出些有价值、具有推广意义的科研教研论文来那倒也是好事，但事实绝非如此。不少教师这儿摘、那儿抄，东拼西凑，人云亦云，毫无新意，写出的所谓论文除自己外没有读者(当然不小心也会有想抄袭的人来看看)。如此导向带来抄袭成风，以前是剪刀加浆糊出论文，现在多了一个复制加粘贴，托关系付上版面费就成了科研教研成果。更省事的还有花钱买论文。这样下去的后果是显然的：真正搞教学的人少了(说“傻了”更准确些)，抄写或花钱买论文的人多了(反正买论文的钱又可以从学校和评职称上捞回来)，教与学的风气变坏，大学校园内行走的理论水平不高、教学效果不好、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但名下却“果实”累累的人多了，甚至从不进教室的人也写了不少的教研论文，而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少。真是教将何教，学将何学?由于这样的管理体制、这样的教学环境，很多教职工想方设法往行政部门靠，这叫趋利避害。在行政部门求得一个官职的方法也简单，现在高校的人事权大了，向个别领导示好，对其他领导弯腰就行，利益非常明显。应该说只要不是傻子就都会这样做，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得到地位、金钱、权力为什么不干呢?不少高校一个副教授每年辛苦教课300节，可得津贴不足万元，而刚毕业到任何一个行政岗位上，得的津贴每年可过万元；评上副教授得等十几年不定，作行政过三五年升个副科长、正科长的事也寻常。只要当了官，再评职称机会就大了。
行政权力过大一定要产生腐败。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每年从学校进出的钱多了，高校里贪腐案件急剧增加，最近被查出的湖北、浙江、河南、云南等地众多高校的贪腐案件就是证明。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高校的贪腐远远超过已查明的程度。
(三) 正在进行的改革
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进行着各种改革，其大致观点就是以就业为指导，变学历教育为就业教育，不讲学历讲能力，重在素质和技能培养，知识以实用、够用为原则等等。于是就有不少学校大砍基础理论，工科学生少学或不学物理，金融、财会专业少开或不开数学。好象砍掉一部分就够用了，同时，象征技能的各种技能证、资格证、等级证全面开花，似乎这些证书才是取代学历证书真正体现一个人能力的凭证。如果说学历代表不了能力的话，那么各种技能证书也就更说明不了什么。众所周知，知识是人们学习技能的基础，掌握了知识就能在工作和学习中学到技能，发挥创造力，没学好知识，尽管一时掌握了一种或几种技能也是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我们知道，会打算盘可是上世纪中国六、七十年代一种很有用的技能(当时还流行着“能打六归七二五，走遍天下不受苦”的话)，可进入八十年代后谁还打算盘呢?可以说，理论知识是永恒的，而技能都有它的寿命，科学技术越发达，技能的寿命就越短。学习就应该厚基础、宽口径，知识与素质和能力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知识(尤其是基础知识)很难谈得上有高素质、强能力，重知识本身就是重能力。改革不在于推翻，而在于继承和创新，我们要继承的是永远具有价值的基础理论，要舍的是那些已经过时和将要过时的技能。要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成技术。
每当说到教育改革，就有人说到国外教育，进行比较后就指出中国的教育这里要改、那里要变。我认为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差别主要在于学校管理体制、管理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外语教育、政治教育、就业环境和就业后的考核制度等。从目前的高校现状及变化趋势看，已经进行的和正在改革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二改革方案
如前所述，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有严重的弊病，机购庞杂，人员拥挤，管理体制不改，其它方面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是难见成效的。
高等教育改革虽然涉及的部门和内容很多，但管理体制、评价机制、课程设置等改革是必须进行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关键。
首先是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应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限制学校的非教学人员职数。可以这样说，学校出现的贪腐、不公平、怪事、荒唐事等一系列乱象，都与学校的行政体制有关。行政人员不教学，他们用着别人送的高级物品、喝着别人送的茶、抽着别人送的烟(这些都已经是可以公开的，甚至是可以炫耀的)、不用辛苦就能得到很多的津贴。只是这样还不行，还要想着如何向上爬，爬不上去的就想哪个位置比较肥(在学校你可以经常昕到“某某会搞，升得快，某某跟谁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对话)。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让教师有时间来思考和谈论他们所做的事情，于是开各种与教学无关的会议来分散教师的精力，填各种无用的表格来占用教师的时间，各种考核的条例、记载要教师去读，去签写，一句话，现行的行政体制及依附在其上的行政官僚是长在高等教育(也包括基础教育)机体上的毒瘤!它不仅压迫高等教育使之前行艰难，而且还在逐步腐蚀那还健康的部分，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步不做，做其它任何工作都没有意义。
