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3月18日，英国议会曾就“如何监管媒体”召开听证会，一度引起媒体惊呼“国家300余年的新闻自由终结”。两年后，两家英国媒体对多名国会议员的联合“钓鱼调查”，曝出分属两大党的两名泰斗级议员企图利用影响力“变现”的丑闻，其中一人还曾担任下议院领袖。两名议员由此自断“前程”。
　　很难说这是英国媒体在存心报复，毕竟它们素有“钓鱼”式监督的传统。当然，媒体为了轰动性“吸睛”并谋求发行量，也会逾越边界去打窃听等擦边球;干得过火了，便会触发社会震怒和政府反弹，招来机制性约束。最终，媒体知道，其“恶作剧”和打擦边球之举，必须基于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舍此别无挡箭牌。

媒体“钓鱼”议员频频上钩

　　在伦敦，大报云集的“艦队街”是英国新闻界的代称。这是个堪与“唐宁街”（首相府）和“西敏区”（议会大厦）较劲的所在。其2009年发起的连续调查，曾令英国半数议员身陷“骗补门”，而其“钓鱼调查”这一手，更可谓独步全球。
　　两位前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和杰克·斯特劳，便是最新被《每日电讯报》和第四频道联手“钓”到的“肥鱼”。两家媒体的记者假冒拟在欧洲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员工，对12名资深议员实施“钓鱼”—邀请他们竞聘公司职位。公司自称“不差钱”，如今想聘用“有影响力的英国政治家担任公司顾问”，最后，斯特劳、里夫金德“挺身而出”，表示如果得到一定的报酬，可以向“中国公司”提供顾问和引见服务。里夫金德夸口说，他能“有效联络”到英国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还称“没人给我发工资，我得自己挣钱”，他的报价是工作半天的酬劳“一般在5000英镑至8000英镑之间”。斯特劳也声称，他曾在得到6万英镑酬资后，利用“雷达监测不到的影响力”帮助改变某项欧盟规则。他的报价与里夫金德相似，“如果要我发表演讲或做类似的事，每天酬劳是5000英镑”。
　　2月23日，第四频道以“标价出租的政客们”为题播出该片后，社会一片哗然。次日，里夫金德宣布辞去议会情报和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且放弃参加5月7日的议会选举;而斯特劳则称本已不打算连任，“现在只讨论卸任后的去处”。
　　第四频道“钓鱼”成功，已非头一遭。2010年，该频道针对政坛“有偿游说”的风气，虚构了一家名叫“安德森·佩里”的游说公司，联系了20名议员，以每天3000至5000英镑的价格雇他们游说议会立法，竟有15人同意见面;最终，10名担任过内阁大臣的议员，和“安德森·佩里”公司的“工作人员”见了面。
　　《泰晤士报》、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的著名媒体，也是“钓鱼”的“老手”。梅杰政府时期的1993年，社会盛传一些议员在收钱后，代提议案或替商人获取情报。翌年，《泰晤士报》派出记者打扮成药商，相继“敦请”10名议员帮忙“关说”，许诺每提一个问题给予1000英镑报酬，其中6名议员欣然赞同此交易。几天后，两名议员果真在收钱后，就药品问题向福利部长提问，从而坐实了传闻。2010年，《泰晤士报》又通过“卧底调查”发现，两名前内阁大臣涉嫌为企业当说客。2013年，《泰晤士报》记者假扮韩国的一家太阳能公司人员，钓到了3名议员;同年BBC和《每日电讯报》还联合“捉弄”过两名议员。
　　显然，“卧底”和“钓鱼”调查，达到了让那些道貌岸然的政客“原形毕露”的效果。可以想象，当那些衣冠楚楚的政客毫不掩饰地“狮子大开口”或斤斤计较地讨价还价的“原声”再现，这个丑，确可使他们无地自容。政坛之外，英国足坛的赌球和国际足联的贿选丑闻，也是英媒“卧底”或“钓鱼”揭露出来的。

