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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达了王羲之对魏晋时代病症的冷静思考，展现了在经历“人的自觉”之后，知识分子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思考。《兰亭集序》中反映的东晋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变化、精神的突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调和性，即以自我的意欲调和、持中儒道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历程。
关键词：《兰亭集序》;王羲之;生命意识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叙了东晋永和九年的一场修禊宴会的经历，也表达了王羲之对魏晋时代病症的冷静思考，展现了在经历“人的自觉”之后，知识分子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一、畅叙幽情
就魏晋时期的思想特点而言，易、老、庄之学代替了经学，知识分子突破了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了一种反常的魏晋风度。《兰亭集序》指出的“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则恰好对应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重要生活方式：任诞和清谈。
任诞即是指不拘形迹，自由放纵地生活。《晋书·范宣传》记载道：“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竟以裸裎为高。”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依旧存续。“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可见，魏晋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性足”的泥淖，将欲望认作性情。一时间欲望的满足，便觉得自得性情之真。这便曲解了庄子性真之旨，而落入了世俗与卑劣。
兰亭集会与西晋名士集会不同，不再有携妓东山、对弄侍妾、裸袒酣饮的“任诞”之举，更多的是体验自然之美、饮酒清谈之雅事。在崇山峻岭之间，茂林修竹之侧，引曲水以流觞，确乎是“足以畅叙幽情”之乐事。此处的关键在于“幽情”二字，“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故发挥人之性情可以抵道，“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东晋的知识分子“在内认识到了自我，在外认识到了自然”，并且认为人情源于天情，天情源于道情，故可以通过观察自然而认识自我，探究生命的意义。自然宁静而渊深，人情要契合自然之道，则自然亦当宁静而深情。那么，“幽情”与放荡不羁之情便不同，故此次集会不同于前文所指名士之聚会，兰亭集会的名士则更多地关注自然，以发现自然之深情。所以，前者任诞而躁动，后者深情而宁静。兰亭集会正是老庄人生理想诗意化的现实生活的一隅，从这一隅之中，足以窥视出东晋知识分子任性任情、不受拘束、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美中感受与领悟人生之道的审美情趣。
二、暂得于己
梁漱溟以为人生有三阶段：认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政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即以外物反观自我。在魏晋之时，政治败坏，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乎，魏晋的知识分子，譬如嵇康、阮籍，都极力从政治中抽身，试图回归到人生的第一阶段，将自我融入自然，以期抵抗当时虚伪之礼教或保命。西晋名士继承其放荡不羁之举止，而没有体味其无奈、悲怆之心境，故落于泥淖之中而不自知。东晋政治较为安定，王羲之等人又是士族门阀，政治上的倾向绝异于嵇康、阮籍。但其审美情趣则存续了嵇康“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放棹投竿，优游卒年”之审美境界，并将之付诸生活实践。故东晋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自然山水，王羲之尤甚。其在一封信中寫道：“顷有小差。欲极游目之娱，而吏卒守之，可叹耳。东阳花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诸人。”
嵇康、阮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归之于自然，是不得已而退;王羲之则是出于性情而归之于自然。两者皆是归于自然，而境遇截然不同。
王羲之欲“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之间，快然自足，了此一生。但是人世间的痛苦接踵而至，其书札之中，常谈及死亡之事，“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顿首。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奈何奈何！”“羲之顿首。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复如何！”这正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能不以之兴怀”。没有政治上的原因作为支撑，切心之痛让王羲之对“声无哀乐论”等玄学旨趣产生了怀疑，发出了“岂不痛哉”的真性呐喊。王羲之试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快然自足，然而视听之娱终归是短暂的，现实人生的痛苦最终打破了精神的幻想。如此，嵇康、阮籍是因为政治之不可为而退，王羲之则是由于现实之不可退避而进，最终都指向了现实的痛苦。
三、岂不痛哉
死亡是人世间共有之痛苦，在魏晋时代尤甚，瘟疫、战争、政治迫害都可以轻易夺人性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之状随处可见，“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于是，对死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了魏晋时代的典型音调。
