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去过哈尔滨的人，还有哪个不知道圣索菲亚教堂呢？
　　作为土生土长的老哈尔滨人，冯淑慧当然很早就去过圣索菲亚教堂，并对它高高的尖顶、曲折的回廊、奇形怪状的浮雕圣像印象深刻。哈尔滨开埠虽晚，却曾是远东最大的城市，当然它的洋派也是出了名的。所以打从记事起，冯淑慧就见惯了街上走来走去的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当中多是俄国人和犹太人，也有俗称“小鼻子”的日本人，因为和中国人长相差别不大，好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太清楚。那时候日本人已经战败投降了，昔日耀武扬威的“皇军”逃的逃，抓的抓，杀的杀，留下来的都是些走投无路的侨民，早丢了从前的跋扈，灰头土脸的，见人就鞠躬，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儿。
　　这些都是冯淑慧在俄国洋行里当襄理的父亲跟她讲的。父亲说，世道变了，咱们中国人可以伸开腰了。父亲说这话时两只小眼睛透着光亮。他招了招手，十岁的小冯淑慧就识趣地端起小酒壶给父亲的酒盅倒满了酒。父亲高兴的时候喜欢喝两口，他喝酒只喝南岗区老裴家烧锅出的二锅头。老裴家烧锅当年在哈尔滨可是很有名的，一般人想喝都喝不着，得提前预订。父亲喝酒时对酒的要求挺讲究，至于下酒菜就很随便了。通常情况下就是两个咸鸭蛋外加一块大豆腐，偶尔也开开洋荤，来一根俄罗斯红肠就酸黄瓜、黑列巴下酒。冯淑慧的父亲在洋行里工作，他有这个条件。
　　父亲那年虚岁五十，冯淑慧是他快到四十岁才得的小女儿。照理应该很是受宠，可惜身为俄国皮货洋行的老襄理父亲，虽然经常和“老毛子”打交道，嘴里时不时蹦出几句俄文，但骨子里却还是“老八股”，重男轻女的思想极其严重。所以，冯淑慧打小就学会了看人脸色，她帮母亲拾掇屋子，抢着给要出门的父亲找鞋、拿衣服，在邻居眼里，她是个乖巧懂事、让人省心的孩子。
　　顺便提一句，冯淑慧的娘是个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当年由父母包办嫁给了她父亲。父亲本来不同意，不过最后还是在家里的百般催促下把她娘娶了过来，过门后就一直不得烟儿抽（不受待见）。只不过娘的肚子挺争气，第二年十月怀胎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大小子，乐得远在牡丹江的冯淑慧的爷爷一蹦多高，托人捎信儿，连称儿媳妇给他们老冯家立了一大功。冯淑慧的父亲心里头也高兴，他眨巴了两下小眼睛，就上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亲自下厨房炖了一锅鸡汤，连鸡肉带汤盛了一大碗，颠颠地给在里屋炕上坐月子的母亲递了过去，自此将这个婆娘撵回娘家的念头也就断了。冯淑慧俩双胞胎哥哥刚到六岁，父亲就忙不迭地把他们送到哈尔滨国立第三小学去上学，等到冯淑慧出生的那年，又把他们送到当时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也就是现在的长春去考国立高等中学。冯淑慧的两个哥哥也真争气，谁都没落榜，齐刷刷地都考上了国立高等中学。
　　老一辈东北人都知道，当年在伪满洲国能够考上国立高等中学可是不得了的事。据说，学校里有很多日本老师，上课时都讲日语，学生讲不流利就扇嘴巴子。国高学生的校服也跟日本学校差不多，清一色的白衬衫、黑制服，脚上蹬着黑皮鞋，老师和学生见面彼此要鞠躬敬礼，总之，学校里的规矩特别多。还有个好处，上了国高之后学生的学杂费用就不用自己掏了，学习成绩好的还有补贴，毕业之后优先保送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去深造，再不济也能在伪满洲国政府弄个差事。现在想想，当时读国高的所谓优厚待遇，不过是日本人在伪满洲国实施奴化教育的一种手段，但在当时确实蒙蔽了很多人。眼皮子浅的且不说，连老襄理这种见多识广的人也把念国高当成光耀门庭的事。谁能想得到呢，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不可一世的日本人连同他们扶植的伪满洲国说败就败了。从感情上讲，老襄理当然希望鬼子完蛋，但是身为父亲的他理所当然地还是有点儿担心他的两个读过国高的儿子。
　　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从国高毕业后都在长春谋得职业。大哥在二道警署当上了巡官，二哥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做翻译。两个儿子出来进去的一个戴警帽，一个穿洋服，无论社会地位还是薪水待遇都不错。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两年多，就到了“八一五”光复，日本人和他们扶持的伪满洲国哗啦啦倒台，随之而来的是对汉奸鬼子的大清算。一时之间，哈尔滨街面上是风声鹤唳、鸡鸣狗跳，昔日那些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人自危，每天都有被五花大绑、背插汉奸标牌的人让大卡车给拉到松花江边上枪毙了。老襄理就开始惦记起他远在长春的两个儿子来，这俩儿子一个给伪满洲国做事，一个给日本人做事，那小日本自不必说，现如今连满洲国的名字前边也加个“伪”，论起来不都在国民政府所列的汉奸的条条框框之内吗？弄不好，这次政府就得把他们哥儿俩划拉进去，要是那样，这个家可就毁了。老襄理一想到这儿就唉声叹气，却又一筹莫展，连着几天喝闷酒。
