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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副总经理康凯宁和成都市副市长苟正礼进行了三个小时的长谈。谈话的主题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这钱该不该由政府来出？
此前，他和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一直在试图说服苟正礼，希望由政府划拨财政资金，专门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环节。但副市长苟正礼一直迟迟不肯出手，希望能在观念上为政府“出钱”寻找到合适的理论基础，“苟市长非常崇尚市场的力量，担心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干扰了市场”。
说服别人，对康凯宁来说并非难事。颇具“说客”气质的他，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观察视角，“现在科研、转化、孵化成为三个基本环节。科研是由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出资，形成了实验室样品、样机和实验结果，然后科研经费就到头了。下一步要向产品转化怎么办？财政部经费没有这笔钱，教育部经费也没这笔钱，社会资本又不敢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笔钱必须要地方政府投，“政府投入这笔钱，是有回报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成企业后，一定会在当地落户。”
三个小时长谈后，副市长苟正礼终于被康凯宁说服，“副市长说，三个环节中，越往前越具有公共性和基础性，越往后越具有市场性和公司性。转化这个环节，是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环节有点靠前，具有公共性和基础性，政府应该出钱。”
类似观念的创新正在不断改变成都科技项目的形成方式、财政投入模式和政府服务方式，也在润物无声地改变成都在西部乃至全国“创新版图”上的位置。
以高铁技术为例，随着中国正由高铁技术的输入国一跃成为输出国，西南交大也在高铁自主创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最初时速几十公里，到创造出416.6公里世界铁路运营时速纪录的CRH动车组，大多数高速动车组车辆上线前的试验，都在西南交大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西南交大为高铁的“中国标准”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学校自主研发了拥有独立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的客运专线综合SCADA系统，为国家铁路建设节约了巨额资金。一系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道岔技术，打破了德、法两国对高速道岔市场的垄断。
这些观念创新和技术突破，汇聚起来，是成都正在谋划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成都自身禀赋，以相对有限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尽可能换取最大的成果回报，走出一条具有成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这些努力，正在改变成都“创新驱动”的定义，也在改变着这片土地上，科技创新从成果、到产品、到项目，再到产业的整个环节，潜移默化地搅动起科研学者、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资本的活力，希望最终促成产业的活力，乃至整个城市的活力。
成都的主政者在思考如何科技创新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创新？
“过去一谈科技，就想到技术，研发，只想到前端。现在要往后面延伸，后面是什么？是企业、产业和经济。”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创新不仅具有科技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有产品，产品还要走向市场。”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唐华，给人典型的“知识女性”印象。在她看来，“创新驱动发展”，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上，“成都目前的创新驱动工程，目标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两张皮”现象，最典型的表现是，如何实现由科技成果到产品的转化？
为解决这个问题，21世纪初，教育部、科技部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不少大学成立了科技园，希望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技术成果资源，孵化科技型的中小企业。
“走过十来年后，目前看，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康凯宁坦言，原因来自方方面面。
障碍首先来自观念。“教授的观念和市场的观念没办法对接，到底是技术说了算，还是资本说了算”，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丛政说，技术和资本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教授不善于用社会资本，没有公司思维。在引进资本合作的时候，就把资本当‘龟儿子’，会做很多不符合公司经营的决策和决定。”康凯宁说，在这个领域，必须给教授洗脑，“不服的话，就给他们讲故事，从我自己当年‘菜鸟’的经历讲起，必须改变他的观念。”
对于以市场化规则生存的科技园来说，要孵化企业，必须先养活自己。要保证这条产业链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孵化条件，包括场地和资金，而要完全靠高校投入，显然不现实。西南交大科技园则把目光投向了地方政府。
“三年前，双流县政府到我们这来招商引资，我们很气愤，我们说，应该你们拿钱，到我们这引智。”康凯宁说服政府的理论是，“为了十年后不后悔，现在就得下彩礼，在研发阶段完成后，就给钱，认养科技成果的童养媳，将来长大了以后，肯定是你们家的，跑不了。”
