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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科举制度日臻完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富贵之家还是白屋寒门，都把读书作为步入仕途、实现人生价值的“敲门砖”，出现了大批异常刻苦、特别发奋的典型。范仲淹“划粥断齑”，昼夜苦学，终于金榜题名，成为一代名臣；司马光“患记问不若人”，担心自己记诵诗书以备应答的能力不如别人，争分夺秒，以勤补拙，成了一代名相。而同时代的邵雍，也是这样一个“读书种子”，不过，与范仲淹、司马光们不同的是，他走的不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他通向人生理想的道路更曲折，更艰辛，也更传奇。
拜了个好老师
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亲自写过一篇《劝学诗》，里面写道：“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数十年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六家”均为他所发现起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10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省辉县市），为专心学习，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一心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只要是书，管它什么种类，有没有用，都会读一读。还读得很艰苦，冷了也不烤火，热了也不扇扇子，晚上连床也不上，就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今天的百泉湖号称“中州颐和园”，是中原一景，游人如织。但当年的百源，却是远离繁华的冷清之地。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数年之后，他的学业果然大进。
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于是，邵雍沿着黄河开始走，穿过汾水，一直到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然后，他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游历归来后，邵雍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
李之才是当时的易学大师。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音同团）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李之才像一个园丁闻到了佳木的气息，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废寝忘食。李之才惊异于邵雍年纪轻轻，却好学博才，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
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宰相们出钱为他建庄园
出师后，邵雍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地方。所以，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30多岁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房子，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
最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邵雍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宋史？邵雍传》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音同窜）以事父母。”描述的正是这一生活惨境。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优哉游哉地读书耕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虽然住的是普通居所，家里空空如也，也过得很开心。
邵雍不但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言辞和善。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人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坚决反对的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却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挂冠何益耶？”意思是，这正是贤明的人应该尽力的时候呀，新法固然严厉，但有你们在推行时维护百姓，能宽减一分，百姓就能落得一分的好处。辞官能顶什么用呢？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为他赢得了学生的钦佩，也赢得了朋友的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只是一介儒生，一贫如洗，甚至在年龄上都比他们小一大截，但这些声震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一起，穿着木屐，拄着竹杖，登高望远，游山玩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30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而非家世；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而非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而非金钱。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士大夫们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辆牛车，让书童牵着牛，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们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很熟悉，一听到车子到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为“行窝”。
邵雍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大师”。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都会抬邵雍出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3道诏书召不来的“白衣卿相”
当然，人无完人。或者说，邵雍也并非一出师，就确定了自己的“大师”道路。年轻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们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是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修行者彻悟，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