　　这一天，长春那边终于有信来了。开始以为是凶信，拆开后上边说的却是大喜讯。信是哥儿俩写的，大意是请父亲不要心焦，他们哥儿俩一切都好，原来，这一次他俩不仅都没受到冲击，反而都撞上了好运。老大单位警署被国民政府接管后，派来的新署长也是哈尔滨人，一唠嗑他们是小学同学。这个同学署长挺仗义，在对其甄别审查时不仅给了他个“合格”，还推荐他当上了警署副署长，老大没遭贬反而升了职。老二呢，在洋行里一直待得很平稳，光复之后他们洋行照常运转，没像别的洋行那样早早地被查封。后来他才知道，原来，他们洋行老板早就和国统区暗通款曲，生意对象有好多都是国民党内的大人物，经他们一疏通，洋行自然无事。不仅无事，生意貌似更加活泛了。没几天，政府需要一名日语翻译，洋行老板就把老二介绍了过去，试用期间人事部门对老二的业务能力很中意，老二摇身一变就也成了政府的公务人员。老襄理头上一片乌云全散去，这才卸下身上亡国奴的重担，算是彻底伸开腰来。
　　因为两个哥哥常年不在哈尔滨，即便是偶尔回来他们也是应酬不断，很少在家。所以小冯淑慧和这两个大她十多岁的哥哥并不亲。现在想起来，其实这哥儿俩对冯淑慧这个唯一的妹妹还是很疼爱的，每次回来都不空手，闲下来的时候也带着她出去玩。不是到松花江上去滑冰，就是逛俄国人开的秋林商行，那里边琳琅满目的都是俄国货。冯淑慧的这对双胞胎哥哥都喜欢吃秋林商行里賣的里道斯红肠，而小冯淑慧只对橱窗里摆的俄罗斯套娃感兴趣。后来，在冯淑慧七岁生日的时候，她终于得到了一套俄罗斯套娃。冯淑慧不记得是哪个哥哥给她买的了，有可能是大哥冯守哲，也有可能是二哥冯守理。两个哥哥长得太像了，有很长时间冯淑慧都分不清他们谁是谁，反正见面时叫哥总没错。冯淑慧还记得两个哥哥都挺好看，喜欢穿西装扎领带，出门时皮鞋擦得铮亮。这样的装扮当时在哈尔滨的年轻人当中是很常见的。不是讲南有上海，北有哈尔滨吗，哈尔滨城这个“远东巴黎”的称谓可不是白叫的。 　　也就是在哥哥写的这封信里，再次提到了让冯淑慧上学的事。两个哥哥语重心长地劝父亲，说时代变了，女孩子也要读书识字，将来参加工作为社会服务，从前那些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都是封建糟粕要不得。他们还夸赞父亲在洋行里做事思想开明、识大体，能够担当起倡导新文明的表率。
　　老襄理此前对让冯淑慧读书的事并不上心。
　　街坊邻里有好多家都把女孩子送去读书了，有的家里条件也算不上好，但在孩子教育方面却一点儿都不含糊，关键是人家对待女孩儿的态度，是把女孩儿放在和男孩儿同等地位上。这样的见识现在看起来是很前卫的，别忘了那可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国民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走出来，对新观念的接受程度还不深。别说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了，有的地方连给女孩子裹脚缠足的陋习还保留着呢。所以感觉哈尔滨在当时也真是座思想开放的城市。老襄理事事好强，唯有在这件事上差点儿劲，其实他心里也在犹豫，家门口拐过两条街就有所小学校，但那所学校是教会办的，男生女生都收，而且是男女混班一起上课。让一帮丫头小子整天混在一起，这事让老襄理犯膈应。老襄理的意思是想让冯淑慧上女子学校。那个时候哈尔滨的女子学校已经不多了，道里街有一所，香坊街有一所，而且收费都挺高。老襄理虽说谈不上多有钱，可这点儿钱也不差，他担心的是这两所学校离他家都挺远，那时小学校又普遍没有寄宿，都得走读，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上下学实在不方便。
　　转过年秋天，冯淑慧终于背上书包，到位于道里区的国立哈尔滨第二女子小学校去读书了。仅仅过去一年，老哈尔滨人都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巨大变化。首先是当政的国民党蒋总裁撕毁了国共和谈协议，率先打起了内战，紧接着共产党的林彪率领十万军队入关，占四平、打长春，千里奔袭来到了松花江南岸。这一年春夏之交，东北民主联军所属的三五九旅在林彪手下干将李天佑的指挥下，赶跑了哈尔滨的国民党守军，一举收复了哈尔滨城。新的历史一页就此翻开。街头巷尾的哈尔滨人都热烈地谈論着共产党新政府，怀着对未来日子的美好期待，当然也暗含着少数人的惶恐和惴惴不安。
　　老襄理也感受到了这次时局之变与以往的不同。共产党进城后没多久，他的犹太人老板彼德洛维奇就飞快地把洋行出兑，然后又变卖所有不动产举家去了比利时。出兑的理由是他在国外经商的儿子破了产，他要回去帮助儿子渡过难关。老襄理跟犹太老板干了快二十年了，知道这老家伙根本没儿子，就一个女儿在上海，两年前嫁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二等秘书，还是个黑人。老犹太人对女儿的这桩婚事不太满意，一喝醉就骂他这个黑人女婿。
　　老犹太人彼德洛维奇据说是个白俄贵族，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一待就是近三十年，洋行也开了这么些年。老家伙头脑灵活会来事，无论是苏联人、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无论是商场上的，还是官面上的，这个彼德洛维奇都能处得来。这些年尽管时局不稳，哈尔滨城头变换大王旗，洋行的生意却始终不倒，且有蒸蒸日上的趋势，足以见得老犹太人的手段。老犹太人向来视财如命，撂下这么大的生意突然出走他乡，肯定是探听到了什么消息。临出国之前，老犹太人请老襄理喝了一顿酒，酒桌上他什么也没提，只是塞了一沓钱给老襄理，分别时又跟老襄理来了个西方式的拥抱，给老襄理感动得鼻子一酸，差点儿掉下泪来。