高校中与行政体制相关的近亲繁殖也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后果严重的现象。一是血源近亲，不少夫妻双方各自把持一个部门。二是学术近亲，经调查发现各学校留校的学生中相当比例的是因为行政官员的关系，这些人以官员的学生的身份，对12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1107行政官员感恩戴德、唯命是从。首先它不利于学术交流，更谈不上博采众长，它更是学校种种不良风气的源头。
其次是对教师、教学考核评价方面的改革。对于教师来说主要是教学，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教学本身是一个科技含量高的工作，一个教师能在熟悉几门相关课程中精于一到两门课程的讲授就很好了。不少学校要求一个教师能讲授多门理论课，会指导多门技能课，这样提倡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强行要求(甚至采用某种惩罚措施)就值得商量了。
学校的科研工作对教师来说应属于选做项目，教师的教学工作完成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包括跟报酬相应的职称)，科研论文对教师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教师所撰写的论文应由同行进行评价，不能以是否在某刊物上发表为质量依据(事实上现在的杂志出版质量令人堪忧)。国家可建立专门的科研教研网站，教师将撰写的文章分类挂在网上，由各高校选出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进行评价，再将评价结果转到对应学校作为相应的评价依据。只要程序设计适当，这样评价的结果一定比现行的评价结果公正、科学，而且工作量比起各省的职称评定小得多。
再次是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学生在校所学的课程除必修的专业课外，非专业课都实行选修，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对于外语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外语，但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本科院校的学生所学的外语有用者极少，其原因之一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与外语无关，其二是他们辛苦学习的外语达不到有用的程度(考得的英语等级证并不能帮他们的忙)。高职院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在高职院校里，相当一部分学生既没有学习外语的基础，又没有学习外语的兴趣，而且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外语对他们用处不大(外语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强行要求这样的学生花这么大的精力学习外语是没什么效果的，就算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了三级(或四级)证书也并没什么用处。当然我绝对不是反对学外语，相反我希望人人都能学好外语、用好外语。
对于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应改革，在我国的政治教育常常是教师讲、学生听，不给学生自由辩论的机会，因而他们缺乏兴趣，学习不认真，考试被动应付(调查发现政史类课的考试时夹带舞弊条子的最多)，这样的学习既没效果，又影响学习风气。政治教育课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可以通过辩论来理解和接受，在辩论中增长知识和提高思维能力，在参与中增加学习的兴趣。
总之，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正在侵害整个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健康，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里除了数量的简单增加外并没有任何质的进步。甚至是乱象重重，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理论水平、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上逐年下降。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评价机制，净化学术环境，是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急切而关键的工作。
一 高等院校的体制结构现状
(一) 行政化的管理体制
