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诗人一般都写有很多诗，这些诗有的名闻天下，有的则汲汲无闻，有的甚至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研究一位诗人的生活状况时，我们往往会以这位诗人闻名天下的诗作为依据，这样就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错误，以致对这位诗人产生误读，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例。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辞去彭泽县令的职务，隐居山林，开始了独善其身的隐士生涯。在后人的心目中，隐居后的陶渊明是一直过着“悠然见南山”般的快乐生活的。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联系他的身世再品味一下他的诗作，我们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
　　陶渊明出生在官宦世家，按照宋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的说法，从陶渊明的太祖父起，陶氏就代代为官。陶渊明太祖父陶丹，任扬武将军，封柴桑侯；陶渊明的曾祖父是名垂青史的陶侃，官至大司马。陶侃地位之崇高，从他死后的情况可见一斑。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病卒，享年七十六岁。成帝下诏追赠他为“大司马”、“祠以太牢”。于是，大司马陶侃的灵位，被供奉在朝廷设立的庙堂，予以最高礼节的祭祀。“牢”是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的牛羊猪各一，叫做“太牢”。另外，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一级的官。家庭影响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大济苍生的远大志向。陶渊明是非常崇拜他的曾祖父的，很希望能像曾祖父那样大展宏图。他在长子陶俨出生时写过一首诗，名字叫《命子》，在诗中历数陶家祖先的业绩，其中写道“……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这些诗句是对其曾祖陶侃的赞誉之词，其中对陶侃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在陶渊明生活的那个时代，门阀制度根深蒂固，社会上把人分为“士族”和“寒族”两部分，出身寒门的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被人瞧不起，即使能力出众、地位显赫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由于出身不高，陶侃虽然战绩出众并具拥有显赫的政治地位，但是并不能让陶氏跻身于门阀士族的行列，甚至仍然被世家大族所鄙夷。《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中写道：“王修龄尝在山东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是陶侃第十子陶范的小名，像陶范这样的大将军的儿子，竟会受到如此的奚落，由此可见陶侃当时在大家世族眼中的身份地位是何等卑微和下贱。陶侃第十子陶范尚且如此，陶渊明就更不用说了。陶渊明那一支并未能继承陶侃的爵位，所以到陶渊明的时候，家世已经衰落，在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前已达到了“耕植不足以自给”的程度。在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时期，少年时期就“猛志逸四海”的他无法进入社会上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很是苦闷。上级来视察，要他整衣冠来迎接，这只是他辞职的偶然因素，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的政治黑暗和他对官场的不适应。陶渊明是这样一个人，他会心甘情愿、快快乐乐地做隐士吗?
　　其实，即使在辞官之初，陶渊明也不是毅然决然的。他在《归去来兮辞》开头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兮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可见，虽然他那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说得坚决而干脆，但是那只是他一时激愤所说的气话。他对官场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留恋，因为只有为官从政才能实现他大济苍生的志向，也因为他还有一个家需要他来支撑，他的心情是处在一种矛盾痛苦的状态中的。
　　说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挂冠而去的这次是最著名的一次辞官，但却不是他第一次辞官。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陶渊明到江陵，人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年)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隋。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浔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元兴三年(404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人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余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年)，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余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曰：‘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作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只是这次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此后就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从他的一些诗歌中，我们能感到他的心情仍不平静。他之所以反复无常，不正是由于不甘于就此平淡，一次次想奋起吗?只是由于现实的无情，他最终也没能成功。
　　辞官之初他的家庭状况还是不错的，还有“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状况每况愈下。陶渊明是一个书生，又不是农家出身，他怎能靠种田养活全家?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写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草盛苗稀，陶渊明之不善农业生产可见一斑；晨起夜归，陶渊明之辛苦可想，而知。虽然辛苦劳作，但陶渊明后来还是穷得几乎要讨饭了。在《乞食》里他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陶渊明能闲适起来吗?
　　陶渊明的痛苦不但有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他才华横溢，胸怀大志，但现实却处处不如意，这使他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痛苦。在《杂诗》(其二)中，他写到：“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中“终晓不能静”很好地证明了他有颗不安静的心。
　　对自己的辞官，陶渊明也有过怀疑。在《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中，他先说两句愤激话：“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接着说起自己的过去：“结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后面则是描写自己的贫困。陶渊明认为“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意思是说，生活贫困，其原因完全在自己。又何必去怨天呢?但是想到这一生所遭受的忧患，又感到很忧伤，在这里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他对隐居似乎也有后悔之情。
　　辞官后的陶渊明不仅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轻松，更有“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穷困，“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悲苦，“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凄凉。由于受那几首著名的诗篇的影响，我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总是那么悠闲，那么恬淡。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主观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