　　那阵子冯淑慧家里挺不顺当的，接连出了好几件事。头一桩是老襄理的父亲也就是冯淑慧的爷爷突然去世。老爷子立秋那天晚上还好好的，睡了一宿觉后第二天早上就再没有睁开眼睛。老襄理一边急慌慌地赶到牡丹江乡下去奔丧，一边捎信给两个在长春工作的儿子，让他们从吉林那边赶过去给爷爷送葬，结果爷爷都烧头七了也没见到哥儿俩的影儿。再一打听，原来是东北民主联军正在打长春，出城的交通线都给掐断了，哥儿俩给堵在城里出不去了。老襄理把父亲的丧事料理完，刚回哈尔滨没两天，冯淑慧的母亲早上到胡同口倒炉灰，被一辆拉煤的马车给剐了一下，当时没什么感觉，也就没当回事，没想到中午下炕的时候一骨碌就摔到地上，再想爬起来可就动弹不了了。
　　父亲听到消息，急忙请来道外街和盛堂医馆的坐堂先生柳子鸣来诊治。柳子鸣先生眯着眼睛号了半天脉，说是肝阳暴亢、肝火上扰引发风痰淤血、痹阻脉络之症。用了含有怀牛膝、龙骨、甘草等十几味中药的方子，连着吃了半个多月，还真有点儿疗效，母亲让人搀扶着勉强能下地了，但腿脚依然是软绵绵的。柳子鸣先生说这个病治到这份儿上已经很不错了，这种病属于风疾之症，难去根，只能维持现状。
　　母亲患病的这些时日，日常的看护、照料工作自然由小冯淑慧来承担。老襄理白天忙着处理老犹太人洋行里留下的善后事宜，晚上还得回家给病老婆煎汤熬药，又牵挂着长春城里两个好久没有音信的儿子，不免心烦气躁，哪儿还顾得上考虑让冯淑慧上学的事。再说了，老婆病成这样，白天家里没人照看又怎么能行。
　　就这样，冯淑慧上学读书的事又迟缓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冯淑慧上学路上，要穿过两条胡同，还要乘坐有轨电车行驶三站地，下了车往北拐一个街口，等到可以清楚地望见圣索菲亚教堂那个洋葱头样的尖顶时，学校就快到了。
　　时间长了，冯淑慧上学时也学会了抄近路，她和同学下了电车，贴着教会医院的东墙根走，斜插到彼基廖夫公馆后门，再往北走个百十来米，就到了学校的大操场。这么走的路线最短，但是就看不见圣索菲亚教堂巨大的门廊了，只能从侧面望到教堂围栏里面怪里怪气的建筑轮廓，不时地有钟声从里面传出来。
　　即便是放到现在，圣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地标性的建筑之一。圣索菲亚教堂始建于1907年，由俄国建筑师克亚西科夫主持设计，原为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中东铁路的随军教堂，后来对普通教民开放，在当时已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东正教教堂，以其精美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闻名。小冯淑慧后来是从书上读到有关圣索菲亚教堂的介绍的，开始她还没有把这个每天上学都路过的洋教堂和著名的圣索菲亚教堂对上号，认为只是名字巧合而已，彼圣索菲亚非此圣索菲亚。她和同学还是习惯性地管眼前这个高大的建筑叫作“洋葱头”。至于“洋葱头”里面，她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据说那里面可以随便出入，穿黑袍、手拿十字架的洋神父态度很和蔼，看见小孩子还会拿出糖果给他们吃。但是不知为什么，那阵子冯淑慧对圣索菲亚教堂总是怀着一丝恐惧，每次路过教堂时她都快步走过，似乎稍有停留就会撞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就像她在松花江滩头草丛中看到小猫、小狗和弃婴尸体时的那种感觉。 　　母亲转头问一位路人怎么回事，那人说刚刚中央广场上政府开了公审国民党特务的大会，现在正押着特务游街，待会儿车队要打这里经过，游过这条街之后就要把宣判了死刑的特务拉到松花江南岸那片河滩上枪毙了。母亲向来见不得这种场面，拉着冯淑慧想要回家，却被拥挤的人流堵住行不得半步。这个时候有人欢叫着说“来了”。冯淑慧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就见从街口驶过来三辆卡车，头辆卡车上载满了荷枪实弹的民主联军官兵，车顶上架着高音喇叭，喇叭发出很大的声响，似乎正循环播放着即将被处决的特务们的罪状。
　　身边闹哄哄的，冯淑慧除了听到特务名字中有个叫柳镜轩的，别的什么内容都没听清。果然，在后面那辆车上五花大绑的柳镜轩被两个战士押着从众人面前经过。冯淑慧当然不认得柳镜轩，她是从挂在特务脖子上那个大牌子上的三个字当中识得这个人就是柳镜轩的。那阵子整个哈尔滨的人都在谈论柳镜轩，知道他是政府通缉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据说这家伙血债累累，杀人从来不留活口，是个凶残歹毒的狠角色。
　　或许是自觉罪孽深重，柳镜轩一直垂着头。愤怒的押解战士时不时薅着他的头发强迫他把脑袋抬起来，以便于让围观群众看清他的真面目。就在他抬头的瞬间，冯淑慧惊呆了，车上押解的那个人竟然是她的大哥冯守哲。她仔细揉了揉眼睛，没错，就是大哥冯守哲。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好端端的大哥咋就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冯淑慧脑袋里空白一片，忽听身边有人惊呼“快来看看这个女的咋的了”，回过神来就发现母亲已经瘫倒在地上。冯淑慧忙俯下身子去扶母亲，再站起身来，押解车队已拐过街角不见了。
　　时光荏苒，历史很快进入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刚刚建立的新中国在赢得了抗美援朝的全面胜利之后，很快着手了对于农业、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并制订出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年冯淑慧十八周岁了，两年前她小学毕业后没有升入初中读书，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到了新组建的秋林公司道外街副食店当了一名售货员。