目前我国公办高等院校一般属行政厅级，说一所高校的行政机构像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是一点也不过分，其机构之多甚至超过许多小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就拿拥有13亿人口的我国国家机构相比吧，党中央、国务院每有一个“部”、“委”、“办”，高等院枚就有一个“处”、“委”、“办”与之对应(与教育部对应的是教务处、与国防部对应的是保卫处、与外交部对应的是外事处等)，党中央、国务院没有的而高校还有各种学院和专业系及处室(一般有几十个)。这些部门的书记、院长、处长、部长、主任、总经理等，都享受国家行政正县级待遇，再加上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各部、办、处、系中的副职(若干，每单位)和享受正、副科级的各种中心(数十个)的负责人，及一些没有行政职务但享受一定级别待遇的行政管理人员和具体做事的办公人员，不难计算出高校里行政官吏的数量。而且这些机构和这些机构中的人数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有的人还没到退休的年龄，后来的人要向上提，怎么办?增加机构、增设职数、副职享受正职待遇、正职享受高一级待遇退到二线(上班随意，待遇不变，直到终生)等等，这些都是最常用、最有效的办法。行政人员的办公条件、岗位津贴等待遇都由学校确定，数额远超过他们作为教师的所得。
(二) 行政体制带来的乱象
试想在这样庞大而复杂的官僚机构管理下的高等学校如何良性发展，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导向上有明显的偏差。学校的行政人员甚至比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享有更多的实惠，不少学校领导就是将学校按照政府机关的模式来管理。真就有一些个别的学校领导在大会上讲，教师只会讲课是不行的，而行政人员能做好专职工作就行，这不是怪事吗?难道教师就不能把教学当成正经事做吗?教得再好也没有出息吗?因此，不少教师都向行政上靠，心思都用在讨好领导上，哪有心思钻研教学。
其次，在关系到教职工利益的制度上也一定要出现偏差。很多学校的各种制度是由少数有行政职务的人起草的，再在行政会议上通过就付诸实行的。就算有些拿到职工代表大会上讨论，那也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学校的职工代表中行政官员占绝大多数。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很多，首先不少学校在选职工代表时就明确规定一些官员必须当选；其次是行政官员本身就多，再加上大学里的近亲现象(一是血缘亲、一是师生亲)严重，其选票足以使官员在代表中占绝大多数。这样的职工代表大会只会使官员们不合理的想法变成合法的制度。还有不少高校的分配方案是由行政人员利用几个月的盘算后，再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花几个小时宣读和说明(主要是起草人如何辛苦地得出上述文本之类的)，让代表们在几十分钟内讨论后，再由领导批准实施。事实上还有不少学校的分配方案在实施过程中不经职工代表大会讨论而修改直至变得面目全非。
权力、权利、权威本不是相等的，但在目前的一些高校就被划上了等号。在不少高校不存在学术之争，只有权力之争。对所有辩论的问题，你只要搞清楚了谁的官大也就知道谁的观点是正确的。校长说的比副校长对，副校长说的比系主任对，正主任说的比副主任对，这样看起来也很方便，因为每个官职的级别在国家的政策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所有的问题都好定论。比如说教研室副主任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教师就不能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但如果教研室正主任说地球绕着太阳转，那么副主任和教师就不能说太阳绕着地球转；此时如果系副主任说是太阳绕着地球转，那么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教师就明白了：只要没有更高官职的人提出不同结论之前，太阳就一定是绕着地球转了!
当然也有些问题在高校一直有争辩，那就是书记与校长谁更正确，副书记跟副校长谁的权力更大，等等。这些问题对那些时刻研究权术的大小官员来说是不难的，他们很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找到适当的答案，对不醒官事的教师来说就会遇到不少的麻烦。
现在一些高校的官风甚行，风气不正到了教师如果认真教学而不钻营就是不正常的程度。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学生也是官气十足，在学生中班长对同班学生大呼小叫而对高一级的学生“官员”低头弯腰。
外行管内行的现象在一些高校也存在，表面上看现在的高校官员都有很高的学历，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专心于为官艺术的研究，随便在哪个高校官员的书架上都可以找到几本乃至几十本为官之道的书。由于在高校里行政职位是专职，岗位所得都远超过他做教学工作所得(岗位津贴是由前面所说的程序确定的，且比国家规定的工资高出几倍)，所以他们把学历只当成敲门砖，至于为他们装门面的科研成果怎么办呢，真正的科研肯定是不行了，那就在所谓的管理方式、模式、方法、名称等上面做文章，反正这些东西无法验证，在教学上可以创造一些什么模块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法(这些方法都无一有效却很能折腾人)等等。而且现在的论文刊登一靠关系二交钱，对他们来说这是最好办的。更何况他们手里还掌握有某某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事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说在一些大学里是最不尊重知识和人才你可能不相信，实际理由很简单，因为大学里的官员们都是高学历、高职称，是所谓的“学术权威”，你教师能算得了什么呢。