这一理论设想目前已经落地。西南交大科技园目前和双流县合作成立了天府新区研究院，学校出资4750万和价值3500万元的知识产权，双流县政府则提供341亩工业用地、60亩孵化用地和1.4亿元资金。
“高校搞产业孵化，谁是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康凯宁说，地方政府拿出一两亿的转化资金，相当于把几十亿的科研资金全部盘活了，是一个杠杆效应，“大头其实都是中央政府出的，地方政府是捡了大便宜。必须要将心比心，不能只捡蛋，不喂鸡。”
“政府最应该着力的就是做环境。”唐华认为，创新驱动的思路下，要引导地方政府，不能简单只搞招商引资，要多思考，怎么样能聚集创新要素资源。
在她看来，科技部门的着力点，就是大量鼓励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化基地，同时要解决科技企业投融资问题，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投入。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那么产学研则是系统的经脉，如何能真正打通经脉，对创新效果至关重要。但现实中，存在种种阻滞。
障碍首先来自观念，“我们经常听到高校老师诉苦，只要去创办企业，在单位会受歧视。”唐华说，高校里出去搞企业、横向课题做得比较好的教授，在学院里往往比较受气，评职称时大家都不给他投票。
唐华想出的办法是，要鼓励高校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研成果本地转化。对于高校教师创业的，给予物质奖励，从10万到100万不等。鼓励科技人员为企业搞委托研发服务，凡是高校成果转移转化到企业，实行双向补贴，同时补贴高校人员和企业。
“我们改变不了高校的规则，但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在那边受了气，在我这里给你戴一朵大红花。”唐华希望，政府用好的政策，把高校院所的科技红利和人才红利挖出来。
走过十多年历史的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方面则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产学研深度结合之路。
公司的前身是四川大学游志胜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现在发展成为空中交通和地面交通管理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软件和设备供应商。“高校的惯例是，一个老教授带几个年轻教师，再带几个学生，申请课题搞创新。但这种模式始终做不大，有多少经费做多少事情，剩下钱大家分了。”公司副总经理宋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借鉴美国经验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游志胜想到了团队联合的办法，“把几个科研团队联合在一起，场地共享，人员共享，设备共享，经费也共享。大家形成紧密结合的方式，瞄准一些前沿领域，一直做下去。”
通过这种方式聚集几十个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最后申请到了国家军工项目，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将创新人才队伍稳定下来。
“我们一般只专注在有技术优势、能够和公司未来增长匹配、附加值比较大的领域，进行持续投入、持续创新，不会去横跨完全陌生的领域。”宋万忠说，公司依托四川大学“视觉合成图形图像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国家空管自动化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和高层次的科研团队，保持了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多项国家军民航空管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除了人和观念的因素，更多的体制障碍来自于利益诉求。唐华提及美国在1980年出台的著名的“拜杜法案”，其核心就是由联邦政府投入经费给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型大学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给予项目承担单位，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归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实验室，“但目前我们国家投入经费给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是国有资产，擅自处理可能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西南交大科技园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吃螃蟹”：对于体制内教授的发明进行转化的时候，职务发明专利权，由发明团队和学校共享，各占50%知识产权。
产生的收益，按以前的政策是奖励权，现在则变成财产权。西南交大材料学院黄楠教授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带领的团队用20年时间研究出心脏血管支架的一系列成果和专利，在分享“财产权”这一新政下，科技园请第三方进行了评估，价值1500万元的知识产权，由学校和团队分享。
“这就相当于把750万无形国有资产赠送给了发明团队。”康凯宁坦言，这种做法在全国独一无二。不少高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或者知识产权分享在实际上不可操作性等原因，不愿意踩这个雷区，但西南交大科技园敢于在知识产权上做文章，进行体制创新。
“如果不这么做，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康凯宁对此很执著，“科技成果是有生命周期的，过了青春期的科技成果是不值钱的，必须要尽快转化，不能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浪费国有资产。”
唐华说，成都也即将效仿国内其他大城市，出台相关政策，旨在鼓励高等学校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的改革和收益分配改革，要赋予高等学校自主处置权。
从今年起，成都市拟每年拿出10亿元财政资金推动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六大工程”，涵盖企业能力、产业升级、区域创新、校地协同、科技人才、创新环境等6方面。