　　自打大哥出事之后，冯淑慧的母亲承受不了这份打击，回到家躺炕上就再也没起来，挺了大半年到底没挺过去，走了。又过了一年，老襄理父亲续弦娶了香坊街柳家油坊二掌柜刘大脑袋的大闺女刘桂芳进了老冯家。刘桂芳那年三十多岁，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先前嫁的丈夫是伪满洲国齐齐哈尔警察署的一名副署长，因为帮着日本人干活儿很卖力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血债他手上都沾了不少，“八一五”光复后免不得遭到了清算，被国民党政府长春高等法院判了无期徒刑。刘大脑袋见女婿失了势，就撺掇女儿和他离了婚，刘桂芳就带着她和前夫生的儿子回到了哈尔滨。开始手头有点儿余钱日子还能将就过，后来就有点儿紧巴了，又赶上刘大脑袋得了肺结核，刘桂芳给他爹治病住院搭进去不少钱，结果刘大脑袋命也没保住，一口气没上来还是死了。临死之前，他央求朋友给刘桂芳找个人家，好让娘儿俩有个归宿。就这么经人介绍，刘桂芳带着她的拖油瓶儿子嫁给了冯淑慧的父亲，成了她的后娘。
　　老襄理娶了个比自己小近二十岁的女人，自然有所偏爱。偏偏刘桂芳又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女人，过了门仗着父亲的娇宠，很快把持了家里的财务大权，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主人。冯淑慧眼见老父亲对年轻后娘谄媚迎合的丑态，想起母亲生前所受的委屈，心头不免生火。她年纪尚小，做事又不懂得克制，没几天就冲撞了刘桂芳好几次，两个人之间自此龃龉不断。刘桂芳哪儿能咽下这口气，连吹枕边风数落冯淑慧的不是。老襄理父亲年齿增高，脾气已改了许多，尤其是两个哥哥失去消息之后，他对身边仅剩的这个小女儿怜惜之情日渐加深，父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大有缓和。如今夹在娇妻和女儿之间受夹板气，先是采取绥靖政策，说话前拉后拽地两头都不得罪，时间久了就偏向了刘桂芳一头，最后就干脆站到了刘桂芳这一边，不再去考虑小女儿的感受了。
　　冯淑慧小学成绩还不错，她本来是想要读初中的，可是老襄理父亲借口家里负担重，就没有让她把书再读下去。冯淑慧清楚还是刘桂芳从中作梗，晚上躲在被窝里暗自落泪，想着要是哥哥还在，绝不能容忍刘桂芳这个娘儿们在家里一手遮天。冯淑慧老是一阵阵恍惚，搞不清楚1946年冬天在街上看到的那個被押赴刑场的人到底是大哥呢，还是一个和大哥长相相似的人。实际上，事后政府也曾有人到家里来调查过，也问起哥哥的情况，老襄理父亲信誓旦旦地表示两个儿子虽然都在国统区工作，但做的都是正当职业，与国民党反动派素无瓜葛。老襄理父亲这套说辞显然是在撒谎，可是来调查的人居然信了，也有可能是政府对哥儿俩的情况并不了解。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有些事情瞒是瞒不住的。1952年春天，街道派出所接到军方发来的秘密函件，称当年被镇压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柳镜轩真名叫冯守哲，是道外街廊坊胡同冯文启家的大儿子。他还有个双胞胎弟弟叫冯守理，原来在国民党政府做事，后来加入了曾泽生的第60军，是个上尉参谋。1948年曾泽生部队起义时这个人突然失踪，后来经调查搞明白，他是铁了心要跟国民党走，趁着混乱化装逃出了长春，辗转跑到了南边，投了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后来随着部队溃逃到了台湾。可以说，这个冯守理和他的哥哥一样，都是个死硬的反革命分子。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冯淑慧的两个哥哥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阵营里的人，那他们家理所当然就是反革命家属，民警再找老襄理父亲问话就不那么客气了。1950年政府划定阶级成分的时候，因为老襄理父亲早就辞了洋行襄理的职务，那会儿正给一家公私合营的酱油厂当会计，他在厂子里也没有什么股份，就把他的阶级成分定成了工人。老襄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能把阶级成分划定为工人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因为和他出身差不多的，基本上都定成了资本家，最不济的也是个小业主，只有他成了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那阵子老襄理的腰板挺得溜直，走路都带着风。没想到好日子没过多久，政府就为两个哥哥的事找上门来，原来老襄理家居然出了这么两个反动的儿子，那么再把这样的家庭放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就不合适了，应该划分到反革命分子家属之列。于是让老襄理重新填表登记，只等着哈尔滨市公安局政保处审核裁定，冯淑慧的家庭成分就从当家做主的工人阶级变为让人唾弃的反革命分子家属。 　　程志国一脸憨厚地答应着，可过后该来还是照常来，而且手里拎的东西不断加码，放下东西还帮着家里干这干那的，忙得汗流浃背也不停手。开始的时候老襄理和刘桂芳对程志国又是拿东西又是帮着干活儿的事挺高兴，可时间长了就看出来了，原来这小子心里存着别的想法。老襄理那边倒没说什么，刘桂芳却抢先发难了。她还指望着冯淑慧和本家侄子的那门亲事能成呢，哪儿能容忍姓程的小子在这里横插一杠子。于是，她再见到程志国进家门就冷言冷语把他往外撵，还把他从老盛德昌点心铺刚买来的一包槽子糕扔到街上。冯淑慧本来对程志国不怎么待见，但看后娘对他这个态度，就有些生气，觉得打狗还要看主人呢，程志国再不济也是她冯淑慧的客人，刘桂芳的态度摆明了是冲着自己来的。于是冯淑慧就当着程志国的面和刘桂芳撕破了脸，告诫刘桂芳不要再干涉自己的私事，程志国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你刘桂芳管不着这事。