分配制度上出现明显的偏差，让教师很难安心教学，更谈不上把教学搞好。在一些学校经常能听到谁在何时打牌输赢多少钱(输钱的叫书记，赢钱的叫营长)的对话，但很难听到关于教学方面的讨论。很久以前曾有一种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一意做学问，在如今的大学里谁敢如此。不说你不敢不参加书记校长、主任副主任召开的会，你就是不参加教研组长副组长召开的会就够呛。想生活得好吗?除积极参加各级各类会议外，你还要随时打听谁的儿子要结婚，哪个的女儿要出嫁，如果是当官的家里除了通常人们认为是大事(包括结婚、生子、过年过节、生病、升学、家人去逝、升迁等)你必须参加外，他们的生日你也必须从他任职那年开始，每年一小庆，五年一中庆，十年一大庆。
因为部门庞杂，官员众多，所以管理条例多而杂，各部门都有，每个领导都要制订一套规则，换个领导便要加上几条(这很重要——它显示权威和理论水平)，几年后条例都能编成几册。如果只是写写倒没什么，最可怕的是由于缺乏科学性的条例的实施，与这些管理条例配套的各种记载表就多如牛毛。就拿教师上课情况记载和统计l吧，众所周知，教学情况有正常与异常两种情况，显然异常的情况要少得多，记载异常情况所花的人力和财力要少得多，统计起来简洁明了。但有些院校对正常和异常情况进行流水账式的记载，而且学生要记载、教师要记载、教务管理员也要记载，学生记载的还要教师签字，还美其名曰规范化管理。这样做既浪费人力和财力，又降 低管理效力，更可怕的是对人的观念有不良的影响，无形中让人们形成了复杂就等于规范的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培养出来的学生机械，死板。就拿学生的点名表来说吧，不少学校的学生在点名时，到堂的学生后面记“、／”，没到的记“×”。迟到或请假等都另有标记，你会发现很多次学生全到时他们会在每位同学的后面都记上“、／”，整张表格会写得满满当当。如果你只对少数异常情况作标记就有人说你做错了。
高校如此管理现状带来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既有学术方面的，也有人文环境方面的，更可怕的是它快速地向社会传播。
一些高等院校的科研和教研也实在令人堪忧。按现行很多院校的规定，在学校写论文比课堂教学更重要，也更划算(这也是很多学校领导经常讲到的大实话)。于是很多教师都把主要精力和兴趣放到写论文上，对课堂教学应付了事。如果说真能写出些有价值、具有推广意义的科研教研论文来那倒也是好事，但事实绝非如此。不少教师这儿摘、那儿抄，东拼西凑，人云亦云，毫无新意，写出的所谓论文除自己外没有读者(当然不小心也会有想抄袭的人来看看)。如此导向带来抄袭成风，以前是剪刀加浆糊出论文，现在多了一个复制加粘贴，托关系付上版面费就成了科研教研成果。更省事的还有花钱买论文。这样下去的后果是显然的：真正搞教学的人少了(说“傻了”更准确些)，抄写或花钱买论文的人多了(反正买论文的钱又可以从学校和评职称上捞回来)，教与学的风气变坏，大学校园内行走的理论水平不高、教学效果不好、甚至连话都说不清楚但名下却“果实”累累的人多了，甚至从不进教室的人也写了不少的教研论文，而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越来越少。真是教将何教，学将何学?由于这样的管理体制、这样的教学环境，很多教职工想方设法往行政部门靠，这叫趋利避害。在行政部门求得一个官职的方法也简单，现在高校的人事权大了，向个别领导示好，对其他领导弯腰就行，利益非常明显。应该说只要不是傻子就都会这样做，不费多大力气就能得到地位、金钱、权力为什么不干呢?不少高校一个副教授每年辛苦教课300节，可得津贴不足万元，而刚毕业到任何一个行政岗位上，得的津贴每年可过万元；评上副教授得等十几年不定，作行政过三五年升个副科长、正科长的事也寻常。只要当了官，再评职称机会就大了。
行政权力过大一定要产生腐败。由于学校规模的扩大，每年从学校进出的钱多了，高校里贪腐案件急剧增加，最近被查出的湖北、浙江、河南、云南等地众多高校的贪腐案件就是证明。历史必将进一步证明高校的贪腐远远超过已查明的程度。
(三) 正在进行的改革
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进行着各种改革，其大致观点就是以就业为指导，变学历教育为就业教育，不讲学历讲能力，重在素质和技能培养，知识以实用、够用为原则等等。于是就有不少学校大砍基础理论，工科学生少学或不学物理，金融、财会专业少开或不开数学。好象砍掉一部分就够用了，同时，象征技能的各种技能证、资格证、等级证全面开花，似乎这些证书才是取代学历证书真正体现一个人能力的凭证。如果说学历代表不了能力的话，那么各种技能证书也就更说明不了什么。众所周知，知识是人们学习技能的基础，掌握了知识就能在工作和学习中学到技能，发挥创造力，没学好知识，尽管一时掌握了一种或几种技能也是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我们知道，会打算盘可是上世纪中国六、七十年代一种很有用的技能(当时还流行着“能打六归七二五，走遍天下不受苦”的话)，可进入八十年代后谁还打算盘呢?可以说，理论知识是永恒的，而技能都有它的寿命，科学技术越发达，技能的寿命就越短。学习就应该厚基础、宽口径，知识与素质和能力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知识(尤其是基础知识)很难谈得上有高素质、强能力，重知识本身就是重能力。改革不在于推翻，而在于继承和创新，我们要继承的是永远具有价值的基础理论，要舍的是那些已经过时和将要过时的技能。要将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转化成技术。
每当说到教育改革，就有人说到国外教育，进行比较后就指出中国的教育这里要改、那里要变。我认为对于高等教育，中外差别主要在于学校管理体制、管理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外语教育、政治教育、就业环境和就业后的考核制度等。从目前的高校现状及变化趋势看，已经进行的和正在改革的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二改革方案
如前所述，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有严重的弊病，机购庞杂，人员拥挤，管理体制不改，其它方面进行的任何改革都是难见成效的。
