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1年的冬天，天气显得待别寒冷。在这冬闲之际，社员们正好躲在家中避寒。
　　我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没事时总爱东家走走、西家串串，反正一个单身汉，走到哪儿都能谝上好半天。那时我常去的还是赵叔家，因为他家人情特好，两口子都爱说爱笑，使你全无拘束之感。
　　赵叔当时三十七、八岁，给我的印象是身体壮实、心地善良，不但待人亲和，还挺有幽默感。所以谁都愿意与他接近，在村里有着绝好的人缘。其妻的性格与他惊人地相似，不但爱说爱笑，而且豪爽大方。
　　他们每次见我来，都知道我不会立即就走，便连忙燃起炭火;在我与赵叔谈兴正浓的时候，赵婶已悄然地忙着做饭。只要他们坚留我吃饭，我一般不会客气，只是简单地推脱几句，以表示自己不是蹭饭。
　　老赵夫妇虽然为人厚道，但在许多方面却有精明过人之处，而且颇有胆略且行事果断。就拿他们的经济头脑来说吧，在当时的确表现得比一般人超前。如他们能够根据市场行情和季节变化，运用自己的技术或织几张席子，或编一批簸箕，或包两筐棕子，或炸几篮麻花，然后拿到远近集市上去卖以维持家用，运气好时还能攒下两个钱。
　　他们这虽属小打小闹，在当时却要冒相当的风险，因为那时不提倡市场经济，往往把商品买卖或交换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而后快。
　　老赵就曾有过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历。一次是在那年端午节前，他担着两筐粽子到太贤集市上去卖，一只还没有卖出去，就全部被公社人员给没收了。尽管他苦苦哀求，也只还给了他那根扁担。再就是当年入冬，他们又鼓起勇气炸了两筐麻花。赵叔在售前特意先请我品尝，说我是北京人，见过大世面，看他炸的麻花怎么样，其质量是否过关？我一吃还真的不错，又松又脆，果然非同一般。老赵得意地告诉我，说他这制作麻花的技术，还是祖上传下来的呢！若许自由买卖，光凭这点手艺就能发家致富，怎么还会欠下别人的债呢？但手艺好不如运气好，运气不好干什么都难挣钱，甚至还会血本无归。而那时所谓的运气好，无非是不要遇上公社干部。但他的运气真的不好！老赵还是遇见了他们，不但麻花全被没收，更严重的是失去了本钱，一时再难振作。
　　老赵经过这两次挫折，已是心灰意懒，我也劝他不要再瞎折腾，还是在队里规规矩矩地种地为好。不想“黄鼠狼专咬病鸭子”，一个更大的祸事直击得他差点爬不起来。
　　原来他虽有两个女儿，却一直以无子为憾。幸好婆姨今年給他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使他充满了无限的欣慰。
　　那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只身跑到我的住处，说他儿子病得很重，长久高烧不退，问我有退烧药没？我说有，是阿斯匹林，可以退烧，但若病得太重，光靠这药恐怕不行。我的心被孩子的病情所牵动，便穿好了衣服，决定随他到家看看。
　　我出门后才知道，夜下了—场大雪，半尺厚的大雪使山川大地完全变成了一个冰雪世界。积雪使我们看不见原来的路径，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趔趄而行，待到了老赵家时，已是累得气喘吁吁。
　　老赵家灯光如豆，他婆姨正抱着孩子低声而泣。我一看孩子满面通红，用手一试，发现连鼻孔都喷着热气。这时，我已顾不上安慰他们，急忙将半片阿斯匹林碾碎，然后一点点地给娃娃喂了下去。老赵似松了口气，问我是不是这样就行了？我不由吼道：“什么行了，要立刻送到医院急救，还不赶快备车去！"
　　那时，全村都没有一辆机动车，架子车就是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幸好老赵家有辆自备的架子车，不然这深更半夜的到哪儿借去？待他婆姨抱着娃娃在车上坐好后，老赵给他们围上了家里最厚的一条棉被，然后就出发了。
　　这一路上迎风踏雪，有说不尽的辛苦，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早些赶到医院，尽快挽救孩子的生命。然而，就在我们行尽了崎岖的山路，滑行在一个平缓的长坡时，忽地听到那婆姨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叫，接着就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我们停下一看，原来那孩子已经没有了气息，身体也很快变得冰冷僵直。
　　面对这样的变故，老赵毕竟是个男人，还比较沉得住气。只见他默默地从婆姨手中接过孩子，沿着一条羊肠小路径直向山上走去，最后将他这个死去的宝宝埋在了半山坡的树林里。
　　在我们回村的路上，那婆姨一直哭个不停，不过已不是大声嚎啕而是低声抽泣。老赵则一路沉默不语，只是不住地唉声叹气。他一定是在感慨上天不公，为何将这么多人生不幸都摊给了他！我一路也是思绪万千，想到要是我们村有个医生，或是我们附近有个医院，或是我们与县城的交通方便些，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人生惨剧。
　　但这毕竟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历史注定要走过那么一个艰难的阶段。令人欣慰的是自进入新时期后，一切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农民现已充分地享受着惠农政策的好处，在他们的脸上早就一扫昔日的愁颜。
　　责任编辑：张天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