　　到这时候冯淑慧也没往深里想，直到有一天刘二婶来家里看她，拐弯抹角地提到了程志国，说程志国是车辆段信号班的业务骨干，组织上很器重他，准备把他当后备干部培养，还拿出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报纸，指着上面豆腐块大小的一段文字说，上面有铁路局对程志国的宣传报道，言外之意这个程志国是个前途无量的人物。冯淑慧很奇怪，从刘二婶口里介绍的程志国和自己印象中的程志国根本不像是一个人，但他确实就是同一个人，整个车辆段也就只有一个叫程志国的。平时看这个程志国普普通通的没个出彩的地方，张嘴一口山东腔，一着急还磕巴，任谁也不会把他这号人物和有为青年相提并论，原来他这是深藏不露啊。一个人深藏不露有可能是居心叵测，也有可能是虚怀若谷，冯淑慧思来想去琢磨了大半宿，终于把事情原委想明白了。再见到程志国态度就变了，她嗔怪程志国，说，你一个大男人有啥话就直接跟我说，别托这个求那个地找什么刘二婶李二婶了。程志国红着脸吭哧了半天，说，我想跟你好。冯淑慧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低下头，心想这就是命。
　　两个人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冯淑慧是个有主见的姑娘，既然她在心里认定了程志国这个人，就不再考虑别的了。实际上，以冯淑慧家里当时的条件，能够找到程志国这样的工人阶级实属难能可贵。老襄理父亲当然记得两年前因为两个儿子的历史问题，自己家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家属的遭遇，他很清楚若是女儿和程志国的婚事能成，就相当于自己家庭已同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转过来和无产阶级站到了一起。说到底，这笔政治账还是相当划算的。所以，老襄理首先改变了态度，也不再顾忌老婆刘桂芳的反对了，转而支持起冯淑慧来。
　　而冯淑慧通过这段时间与程志国的交往，觉得他人也的确靠谱。人和人相处得仔细品，有的人表面上装老实，可是处的时间长了就会暴露本来面目。程志国却不是这样，不管冯淑慧怎么耍态度，他都是笑脸相迎，一点儿脾气都没有。后来，连老襄理父亲都看不下去了，说，人家程志国毕竟是车辆段的班长，是个有身份的人，你别老跟人家掉脸子。冯淑慧对程志国无端发邪火，有女孩儿任性撒娇的因素在里面，但更多的还是对程志国烟不出火不进的沉闷性子不满意，冯淑慧问上三句话，程志国搭不上一句，两个人说话唠嗑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冯淑慧想象不到就程志国这个吭哧瘪肚的窝囊劲儿怎么能当上了铁路上的班长，还居然会讲几句俄语。
　　听程志国自己讲，他老家在山东曹县农村，因为不想像父辈那样老守田园，土改那年孤身一人辗转来到哈尔滨，经人介绍到铁路局车辆段当了工人。由于在家乡念过两年书，所以在班组里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再加上他熟悉业务又快，所以很得领导赏识，没多长时间就成为业务骨干，被推荐上了铁路局举办的业务骨干培训班，他那几句半吊子俄语也是跟培训班上的苏联工程师学的。程志国还说，那帮俄国老毛子都喜欢喝酒，他自己的酒量不错，没事总陪他们喝酒，一来二去就处出了感情，他的老毛子话就这么练出来了。程志国说的这些确实都是真的，只是他删繁就简把有些事给忽略了，而他忽略的那部分对他来说却才是最重要的。说起来他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靠着撞大运遇到了贵人，当然，这个贵人也不是白捡来的，是他好心行善事得到的回报。这个贵人叫奥斯托洛夫，是苏联政府派驻哈尔滨铁路局专家组的首席专家。这个奥斯托洛夫时年五十多岁，论专业业务能力那可是响当当的，为人也热情，属于敬业奉献、诲人不倦的那种。可以说，这人哪样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这人好酒。苏联老大哥当中好酒的居多，可这个奥斯托洛夫喝得尤甚，因此，他隔三岔五就得喝多一回。
　　那年腊月初八夜里，外面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连柏油马路都被冻得硬邦邦的，奥斯托洛夫在道外的马克西姆餐厅又喝多了，一个人晃晃荡荡往前走。走了有一段路，他感觉自己到了所住的专家公寓门前，于是推门进屋脱衣上床，在温暖如春的房间里打起了呼噜。睡得正香的时候，奥斯托洛夫被一阵猛烈的摇晃给弄醒了。他抬头看自己哪还在公寓床上，分明是躺在一个冰天雪地的小胡同里！一个中国人穿着单薄的夹衫，冻得哆哆嗦嗦的，正使劲摇晃自己的脑袋。再看自己光着膀子，身上披着一件黑棉袄，不用问就是那个中国人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给他披上的。奥斯托洛夫顿时明白过来，自己酒喝蒙了躺在地上睡着了，要不是这个好心的中国人把他救了，自己再有九条命，在数九寒天的哈尔滨街头也得交待了。
　　清醒过来的奥斯托洛夫连说带比画地感谢这个中国人，非拽着他和自己一起回专家公寓喝一杯他存了二十年的伏特加。他说，我要和你这个好心的中国人交朋友，是朋友就要坦诚相待，有困难就尽管跟我提。当然，奥斯托洛夫说的是俄语，中国人根本听不懂。不过，奥斯托洛夫说到做到，他说的话后来都兑现了。这个中国人，就是刚从山东乡下来到哈尔滨的程志國。