“螺旋”的反弹

　　英国媒体的这种“看门狗”抱负，是在300余年新闻自由的环境中，通过胜多败少的实践逐渐形成的。《每日电讯报》首席政治评论员本尼迪克特·布罗干就说：“新闻业的一个伟大定律是，只要你透露的信息是可信的、符合公众兴趣的，就不要管它来自何处。”当然，媒体也会遭遇滑铁卢。当选题无关公共利益，而纯属炮制新闻、炒作私隐，那么“螺旋”的反弹击中的便是媒体自己的“脸”。
　　不必说“中招”政客的“自辩”或反唇相讥，单是让记者的功利心不盖过公共利益，让记者的新闻操作不夸大其词或故意扭曲事实，就很考验媒体的操守。2012年，《泰晤士报》记者假扮金融业者，与当时的保守党财务总管彼得·克鲁达斯安排会面。事后，报道宣称克鲁达斯可以为“给保守党捐款者”安排与首相卡梅伦“共进晚餐”，并可问首相“任何问题”。报道见报后，卡梅伦和保守党议员都谴责克鲁达斯。克鲁达斯不得不辞去职务。然而，他心有不服，对报社提起诽谤诉讼。经过一年的审理，英国最高法院最终判决《泰晤士报》报道不实。
　　除了报道的瑕疵，“钓鱼”手段本身也曾引发訾议。2014年9月，《每日电讯报》披露亲工党的小报《星期日镜报》记者在社交媒体上以假名注册，男扮女装为一名美艳的“20多岁的保守党公关女孩”，在推特和脸书上不断试图“勾引”数位保守党议员，希望他们“猎艳”。绝大部分议员洁身自好，只有鲁克斯·纽马克“春心萌动”而“中招”，与这位“美女”交换了热辣的不雅照片。记者拿到“证据”后立马曝光，纽马克黯然辞去公民社会部长职务。但这种以色相“钓鱼”的“调查”也引起一定的争议，记者造假的账号事后也被推特和脸书删除。
　　更严重的是，媒体的“花招”可能逾越法律界限。2011年7月《卫报》率先披露，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从2002年开始便对王室、政界和普通民众进行广泛持续的窃听，进而炮制新闻。其中，引起社会震怒的是雇人窃听13岁失踪少女米莉·道勒的手机，由此严重干扰了警方调查。嗣后，其他媒体纷纷跟进，当事人也站出来，揭露和指控新闻集团旗下在英其他媒体也都干过窃听勾当，甚至《泰晤士报》也被指窃听前首相戈登·布朗的电话长达十多年，还窃取其银行账户信息和纳税文件及其子女的医疗报告。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也遭到窃听。警方侦查发现，居然有“1.28万人可能受到（窃听）影响”。《世界新闻报》等还通过贿赂获取信息，买通警察追踪“定位”窃听对象。丑闻曝光后，自然引发政界、民众和严肃媒体的震怒和鄙视。“百年小报”《世界新闻报》就此关张。 　　一般而言，严肃大报不会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獨家新闻”，报社也不鼓励非法获取信息。但《泰晤士报》这样的主流大报也卷入窃听丑闻，加上随后BBC主持人的性侵丑闻，直接导致在2013年，英国媒体与政界爆发“拉锯”式较量。

政界的理智和媒体的理性

　　普遍认为，英媒丑闻的缘起在于媒体“身佩皇家宪章这枚‘虎符’”—比如，BBC在1927年即被授予皇家宪章，佩上了平时不受政府监管的“虎符”，才导致有恃无恐。媒体滥用新闻自由，其实愧对了先辈。英国300多年的新闻自由并非自天而降，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媒体经过与王室不懈抗争得来的。1694年“报纸执照令”废除，英国自此开启了300余年宝贵、神圣的新闻自由历史。
　　20世纪开始，英国出现媒体自律机制，且从1907年“全国记者联盟”成立到1988年“报业投诉委员会”的应运而生，呈现出监管“步步升级”的态势。然而，即便成立报业投诉委员会，它仍是行业自律机构，只监管注册成员，不能独立调查，没有强制力，无权处罚媒体，只能协调仲裁，以《编辑行为准则》为基准处理投诉。2012年，《独立报》发表了“调查记者协会”对贝尔·波廷格公关公司在内的10家游说公司“卧底调查”的报道，受到游说公司投诉，结果报业投诉委员会裁定“调查报告显示出这些议题对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因此，报业投诉委员会对媒体根本不是“威胁”。职是之故，媒体大多我行我素。投诉委员会又不得不对“行为准则”做出修改，限制媒体借口公共利益滥用权利，禁止在新闻信息获取中的有偿行为。可是，情况仍未好转，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强烈。
　　曾在《泰晤士报》报道中“躺枪”的首相卡梅伦后来指出，“仅仅依靠报业投诉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媒体自我监管是不太现实的，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机制”。不过，他理智地认为“这个机制必须真正独立，既独立于传媒，也独立于政府”，提出依据皇家宪章设立监管机构，以免受“侵犯新闻自由”一类指责。

　　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2013年3月，议会就如何监管媒体“听证”之际，英媒纷纷“深表震惊”，部分媒体还谋划抵制新的监管机构。就在3月18日这天，《太阳报》故意在头版头条刊登前首相丘吉尔的大幅照片，并标出其名言“不要抛弃我们的历史，丘吉尔笃信言论自由”。《卫报》甚至表示“这是宪法的噩梦”。
　　然而，民众此时的反应已与媒体拉开了距离。最终，几大主要政党达成妥协，同意建立新机构监管媒体。它可以责成媒体在头版对虚假报道的受害者进行道歉，更正信息;出现虚假报道，对媒体处以营业额1%的罚款，总额不超过100万英镑;拥有独立的人事任命和资金;制定更健全的行为准则;为虚假报道的受害者提供免费仲裁;建立反应更迅速的投诉系统。同年10月30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签署了皇家特许状，准许成立媒体监管新机构。从该机构“拥有”的这些“权力”来看，里面没有政府的“影子”，唯一与报业投诉委员会不同的就是需有官方认可并接受定期审查。可见，这一监管机制仍然保持着媒体的自治本质。
　　现在看来，当时由于政界理智，英国的新闻自由传统得以维护;某种程度上说，“经此一役”，新闻自由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巩固。事实也证明，一年多来，尤其是最近媒体又把里夫金德和斯特劳“钓上岸来”，显示监督仍旧畅通无阻。同时，媒体也日趋理性，强化了自我约束，严格限定监督对象，哪怕制造轰动效应，所出的“花招”基本不再违反职业伦理和新闻道德，且建基于维护公共利益。
　　目前看，媒体还是处于“攻势”，毕竟绝大部分英媒是民众自费订阅的，监督政客是其赢得受众的手段;而只要政客经不住诱惑，或者“屁股有屎”，他们必定处于“守势”，且终究要被“捉”住、“钓”起，不断地出丑。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媒体对那些企望“标价出租”的政客，始终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