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农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新渡户稻造的《修养》(一九一一)作于一百年前，在本国风靡了一个世纪之后，如今终于有了中文译本而得以在汉语读书界流传。
　　新渡户稻造(一八六二——一九三三)是明治时代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其复杂的个人经历、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独特的学问思想信仰为《修养》一书的写作奠定了基础。他出生于传统的武士之家，早年就读于札幌农学校并在该校外聘美国人教师影响下接受了基督教洗礼。东京帝国大学英语和农业经济学科毕业后，他又远涉重洋留学美国霍普斯金大学。一八九一年回国后历任札幌农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等教职，日俄战争前后，新兴国家日本于内部开拓北海道，在海外开始领有萨哈林、朝鲜等，新渡户稻造在此种背景下于京都、东京两帝国大学首次开设“殖民政策学”讲座，逐渐确立起为帝国日本提供海外殖民统治技术的学问，这个学问体系经历一九四五年的战败改为“地域研究”而一直保留在日本的大学学科体制中。除了农业经济学和殖民政策方面的学术成就，新渡户稻造还曾担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女子大学校长职务，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晚年则出任过国际联盟事务次长，于世界各地推动和平友好事业，成为当时日本少有的国际主义人士。可以说，新渡户稻造是典型的“明治教养人”，一方面有忠诚于明治国家的浓重观念，同时兼具“自由民权”和个人独立的志向，又贯通古今东西的思想学问并形成了高远的国际主义视野。
　　《修养》出版于明治末年，那时正是现代日本通过“文明开化”和“殖產兴业”而初步完成民族国家制度建设的阶段，又经过与周边两大帝国——清帝国和俄国的两场战争而获胜，使日本人在海外扩张上形成了基本的民族认同。这个阶段，已经初步达成“富国强兵”目标的日本国家，其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塑造新型的均质化的可以效忠国家的国民。正因此，明治末年开始出现了有关“日本人论”、“日本国民性论”方面的书籍流行一时的趋势。作为身在这个国家体制内部担任教育方面重要职务的新渡户稻造，自然会对此种塑造和培养“新国民”的时代要求抱有自觉的意识。然而，我们翻阅《修养》一书，却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当时弥漫于各类国民性论和谈教养的书籍中那种浓重的国家意识和国民道德论的色调，作者一再强调其主旨在于为普通人建立个体人格的修身标准，其最大的心愿也不过是“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以“抚慰不满者的心”。而已。
　　在我看来，这种淡化“国家民族”或“国民”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从现代人个体人格的确立角度切入道德修身问题的低调策略，正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也是它能够超越时代限制而博得广泛好评且畅销不衰的原因所在。当然，在作者新渡户稻造那里，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好国民”这样的意识并非不存在，如书中谈“储蓄”的章节就提到假如一个人“为国家培养出来的是几位善良的国民，这也是对国家的贡献”，而具备储蓄意识的人往往思维缜密，“日后必然会成为能为国为民作出贡献的公民”。但这也是以首先养成个体健全的人格、提高公民的一般道德修养为前提的。由于作者更看重公民道德修养的实践意义，而有意识地避开理论上的“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论述的框架，认为以此“框架”讨论修养，“有时也许会看出貌似重大的实际问题。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没多大必要去应用于人世间”。因此，《修养》一书的论述具有更贴近个人道德实践的特征和广泛的适用性，避开了单纯为民族国家塑造合格“国民”提供劝谕，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性和道德说教的大而无当。
　　《修养》依据作者复杂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融会东西方和古今的思想学问，从青年立志到信念勇气的建立，再到克己慎思和处世为人的道德修养，始终以个人的人格提升为其论述宗旨，重点强调的是修身立其诚的道德实践性和具体性。作者试图为普通人提供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的道德说法。这样，思想学问化成了智慧，经验和阅历铸成了一条条生命的箴言，而特别适合处在人格形成阶段的青年读者阅读。又由于淡化了为特定国家塑造合格“国民”的论旨，日本以外的读者也会从中受益而不至于产生隔阂之感。书中也有几处拿西方人与东方人进行比较以说明日本人某些方面弱点的地方，但感觉不到以西方标准来裁断东方人那种“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式的论调，反而常常是把东西方的智者圣贤平等地视为现代普通人道德修养的智慧源泉。比如谈到“克己”，作者就强调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乃是克己的最高境界，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忍辱负重的耶稣能够克服自己喊出“我战胜了世界”，则是克己的最高典范。
　　在平凡中超越平凡、于日常中克服凡庸，这是《修养》作者为现代青年的人格塑造确立的基本目标，其是否道德和有修养的判断标准则是“常识”。因为，在作者看来，日常之中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多是平凡的，所以需要“靠常识来判断”，但这也是最难的。就是说，这个“常识”看似简单，比如中学教科书程度的为现代科学所证实的普通知识或者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最基本的善恶判断尺度等，但作为平凡的人能否持之以恒一生立志从善并落实到日常的一言一行上呢，这样说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了。更何况，讲普通人的“修养”，“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平时尽自己的职责时所需要的精神准备，并不是希望你一跃成为英雄豪杰，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彩。功名富贵不应该成为修养的目的。自省而果敢，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即使受到诽谤也会自得其乐，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怀着感激之情度过每一天”。可以说，新渡户稻造为现代普通人确立的“修养”目标是极平凡但也非常高远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人情物理和道德实践的经验。这与从形而上的理论层面或道德规范的制度层面确立社会道德的体系不同，是从形而下的个人角度来思考现代人的道德行为尺度。
　　我认为，为公民社会中每个普通人建立日常的道德行为尺度以提升其人格修养，这在当下尤为重要。自晚清以来，中国便一直处于社会道德和伦理体系的崩溃和重建过程之中，而重建历经波折有达到完善的程度，如今又遇到市场消费社会的来临和重商主义横行的冲击，道德失序和重建的任务十分艰难。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曾疾呼“吾人最后之觉醒”乃“伦理之觉醒”。就是说，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的变革必须以个人、家庭的伦理变革为前提。同样，社会道德制度的重建也需要以每个公民的个人人格修养的改造和提升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渡户稻造的《修养》不失为一本可读的书。
　　（《修养》，新渡户稻造著，王成、陈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二○○九年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