　　奥斯托洛夫1954年8月结束援华工作任务回国，回国之前，哈尔滨铁路局领导给他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还请他为今后铁路局的工作留下宝贵意见。奥斯托洛夫工作上的意见没提，却向铁路局领导提出了一个私人建议。奥斯托洛夫了解到车辆段缺个副段长，他认为这个职务信号班的程志国就很合适，希望组织上给予考虑。奥斯托洛夫说的话当然有分量，铁路局领导到底下一打听，程志国在信号班里工作干得也确实不错，就准备研究提拔他当副段长，谁知道在讨论的时候铁路局一名副书记突然提出了程志国还不是党员，把一个非中共人士提拔到副段长的位置上有些不合适。副书记也不是反对程志国当副段长，他想出个折中的办法，先解决程志国的组织问题，再提拔他的职位。于是，就让程志国写入党申请书，很快把他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程志国加入党组织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程志国在工作上出了严重事故。他在车站指挥来往车辆通行时，把信号旗打错了，误把一辆货车导入了另一条轨道。那条轨道对面方向正有一辆客车准备进站，两辆列车对向而行，距离越来越近，眼瞅着就要撞上了，幸亏货车司机反应还算快，见情势不妙赶快紧急刹车，拼命地鸣笛，终于引起了客车司机的注意，两辆列车最后几乎是脸对着脸才把车完全停住。这场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财、物上的损失，可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那辆客车上的乘客中还有几位重要领导，有关部门当时就考虑是不是有敌人在搞破坏。愤怒的铁路局领导下令严查，保卫处当即把程志国从信号班给带走了。
　　冯淑慧几天之后才知道程志国出了事。程志国因为马上要当干部了，工作上干得就更卖力了，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冯淑慧对于有日子见不到他人影儿早就习惯了。两个人正在商量结婚的事，程志国在离他们车辆段不远的地方租了间房子，准备临时作为婚房。他有些歉意地对冯淑慧说，租住这间房是临时的，等他当上了副段长，单位就能给他分一套公寓房，那可是过去苏联专家住的房子，俄式建筑带壁炉的那种，卧室铺着地毯，连脚下踩着的地板都是红松的，那才真叫气派呢。程志国的意思是，冯淑慧和他结婚之后的前景一片光明灿烂，他也是能给自己的妻子带来幸福生活的人。此时此刻的程志国踌躇满志，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因为工作事故接受组织审查，然后被开除公职遣送原籍务农，一夜之间命運发生了彻底转变。
　　面对这个结果，冯淑慧当然难以置信，可也由不得她不信，因为组织上的处理意见很快就下来了。据熟悉情况的刘二婶透露，程志国那天当班之前被工友撺掇着喝了一点儿酒，他本来不想喝，说待会儿还要值班不能喝酒，可工友不依不饶的，还拿话挤对他，说他这是要入党提干了，拿他们那帮老哥们儿不当回事了。程志国抹不开面子，只好勉强喝了一杯，程志国平时酒量不错，这次也就没在意，可没想到偏偏出了事。经过组织上调查，程志国交代的情况属实，幸亏他只是因为喝酒误事，并没有其他政治目的，但即便是这样，造成的影响也很恶劣，涉事单位的好几个领导都做了深刻检查。本来有人提出要把程志国交给专政机关法办的，考虑到他平时工作干得不错，所以对他的处理还算不得严厉。不过，他的公职是保不住了，只能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他山东老家继续去种地。刘二婶委婉地提醒冯淑慧，她和程志国还没结婚，一切还来得及。山东那地方远在千里，冯淑慧一个哈尔滨大城市里的姑娘犯不着跑那么远跟着他去农村受罪。
　　程志国托人捎信想见冯淑慧一面，他不敢白天来，只能等到天黑。他也没勇气进冯淑慧家大门，到了之后做贼似的敲她住的小屋后窗户。冯淑慧找个机会，好不容易摆脱了刘桂芳的监视，在家门口的胡同里见到了程志国。程志国的脸黑了，人瘦了一圈，见到冯淑慧好半天也没说一句话，只是怔怔地望着冯淑慧。冯淑慧瞅着他可怜，又见他身上穿得单薄，就拽着他的胳膊往自己家门走。程志国边挣扎着边说，我咋还有脸登你们家的门？我这次来就是跟你告别的，过两天我就要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咱俩的事就算了，亏欠你的我以后找机会一定偿还。冯淑慧说，瞅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个窝囊样儿，你就算是个农民我也认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咱们一起回去收拾东西，我要跟你一起回山东。
　　冯淑慧真的开始收拾东西，提前做好了和程志国一起走的准备。她到街道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和街坊邻居及单位里的同事告别，还请了照相馆的师傅给她和程志国专门在铁路局门前照了一张合影——本来她是要叫上老襄理父亲照一张全家福的，可是那天正赶上老父亲身体不舒服，就没有成行，这成了冯淑慧终生的遗憾。父亲这次对她的决定没有反对，只是叹了口气，说，我老了，也帮不了你什么了。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怎么走你自己看着办吧。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绸子包裹的物件递给冯淑慧，说，家里坐吃山空，我也只能拿出这么一点儿东西了。冯淑慧把物件握在手中，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根金条。她顿时明白了父亲说这话的意思，望着白发苍苍的父亲，冯淑慧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