邵雍非但不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嘉祐六年（1061年），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唐、宋皇帝亲征或出巡时，以亲王或重臣留守京师，称京城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任命邵雍为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将作监是掌管宫室建筑、绫罗刺绣及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也算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好友富弼知道邵雍经济拮据，希望官员身份和待遇能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劝他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意思是挂个名，可以光吃空饷不履职，一来顺了朝廷纳才招贤之意，二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邵雍是真君子，无功就不愿意受禄。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起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御使中丞吕诲等人又一次推荐了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3道诏书，要求邵雍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确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同时代的词人柳永曾自诩为白衣卿相，不过，柳永不但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而且当了多年的基层官员，其汲汲于仕途、追逐于权门的经历，足以让他“白衣卿相”这一称呼染上污渍。而温柔敦厚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却两次拒官，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呢！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讲学著作一生、朋友门生遍天下的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67岁。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问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邵雍很感动，他在《病中吟》诗中说：“尧夫三月病，忧损洛阳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亲。荐医心恳切，求药意殷勤。安得如前日，登门谢此恩。”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同时，朝廷赐邵雍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邵雍之墓今天依然峙立在洛阳城南伊川县平等乡西村的紫荆山中，墓碑上书“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9个醒目大字。墓地西依紫荆山，东临伊水，堪称风水宝地。邵雍倘若地下有知，当会非常喜欢吧。
编辑|王晶晶 美编|苑立荣 图编|傅聪
编审|吴迎春
拜了个好老师
邵雍大致生活在宋真宗、宋仁宗时代，恰是宋代倡导读书最盛的一段黄金期。宋真宗亲自写过一篇《劝学诗》，里面写道：“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了读书人莫大的希望；宋仁宗当了数十年太平天子，没有显赫的拓疆征伐之功，但他慧眼识珠，广罗人才，“唐宋八大家”里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等“宋六家”均为他所发现起用，包拯、晏殊、范仲淹、文彦博等名臣名相也都得到了他的提拔，真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
邵雍受时代风气所感染，从小读书用功。10多岁时，他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省辉县市），为专心学习，在离家不远的苏门山下百源（今称百泉湖）之畔，另筑一室，一心读书。《宋史？邵雍传》说他：“于书无所不读，始为学，即坚苦刻厉，寒不炉，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数年。”只要是书，管它什么种类，有没有用，都会读一读。还读得很艰苦，冷了也不烤火，热了也不扇扇子，晚上连床也不上，就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第二天又接着苦读，这就是邵雍青少年时代的读书图景和常态。
今天的百泉湖号称“中州颐和园”，是中原一景，游人如织。但当年的百源，却是远离繁华的冷清之地。邵雍之所以结庐于此，喜欢的就是这份冷清。数年之后，他的学业果然大进。
一天，邵雍掩卷叹息说：“昔人尚友于古，而吾独未及四方。”意思是学习古人经典，必须与古人为友，不单单读他们的书，而且要广泛游历他们曾经游历过的地方，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要“行万里路”。于是，邵雍沿着黄河开始走，穿过汾水，一直到江淮流域，周游齐、鲁、宋、郑这些古国的故城废址。然后，他幡然顿悟说：“道在是矣！”从此，回到家乡，著书立说，不再远游。
游历归来后，邵雍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一位满腹经纶而又善于培养“读书种子”的好老师李之才。其实，邵雍隐居于苏门山，既无科举功名，又无著作问世，生活困顿，除了一个爱读书的名声外，几近潦倒。然而，就是他这一爱好读书的名声，却引来了地方官共城县令李之才的主动造访。
李之才是当时的易学大师。据说，宋代易学从宋初的陈抟（音同团）传至种放，种放传至穆休，穆休再传李之才，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听说了邵雍的苦读事迹后，李之才像一个园丁闻到了佳木的气息，专程赶到苏门山，叩开了邵雍那低矮的茅庐，两人促膝交谈，废寝忘食。李之才惊异于邵雍年纪轻轻，却好学博才，主动提出把满腹经纶传授于邵雍。邵雍当然求之不得，遂拜在李之才门下，遍习物理、性命之学，钻研《易经》。
十分难得的是，邵雍师从李之才后，不仅尽得真传，而且多有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结合自己的心得，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自创“先天学”，成就了自己的学问体系，震惊了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对当时和后代哲学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宰相们出钱为他建庄园
出师后，邵雍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结下不解之缘。
洛阳作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学者扎堆。同时，这里山美水美，民风淳朴，是个养生与做学问皆宜的地方。所以，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30多岁的邵雍在洛阳授徒讲学时，就有定居洛阳之意。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邵雍从共城接来双亲，在洛河之南买了一块地，建起了房子，开荒耕种，从此定居洛阳。
最初，邵雍一家外无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顿，一度到了靠邵雍自己打柴做饭、侍奉双亲的境地。《宋史？邵雍传》说：“初至洛，蓬荜环堵，不庇风雨，躬樵爨（音同窜）以事父母。”描述的正是这一生活惨境。不过，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优哉游哉地读书耕种，“虽平居屡空，而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虽然住的是普通居所，家里空空如也，也过得很开心。