在唐华看来，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是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工作方法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对自己的部门“动手术”。
“过去分配科研经费，通常是政府找专家，出一个指南，挂到网上，企业会出于怎么把项目申报下来的目的，写项目申报书。科技部门再找一些专家进行评审，如果项目和团队都靠谱，就把经费给他。”唐华坦言，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是，出题目的人，和真正做事的人，思路不一定吻合，“企业最需要的科研产品，可能在政府指南里没有，企业出于要拿到钱的目的，就围绕指南写一份报告，从而导致政府的财政资金效率不高。”
成都进行了大胆改革，由科技管理部门先研究产业，编制产业技术路线图，“由企业、高校院所专家、政府管理者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最后以企业为主，来找出每一个产业领域的技术比较优势和未来市场发展方向。”
唐华说，这种方式和以前相比，变化巨大，“真正体现了在研发领域，由企业出题目。”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政府管理者参与进去后，很清楚到底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技术路线图编制完成的时候，就是产业集群重大专项凝练完成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市场化，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话语者。政府再去支持企业，不管是100万、1000万，都敢大胆去投。”
产业技术路线图编制完成后，如何用好，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考验。唐华说，针对技术路线图研究的成果，可以了解成都在某个领域的比较优势，和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从而依托成都的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来做产业集群的重大专项，搞重大科技攻关。再依托这些重大专项，去向国家申请更多资金，整合民间资本投入，包装成实实在在的重大产业化项目。最终要实现的是产业价值链的提升和产业链上缺失环节的完善。
唐华以移动互联网产业为例，这是首批被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的产业。在上述思路下，科技局和三零瑞通公司共同启动了产业集团协同创新重大专项，企业投资7500万，政府投入1000万。项目开展以后，继续支持企业向国家争取资金，同时面向社会融资，把项目做大。近期，三零瑞通已经争取到了财政部12亿的投资。同时依托这个专项，再谋划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化基地，项目打算落户成都，投资50亿。
“这个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市本级财政的1000万，引导了本土企业和高校院所来投入，去向国家争取更大投入，再去吸引更多企业来投入。”唐华总结，这样一种通过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可以概括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提升价值链”。
一个产业技术路线图，改变的不仅是科技部门的工作方式，还将改变更多部门的布局思路，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思路。唐华认为，投资服务局拿到路线图，是招商引资的导航图。经信委拿到后，可以为发展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指引。发改委拿到后，在做整体产业宏观布局的时候，可以知道成都的比较优势。而区县的产业园区则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现在是创新驱动，不是投资驱动。不是往哪里投的钱多，哪里就能发展起来，而是哪里聚集的创新要素多，哪里才能发展起来。”
此前，他和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一直在试图说服苟正礼，希望由政府划拨财政资金，专门用于科技成果的“转化”环节。但副市长苟正礼一直迟迟不肯出手，希望能在观念上为政府“出钱”寻找到合适的理论基础，“苟市长非常崇尚市场的力量，担心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干扰了市场”。
说服别人，对康凯宁来说并非难事。颇具“说客”气质的他，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观察视角，“现在科研、转化、孵化成为三个基本环节。科研是由中央政府、各级政府出资，形成了实验室样品、样机和实验结果，然后科研经费就到头了。下一步要向产品转化怎么办？财政部经费没有这笔钱，教育部经费也没这笔钱，社会资本又不敢投。”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笔钱必须要地方政府投，“政府投入这笔钱，是有回报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孵化成企业后，一定会在当地落户。”
三个小时长谈后，副市长苟正礼终于被康凯宁说服，“副市长说，三个环节中，越往前越具有公共性和基础性，越往后越具有市场性和公司性。转化这个环节，是最薄弱，也是最重要的。这个环节有点靠前，具有公共性和基础性，政府应该出钱。”
类似观念的创新正在不断改变成都科技项目的形成方式、财政投入模式和政府服务方式，也在润物无声地改变成都在西部乃至全国“创新版图”上的位置。
以高铁技术为例，随着中国正由高铁技术的输入国一跃成为输出国，西南交大也在高铁自主创新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最初时速几十公里，到创造出416.6公里世界铁路运营时速纪录的CRH动车组，大多数高速动车组车辆上线前的试验，都在西南交大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西南交大为高铁的“中国标准”贴上了自己的标签：学校自主研发了拥有独立技术标准和技术体系的客运专线综合SCADA系统，为国家铁路建设节约了巨额资金。一系列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路道岔技术，打破了德、法两国对高速道岔市场的垄断。
