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文革”影响，1966年6月，高等教育部通知“今年选拔、派遣留学生的工作推迟半年”，此后直到1971年，中国未派出一名留学生。当时在外留学生1221名也应召回国。自1966年至1971年，举国上下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留学教育完全终止。不仅如此，许多过去留学回国的人员也被戴上“里通外国”的罪名而遭到迫害。
　　在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我国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特别是恢复了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1972年12月，我国选派16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连同当年选派赴法国的留学生20人，共派出留学生36人。这是自1966年停止派出留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1976年下半年，因为唐山大地震等原因，中央提出，对外活动项目要控制从严。基于这个指示，该年全国仅派出留学生277名。至1976年底，我国共派出留学生1629人，接收留学生1667人。不过，这段时期我国对互派留学生抱着较为谨慎的态度，因而留学生数量并不大。
　　“文革”刚刚结束的两年内，中国对外交流活动依然发展缓慢，1977年全国仍只派遣出国留学生220名，1978年仅计划派遣留学生500名。至1976 年底，我国向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派出了留学生。另据统计，从1972年至1978年间，国家共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虽然并非大规模地与西方国家开展高等教育交流，但对于与西方国家断绝联系20多年的我国而言，其意义是重大的，也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一度陷入停滞，重新起步缓慢。虽然“文革”期间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曾一度陷入停滞，但在1972年以后，派遣留学生和出国教师、接受外国留学生等事务有所恢复，高等教育对外交流出现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重要转折，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重新建立。
　　第二，管理小心谨慎，留学形式多为互派。除互派留学生外，也存在互派教育代表团访问、互派专家学者等多种交流形式。因为没有规范系统的对外交流政策体系，当时管理模式是“外事无小事、事事报中央”和“一事一议、一事一报”。
　　第三，以学习外语为主，选派标准和管理极其严格。文革后期，国内已按计划有公派留学生留学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1972年到1978年，中国共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主要是学习外语，回国的963人。选派标准是政治挂帅，从工农兵学员和在职人员中选拔。对留学人员的管理很严格，规定与外国人谈论时事政治要公开统一口径；外出活动必须获得批准并二人以上同行，不准单独行动；看电影电视的原则是有利于本专业学习；不能与外国人谈恋爱和有经济往来等。
　　截止1976年底，我国仅向49个国家派遣留学人员1629人，并且当时向西方派出的绝大多数留学生学习的是语言专业，造成了人才的断层，给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著名的留学生有：开国元帅陈毅的女儿陈姗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王光亚，曾于1972年被选派到英国学习；现任国务委员杨洁篪、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原商务部副部长龙永图，曾于1973年分别被选派到英国学习；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胡玉龙教授，曾于1974年被选派至法国学习；开国元帅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将军，曾于1975年被选派至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深造；现任中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曾于1975年被选派至日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