邵雍不但平和淡定，而且德气粹然，胸怀宽广，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风范。他高才绝学，却从不炫耀，交流学问，也不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谦虚谨慎，言辞和善。与人交往，无论长少贵贱，一律以诚相待，而且整日春风，笑脸常开。与人交谈，“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总是表扬人家的优点和长处，包容人家的缺点和短处。
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遭到许多士大夫的抵触，有的人甚至挂冠而去，以辞职的方式表达坚决反对的态度。邵雍那些在州县任职的门生故旧，为此专门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邵雍尽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对新法，但他却认为以挂冠去职的方式反对，于国、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认为严法宽施，才是国家对地方、官员对百姓负责任的态度，所以每次在回信中，都会诚恳地规劝他们说：“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挂冠何益耶？”意思是，这正是贤明的人应该尽力的时候呀，新法固然严厉，但有你们在推行时维护百姓，能宽减一分，百姓就能落得一分的好处。辞官能顶什么用呢？
邵雍的胸怀和品质，为他赢得了学生的钦佩，也赢得了朋友的尊敬。富弼、司马光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阳定居。邵雍虽然只是一介儒生，一贫如洗，甚至在年龄上都比他们小一大截，但这些声震寰宇的老宰相们，却齐了心似的，都以结交邵雍这位后生为荣。他们与邵雍一起，穿着木屐，拄着竹杖，登高望远，游山玩水，过从甚密。他们不但敬重他、宣传他，还倾囊相助，合资为他兴建了一座面积硕大的庄园。庄园内小桥流水，田连阡陌，单住房就有30多间。邵雍欣然笑纳之余，把庄园命名为“安乐窝”，在诗作中表达了自己的由衷感谢之情，诗曰：“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这些人为什么会对一个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半点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这是因为，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学问才是结交的纽带，而非家世；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而非权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宝，而非金钱。他们与邵雍之间，是通过才学品德缔结起来的关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谊，君子之交。
士大夫们不仅在物质上资助他，还对他尊敬如师长。春秋季节，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辆牛车，让书童牵着牛，兴之所至，随意出游，舒适而惬意。士大夫们对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别关注，就连他车子的声音都很熟悉，一听到车子到来的声音，大家争相出门迎候。有的士大夫，甚至装修出专门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来居住，并根据邵雍的“安乐窝”之名，为其命名为“行窝”。
邵雍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大师”。无论是士大夫家族，还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对子、兄对弟的教育中，都会抬邵雍出来。贤良的人喜欢他的德行，不贤良的人悦服他的感化，一时间，洛阳人才辈出，忠厚之风天下闻名。至于全国各地的士大夫，无论是专程前来还是路过洛阳，不一定会去造访官府，但一定会去拜望邵雍。远道而来的理学家程颢，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叹道：“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3道诏书召不来的“白衣卿相”
当然，人无完人。或者说，邵雍也并非一出师，就确定了自己的“大师”道路。年轻时的邵雍，也曾像范仲淹、司马光们一样，希望通过科举这一“敲门砖”，投身仕途，进军科场。及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尤其是通物理、性命之说后，如同修行者彻悟，从此归隐于田园山水间。
邵雍非但不主动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对于朝廷的免考授官——这种一步登天的终南捷径，都一一拒绝。嘉祐六年（1061年），爱才若渴的宋仁宗下诏求贤，要求各地方官广泛察访，举荐人才，西京留守（唐、宋皇帝亲征或出巡时，以亲王或重臣留守京师，称京城留守）王拱辰举荐了邵雍。宋仁宗早知其名其学，立即任命邵雍为将作监主簿，邵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将作监是掌管宫室建筑、绫罗刺绣及器用打造的官署，主簿也算是个从七品的小官。好友富弼知道邵雍经济拮据，希望官员身份和待遇能改变一下他的生活状况，劝他说：“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闲名目。”意思是挂个名，可以光吃空饷不履职，一来顺了朝廷纳才招贤之意，二来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但邵雍是真君子，无功就不愿意受禄。
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为图振兴，大力起用人才，在科举一途之外，还要求各地大力荐举逸士。御使中丞吕诲等人又一次推荐了邵雍。宋神宗接受他们的推荐，任命邵雍为秘书省校书郎（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但倔强的邵雍又推辞了。宋神宗求贤甚切，连下3道诏书，要求邵雍接受朝廷的任命。邵雍看实在推辞不掉，只得先应承下来，但随后就以疾病缠身为由，坚决不去赴任。他还在诗歌《不愿吟》中明确地表达志向，诗曰：“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唯愿朝廷省徭役，庶几天下少安息。”
同时代的词人柳永曾自诩为白衣卿相，不过，柳永不但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而且当了多年的基层官员，其汲汲于仕途、追逐于权门的经历，足以让他“白衣卿相”这一称呼染上污渍。而温柔敦厚的邵雍，得到过上至国君大臣的青睐，下至平民百姓的拥戴，却两次拒官，终生不仕，就这一点来说，邵雍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白衣卿相”呢！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讲学著作一生、朋友门生遍天下的邵雍，在洛阳的“安乐窝”因病去世，享年67岁。邵雍晚年疾病缠身，司马光、张载、程颢、程颐等旷世大儒们侍汤弄药，早晚陪伴，如同对待自己的师长。其他文朋诗侣和近邻交好，时时问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邵雍很感动，他在《病中吟》诗中说：“尧夫三月病，忧损洛阳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亲。荐医心恳切，求药意殷勤。安得如前日，登门谢此恩。”邵雍去世后，司马光等人还出钱出力，为他操办后事。同时，朝廷赐邵雍谥号“康节”，后封“新安伯”，配享孔庙，尊称“邵子”，给予了很高的荣誉。
历经千年风雨沧桑，邵雍之墓今天依然峙立在洛阳城南伊川县平等乡西村的紫荆山中，墓碑上书“宋先儒康节邵夫子墓”9个醒目大字。墓地西依紫荆山，东临伊水，堪称风水宝地。邵雍倘若地下有知，当会非常喜欢吧。
编辑|王晶晶 美编|苑立荣 图编|傅聪
编审|吴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