这些观念创新和技术突破，汇聚起来，是成都正在谋划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其核心要义，是要立足成都自身禀赋，以相对有限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尽可能换取最大的成果回报，走出一条具有成都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
这些努力，正在改变成都“创新驱动”的定义，也在改变着这片土地上，科技创新从成果、到产品、到项目，再到产业的整个环节，潜移默化地搅动起科研学者、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资本的活力，希望最终促成产业的活力，乃至整个城市的活力。
为“企业孵化”遮风挡雨
成都的主政者在思考如何科技创新时，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谁来创新？
“过去一谈科技，就想到技术，研发，只想到前端。现在要往后面延伸，后面是什么？是企业、产业和经济。”成都市科技局局长唐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创新不仅具有科技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不仅仅要有技术，还要有产品，产品还要走向市场。”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历的唐华，给人典型的“知识女性”印象。在她看来，“创新驱动发展”，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上，“成都目前的创新驱动工程，目标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
“两张皮”现象，最典型的表现是，如何实现由科技成果到产品的转化？
为解决这个问题，21世纪初，教育部、科技部为推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不少大学成立了科技园，希望利用高校的人才资源、技术成果资源，孵化科技型的中小企业。
“走过十来年后，目前看，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康凯宁坦言，原因来自方方面面。
障碍首先来自观念。“教授的观念和市场的观念没办法对接，到底是技术说了算，还是资本说了算”，西南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丛政说，技术和资本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有天然的不信任感。
“教授不善于用社会资本，没有公司思维。在引进资本合作的时候，就把资本当‘龟儿子’，会做很多不符合公司经营的决策和决定。”康凯宁说，在这个领域，必须给教授洗脑，“不服的话，就给他们讲故事，从我自己当年‘菜鸟’的经历讲起，必须改变他的观念。”
对于以市场化规则生存的科技园来说，要孵化企业，必须先养活自己。要保证这条产业链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孵化条件，包括场地和资金，而要完全靠高校投入，显然不现实。西南交大科技园则把目光投向了地方政府。
“三年前，双流县政府到我们这来招商引资，我们很气愤，我们说，应该你们拿钱，到我们这引智。”康凯宁说服政府的理论是，“为了十年后不后悔，现在就得下彩礼，在研发阶段完成后，就给钱，认养科技成果的童养媳，将来长大了以后，肯定是你们家的，跑不了。”
这一理论设想目前已经落地。西南交大科技园目前和双流县合作成立了天府新区研究院，学校出资4750万和价值3500万元的知识产权，双流县政府则提供341亩工业用地、60亩孵化用地和1.4亿元资金。
“高校搞产业孵化，谁是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康凯宁说，地方政府拿出一两亿的转化资金，相当于把几十亿的科研资金全部盘活了，是一个杠杆效应，“大头其实都是中央政府出的，地方政府是捡了大便宜。必须要将心比心，不能只捡蛋，不喂鸡。”
“政府最应该着力的就是做环境。”唐华认为，创新驱动的思路下，要引导地方政府，不能简单只搞招商引资，要多思考，怎么样能聚集创新要素资源。
在她看来，科技部门的着力点，就是大量鼓励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化基地，同时要解决科技企业投融资问题，建立金融服务体系，引导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投入。
打通“产学研”经脉
如果说科技创新是一个庞大的系统，那么产学研则是系统的经脉，如何能真正打通经脉，对创新效果至关重要。但现实中，存在种种阻滞。
障碍首先来自观念，“我们经常听到高校老师诉苦，只要去创办企业，在单位会受歧视。”唐华说，高校里出去搞企业、横向课题做得比较好的教授，在学院里往往比较受气，评职称时大家都不给他投票。
唐华想出的办法是，要鼓励高校科技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研成果本地转化。对于高校教师创业的，给予物质奖励，从10万到100万不等。鼓励科技人员为企业搞委托研发服务，凡是高校成果转移转化到企业，实行双向补贴，同时补贴高校人员和企业。
“我们改变不了高校的规则，但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在那边受了气，在我这里给你戴一朵大红花。”唐华希望，政府用好的政策，把高校院所的科技红利和人才红利挖出来。
走过十多年历史的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这方面则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产学研深度结合之路。
公司的前身是四川大学游志胜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现在发展成为空中交通和地面交通管理领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软件和设备供应商。“高校的惯例是，一个老教授带几个年轻教师，再带几个学生，申请课题搞创新。但这种模式始终做不大，有多少经费做多少事情，剩下钱大家分了。”公司副总经理宋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借鉴美国经验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游志胜想到了团队联合的办法，“把几个科研团队联合在一起，场地共享，人员共享，设备共享，经费也共享。大家形成紧密结合的方式，瞄准一些前沿领域，一直做下去。”
通过这种方式聚集几十个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背景的科研人员，最后申请到了国家军工项目，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将创新人才队伍稳定下来。