高等教育改革虽然涉及的部门和内容很多，但管理体制、评价机制、课程设置等改革是必须进行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关键。
首先是学校的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应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限制学校的非教学人员职数。可以这样说，学校出现的贪腐、不公平、怪事、荒唐事等一系列乱象，都与学校的行政体制有关。行政人员不教学，他们用着别人送的高级物品、喝着别人送的茶、抽着别人送的烟(这些都已经是可以公开的，甚至是可以炫耀的)、不用辛苦就能得到很多的津贴。只是这样还不行，还要想着如何向上爬，爬不上去的就想哪个位置比较肥(在学校你可以经常昕到“某某会搞，升得快，某某跟谁有什么关系”之类的对话)。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让教师有时间来思考和谈论他们所做的事情，于是开各种与教学无关的会议来分散教师的精力，填各种无用的表格来占用教师的时间，各种考核的条例、记载要教师去读，去签写，一句话，现行的行政体制及依附在其上的行政官僚是长在高等教育(也包括基础教育)机体上的毒瘤!它不仅压迫高等教育使之前行艰难，而且还在逐步腐蚀那还健康的部分，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步不做，做其它任何工作都没有意义。
高校中与行政体制相关的近亲繁殖也是一个普遍存在而后果严重的现象。一是血源近亲，不少夫妻双方各自把持一个部门。二是学术近亲，经调查发现各学校留校的学生中相当比例的是因为行政官员的关系，这些人以官员的学生的身份，对12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1107行政官员感恩戴德、唯命是从。首先它不利于学术交流，更谈不上博采众长，它更是学校种种不良风气的源头。
其次是对教师、教学考核评价方面的改革。对于教师来说主要是教学，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教学本身是一个科技含量高的工作，一个教师能在熟悉几门相关课程中精于一到两门课程的讲授就很好了。不少学校要求一个教师能讲授多门理论课，会指导多门技能课，这样提倡是没有错的，但如果强行要求(甚至采用某种惩罚措施)就值得商量了。
学校的科研工作对教师来说应属于选做项目，教师的教学工作完成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包括跟报酬相应的职称)，科研论文对教师来说只是锦上添花。教师所撰写的论文应由同行进行评价，不能以是否在某刊物上发表为质量依据(事实上现在的杂志出版质量令人堪忧)。国家可建立专门的科研教研网站，教师将撰写的文章分类挂在网上，由各高校选出相关专业的专家学者进行评价，再将评价结果转到对应学校作为相应的评价依据。只要程序设计适当，这样评价的结果一定比现行的评价结果公正、科学，而且工作量比起各省的职称评定小得多。
再次是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学生在校所学的课程除必修的专业课外，非专业课都实行选修，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对于外语教育，在我国高等院校的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外语，但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本科院校的学生所学的外语有用者极少，其原因之一是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与外语无关，其二是他们辛苦学习的外语达不到有用的程度(考得的英语等级证并不能帮他们的忙)。高职院校的学生就更不用说了，在高职院校里，相当一部分学生既没有学习外语的基础，又没有学习外语的兴趣，而且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外语对他们用处不大(外语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强行要求这样的学生花这么大的精力学习外语是没什么效果的，就算他们好不容易得到了三级(或四级)证书也并没什么用处。当然我绝对不是反对学外语，相反我希望人人都能学好外语、用好外语。
对于政治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应改革，在我国的政治教育常常是教师讲、学生听，不给学生自由辩论的机会，因而他们缺乏兴趣，学习不认真，考试被动应付(调查发现政史类课的考试时夹带舞弊条子的最多)，这样的学习既没效果，又影响学习风气。政治教育课需要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可以通过辩论来理解和接受，在辩论中增长知识和提高思维能力，在参与中增加学习的兴趣。
总之，行政化的管理体制正在侵害整个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健康，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里除了数量的简单增加外并没有任何质的进步。甚至是乱象重重，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理论水平、知识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上逐年下降。改革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评价机制，净化学术环境，是提高我国高等学校办学水平急切而关键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