　　临行之前，冯淑慧和前来送别的小姐妹依依惜别，大伙儿都流下了伤感的泪水，冯淑慧的心里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趁着列车还没进站的当口儿，有个叫小芬的姐妹悄悄把她拉到一旁，很神秘地交给她一封信。信是挂号信，是邮到她原来工作的那家副食店的，收信人写的是冯淑慧，寄信的地址一栏却是空的。冯淑慧拆开信，才知道信是失踪了很久的小张写给她的，小张在信里先向她道歉，请她原谅自己的不辞而别。小张说，自己不辞而别是有苦衷的，他是接受了组织上交给他的重要任务。这项任务是秘密的，跟谁都不能提起，而且，这个任务完成起来很危险，搞不好人就得牺牲。这一年多时间他吃尽了苦头，终于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和外界联系后，他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把这个消息告诉冯淑慧，想和她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小张还说，组织上已经同意他继续回到哈尔滨工作，过两天他就能乘火车回哈尔滨，到时候他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冯淑慧。另外，如果冯淑慧愿意的话，他想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定下来。自己已经二十八岁了，可以向组织上打报告申请结婚了。当然，这一切还得征求冯淑慧的意见，他相信冯淑慧会给他满意的答复。冯淑慧把小张的信仔细看了一遍后，什么也没说，就把信揉碎了，团成一团，扔到一旁的垃圾桶里。
　　冯淑慧和程志国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第二天傍晚到了济南火车站，又连夜乘坐大客车，赶在第三天黄昏时分到了山东菏泽地区曹县程家堡村。远远地望见村口那棵熟悉的老榆树，程志国就很没出息地放声大哭起来。冯淑慧当然清楚，他痛哭流涕是为了什么，但是她并没有出声劝慰他，而是任由他酣畅淋漓地哭了那么一回。程志国哭得昏天黑地、肝肠寸断，似乎把他这二十多年的不如意都给倾吐了出来。哭到最后，连冯淑慧都觉得程志国有些过分了，她说，程志国你有完没完，别忘了，还有我指着你过日子呢。程志国这才抽噎着止住了眼泪。
　　冯淑慧想，程志国原来是这样一个软弱无能的人，自己这辈子怕是有的罪来遭了。
　　这天晚上，程志国像换了个人似的，变着法子在床上折腾冯淑慧。冯淑慧默默承受着，任凭程志国在她身上肆无忌惮地宣泄，直到他累成一摊泥躺倒在她身边沉沉睡去。窗外是漆黑的夜，冯淑慧睁着眼睛毫无睡意，她轻轻揉搓着程志国被汗水浸湿的粗硬头发，感觉他像个孩子那样茫然而无助，她的心一点一点地软了下来。她想，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生活还得撑下去，总会想出什么办法的。天快亮时，她坐了起来，给远在哈尔滨的老襄理父亲写了封平安家书，她在信里说，她在这里一切都好。 　　收到家里的回信是在两个月之后。响晴的天儿，冯淑慧顶着毒日头和公公婆婆在玉米地里锄草，镇上的邮递员推着自行车在地垄沟边把信交给了她。冯淑慧一边摘下头上的斗笠给自己扇风，一边抽出信纸读信。信是父亲写来的，父亲在信里先说了说家里的情况，说自己身体啥的都挺好，让冯淑慧不用惦念。父亲在信里还说，她走了没几天，就有个穿着解放军军装的年轻人急慌慌地来家里找她。父亲告诉他，女儿到外地探亲去了，年轻人就刨根问底地追问她到哪里去探亲、啥时候回来。父亲被他纠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实话实说，告诉他自己女儿嫁人了，夫家在山东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今后就把根扎在那儿，不再回哈尔滨了。年轻人当时就愣住了，好半天都没再说出一句话，最后给父亲敬了个军礼转身就走了。父亲说，他早就猜到了年轻人的来意，但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帮助这个年轻人。冯淑慧毕竟已经嫁给程志国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任谁都是改变不了的。如果要是真能重新选择的话，他是希望女儿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的，那将是完全不同的结局。父亲还说，自己是过来人，很清楚冯淑慧现在所过的日子，绝不像她在信里所说的那样轻松，但是她既然选择了，就得咬紧牙关来承担。冯淑慧心里当然猜得到来找她的就是小张，也更明白父亲话里话外的意思，可她还是忍不住就会想到小张，这个可恨的小张，如果他能够早几天出现在她面前，她会为了他而改变主意吗？也许会，也许不会，思来想去，连冯淑慧自己都覺得这个念头很荒谬。