“我们一般只专注在有技术优势、能够和公司未来增长匹配、附加值比较大的领域，进行持续投入、持续创新，不会去横跨完全陌生的领域。”宋万忠说，公司依托四川大学“视觉合成图形图像技术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国家空管自动化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和高层次的科研团队，保持了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了多项国家军民航空管重大技术装备的国产化。
除了人和观念的因素，更多的体制障碍来自于利益诉求。唐华提及美国在1980年出台的著名的“拜杜法案”，其核心就是由联邦政府投入经费给国家重点实验室或研究型大学所形成的知识产权，给予项目承担单位，所有权和处置权都归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实验室，“但目前我们国家投入经费给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是国有资产，擅自处理可能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
西南交大科技园早在三年前就开始“吃螃蟹”：对于体制内教授的发明进行转化的时候，职务发明专利权，由发明团队和学校共享，各占50%知识产权。
产生的收益，按以前的政策是奖励权，现在则变成财产权。西南交大材料学院黄楠教授就是这一政策的受益者。他带领的团队用20年时间研究出心脏血管支架的一系列成果和专利，在分享“财产权”这一新政下，科技园请第三方进行了评估，价值1500万元的知识产权，由学校和团队分享。
“这就相当于把750万无形国有资产赠送给了发明团队。”康凯宁坦言，这种做法在全国独一无二。不少高校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或者知识产权分享在实际上不可操作性等原因，不愿意踩这个雷区，但西南交大科技园敢于在知识产权上做文章，进行体制创新。
“如果不这么做，才是真正的国有资产流失。”康凯宁对此很执著，“科技成果是有生命周期的，过了青春期的科技成果是不值钱的，必须要尽快转化，不能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名义浪费国有资产。”
唐华说，成都也即将效仿国内其他大城市，出台相关政策，旨在鼓励高等学校开展科技成果处置权的改革和收益分配改革，要赋予高等学校自主处置权。
汇聚创新要素
从今年起，成都市拟每年拿出10亿元财政资金推动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六大工程”，涵盖企业能力、产业升级、区域创新、校地协同、科技人才、创新环境等6方面。
在唐华看来，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背后的核心逻辑，其实是政府的科技管理部门要通过完善政策和工作方法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对自己的部门“动手术”。
“过去分配科研经费，通常是政府找专家，出一个指南，挂到网上，企业会出于怎么把项目申报下来的目的，写项目申报书。科技部门再找一些专家进行评审，如果项目和团队都靠谱，就把经费给他。”唐华坦言，这种方式的最大问题是，出题目的人，和真正做事的人，思路不一定吻合，“企业最需要的科研产品，可能在政府指南里没有，企业出于要拿到钱的目的，就围绕指南写一份报告，从而导致政府的财政资金效率不高。”
成都进行了大胆改革，由科技管理部门先研究产业，编制产业技术路线图，“由企业、高校院所专家、政府管理者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头脑风暴，最后以企业为主，来找出每一个产业领域的技术比较优势和未来市场发展方向。”
唐华说，这种方式和以前相比，变化巨大，“真正体现了在研发领域，由企业出题目。”由此带来的好处是，政府管理者参与进去后，很清楚到底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技术路线图编制完成的时候，就是产业集群重大专项凝练完成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市场化，让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话语者。政府再去支持企业，不管是100万、1000万，都敢大胆去投。”
产业技术路线图编制完成后，如何用好，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考验。唐华说，针对技术路线图研究的成果，可以了解成都在某个领域的比较优势，和未来市场的发展方向。从而依托成都的龙头企业，联合上下游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来做产业集群的重大专项，搞重大科技攻关。再依托这些重大专项，去向国家申请更多资金，整合民间资本投入，包装成实实在在的重大产业化项目。最终要实现的是产业价值链的提升和产业链上缺失环节的完善。
唐华以移动互联网产业为例，这是首批被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的产业。在上述思路下，科技局和三零瑞通公司共同启动了产业集团协同创新重大专项，企业投资7500万，政府投入1000万。项目开展以后，继续支持企业向国家争取资金，同时面向社会融资，把项目做大。近期，三零瑞通已经争取到了财政部12亿的投资。同时依托这个专项，再谋划网络空间安全产业化基地，项目打算落户成都，投资50亿。
“这个项目是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市本级财政的1000万，引导了本土企业和高校院所来投入，去向国家争取更大投入，再去吸引更多企业来投入。”唐华总结，这样一种通过科技创新带动的产业升级模式，可以概括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提升价值链”。
一个产业技术路线图，改变的不仅是科技部门的工作方式，还将改变更多部门的布局思路，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思路。唐华认为，投资服务局拿到路线图，是招商引资的导航图。经信委拿到后，可以为发展产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指引。发改委拿到后，在做整体产业宏观布局的时候，可以知道成都的比较优势。而区县的产业园区则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现在是创新驱动，不是投资驱动。不是往哪里投的钱多，哪里就能发展起来，而是哪里聚集的创新要素多，哪里才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