　　慢慢地，冯淑慧愈加感觉到了，明明自己在心里已经不再想着小张这件事，但小张的影子反倒印刻到更深的脑海里去了，并且拔也拔不出来。有时候一个转念，就回到与小张有过关联的记忆当中了，甚至于在她和程志国在做床笫之事时也会感觉恍惚，觉得正和她亲热的对象不是程志国而是小张。她对这种瞬间的幻觉既感到快乐也觉得羞耻，禁不住大声呻吟并且热泪盈眶，弄得黑暗中的程志国忙用手去堵她的嘴，怕她的声音被一堵夹墙隔开的另一房里的父母听到。紧接着在之后的某一天清晨，伴随着一阵剧烈的呕吐，冯淑慧痛苦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对于程氏家族来说，添丁进口当然是喜讯。程志国是程家长子，他还有两个弟弟，大弟弟三岁那年夭折了，小弟弟早年过继给邻村一个没有子嗣的本家，虽仍属同宗但已算作外人了。对于冯淑慧这个从东北哈尔滨城里带回来的媳妇，程恩元老两口心里当然是乐开了花，但是瞅着冯淑慧一身城里人打扮又不免有点儿担心，怕她吃不了农村的苦。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冯淑慧就换上了一身农村媳妇的衣服，主动帮程志国的娘到灶上干活儿，烧火做饭居然样样干得很麻溜儿。村里人也很快感觉到程家这个新媳妇，虽然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人却一点儿不娇气，为人处事也是礼数周全，连素来讲究个老礼的老辈人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冯淑慧这次妊娠反应极其强烈，连着两天吃什么吐什么，吓得婆婆连忙让公公程恩元套车拉着她到镇上医院去看医生。回村里的路上，程恩元的马车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拦住了，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名军人，见到车上坐着的冯淑慧先敬了个军礼，其中的女军人就问冯淑慧，同志，你是不是叫冯淑慧？冯淑慧点点头说是，那名女军人就过来搀着冯淑慧下车，很客气地说有事情要谈。程恩元老两口没见过世面，见到两名军人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眼睁睁地看着冯淑慧被女军人扶着上了吉普车。
　　吉普车很快驶进一处大院，满腹狐疑的冯淑慧看见大院门口的牌子上写的是武装部，此时此刻，她依然不知道两名上车后表情就一直很严肃的军人带她来这里的目的。车子停下，女军人扶着冯淑慧径直来到大院里边一间朝向阳面的办公室，看到办公室中间桌上摆着一个墨绿色的军用旅行包，旁边长椅上正襟危坐着三名军人。见冯淑慧进屋，军人齐刷刷地站立敬礼，中间站着的军人伸手拉开桌子中间那个军用旅行包的拉链，缓缓地把里边的东西掏出来。冯淑慧身边的女军人搀扶着她走上前去，并示意她往桌上看。
　　桌子上的东西零零碎碎有十多件，冯淑慧只拿眼睛一扫，目光就盯紧了摆在桌子中间的那两样东西，并且再也没有挪开过。那两样东西一个是台照相机，一个是一张原本装在一个发黄信封里、刚刚被那名军人从信封里抽出来的黑白照片。冯淑慧颤抖着手拿起那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着浅色连衣裙的少女，眉目含笑正向着自己招手，背景是圣索菲亚教堂雄浑阔大的剪影。冯淑慧顺着照片右下角蜷曲的弧度往下看，就看见那台照相机右侧机身一处明显的划痕。不用细看，冯淑慧就知道这台相机是苏联生产的费德牌照相机，相机的主人就是小张，小张也是那张照片的拍摄者，他拍摄的对象就是自己。冯淑慧记得在拍摄这张照片时，小张曾经一个不小心把照相机磕在旁边的石头台阶上，由此在相机机身上留下一道很深的划痕。冯淑慧也是头一次看到这张照片，因为在拍照后的第二天小张就失踪了，从此之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冯淑慧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她转过头看向那几名军人，连连追问道，这是小张的东西，小张呢，小张在哪儿？军人们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还是中间站着的那名军人开口了，说，小张同志已经牺牲了。
　　原本在前次执行任务后，按照小张自己的意愿，组织上已经同意他回到哈尔滨工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自从他最后一次请假回哈尔滨探亲归队后，就主动把原来的请调申请要回去了，又重新写了请战书，要求组织上给他重新安排任务。结果，他在执行新的工作任务中遇到突发危险壮烈牺牲。战友们在收拾小张遗物时，发现了装在信封里的一张照片，连同照片一起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冯淑慧的地址。小张的父母在他参加革命后不久家乡经历的一次匪患中相继遇难，他在家中又是独子，老家四川也没听说有什么亲戚。战友们通过照片和纸条判断，照片上的人肯定是和小张有亲密关系的人，于是经请示部队首长，按照纸条上的地址辗转数千里，终于把远在山东曹县的冯淑慧找到了。讲到这儿，那个叫韩明的小张战友说，我们不管你是小张的什么人，可你终归是他生前念念不忘的人，我们一定要完成战友的夙愿，当面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冯淑慧流着眼泪，说，我和小张只是普通的朋友，担不起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张照片我留下了，其他的还是请你们转交给组织吧。说着，她一把抓起那张照片踉跄着冲出门去。她的心里充满了对小张的愧疚，她想小张本来可以不死的，他一定是心里受了伤失望至极，才毅然决然地去接受那危险任务的，而这个伤害了他的人就是自己。但是，自己的决定又有什么错？相对于小张来说，程志国岂不是更加无辜？小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自己，可是即便是小张活蹦乱跳地见到自己，她又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