面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人们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奋斗的态度;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解决，不去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三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常常讨论的辩题有“声无哀乐论”“才性四本论”，两者都指向第二种人生态度：人生中一切变化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境;一切才业都是后天的、遭遇的，而性情才是先天的、本身的。更有甚者，则直接否定了生死之区别，“一死生”“齐彭殇”。“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清醒而直截地批判了后者，而对前者未置可否。其文中也多提及“兴感之由”“临文嗟悼”“所以兴怀，其致一也”，都是指向情而非理。“不能喻之于怀”则直截而坦率地表明其只是认识到“一死生”之荒诞，但是不能清醒而理性地窥见自我人生观之不足，并且有所突破。故《兰亭集序》的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人生之痛苦的普遍与必然，以及快乐的短暂。“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但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与留恋。”
《兰亭集序》中反映的东晋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变化、精神的突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调和性，即以自我的意欲调和、持中儒道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历程。
关键词：《兰亭集序》;王羲之;生命意识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记叙了东晋永和九年的一场修禊宴会的经历，也表达了王羲之对魏晋时代病症的冷静思考，展现了在经历“人的自觉”之后，知识分子对生命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一、畅叙幽情
就魏晋时期的思想特点而言，易、老、庄之学代替了经学，知识分子突破了礼教的藩篱而形成了一种反常的魏晋风度。《兰亭集序》指出的“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则恰好对应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重要生活方式：任诞和清谈。
任诞即是指不拘形迹，自由放纵地生活。《晋书·范宣传》记载道：“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竟以裸裎为高。”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依旧存续。“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可见，魏晋的知识分子陷入了“性足”的泥淖，将欲望认作性情。一时间欲望的满足，便觉得自得性情之真。这便曲解了庄子性真之旨，而落入了世俗与卑劣。
兰亭集会与西晋名士集会不同，不再有携妓东山、对弄侍妾、裸袒酣饮的“任诞”之举，更多的是体验自然之美、饮酒清谈之雅事。在崇山峻岭之间，茂林修竹之侧，引曲水以流觞，确乎是“足以畅叙幽情”之乐事。此处的关键在于“幽情”二字，“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故发挥人之性情可以抵道，“圣也者，达于情而遂于命”。东晋的知识分子“在内认识到了自我，在外认识到了自然”，并且认为人情源于天情，天情源于道情，故可以通过观察自然而认识自我，探究生命的意义。自然宁静而渊深，人情要契合自然之道，则自然亦当宁静而深情。那么，“幽情”与放荡不羁之情便不同，故此次集会不同于前文所指名士之聚会，兰亭集会的名士则更多地关注自然，以发现自然之深情。所以，前者任诞而躁动，后者深情而宁静。兰亭集会正是老庄人生理想诗意化的现实生活的一隅，从这一隅之中，足以窥视出东晋知识分子任性任情、不受拘束、与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美中感受与领悟人生之道的审美情趣。
二、暂得于己
梁漱溟以为人生有三阶段：认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政治;人与自我内心的关系，即以外物反观自我。在魏晋之时，政治败坏，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乎，魏晋的知识分子，譬如嵇康、阮籍，都极力从政治中抽身，试图回归到人生的第一阶段，将自我融入自然，以期抵抗当时虚伪之礼教或保命。西晋名士继承其放荡不羁之举止，而没有体味其无奈、悲怆之心境，故落于泥淖之中而不自知。东晋政治较为安定，王羲之等人又是士族门阀，政治上的倾向绝异于嵇康、阮籍。但其审美情趣则存续了嵇康“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放棹投竿，优游卒年”之审美境界，并将之付诸生活实践。故东晋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自然山水，王羲之尤甚。其在一封信中寫道：“顷有小差。欲极游目之娱，而吏卒守之，可叹耳。东阳花果似小可，何日得卿诸人。”
嵇康、阮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归之于自然，是不得已而退;王羲之则是出于性情而归之于自然。两者皆是归于自然，而境遇截然不同。
王羲之欲“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俯仰之间，快然自足，了此一生。但是人世间的痛苦接踵而至，其书札之中，常谈及死亡之事，“十一月十八日羲之顿首。从弟子夭没，孙女不育，哀痛兼伤，不自胜。奈何奈何！”“羲之顿首。二孙女夭殇，悼痛切心。岂意一旬之中，二孙至此！伤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复如何！”这正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不能不以之兴怀”。没有政治上的原因作为支撑，切心之痛让王羲之对“声无哀乐论”等玄学旨趣产生了怀疑，发出了“岂不痛哉”的真性呐喊。王羲之试图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快然自足，然而视听之娱终归是短暂的，现实人生的痛苦最终打破了精神的幻想。如此，嵇康、阮籍是因为政治之不可为而退，王羲之则是由于现实之不可退避而进，最终都指向了现实的痛苦。
三、岂不痛哉
死亡是人世间共有之痛苦，在魏晋时代尤甚，瘟疫、战争、政治迫害都可以轻易夺人性命。“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烈之状随处可见，“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情况也屡屡发生。于是，对死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成为了魏晋时代的典型音调。
面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人们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是奋斗的态度;二是遇到问题不去解决，不去改造局面，而是就在这种境地上求自我的满足;三是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常常讨论的辩题有“声无哀乐论”“才性四本论”，两者都指向第二种人生态度：人生中一切变化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自己的心境;一切才业都是后天的、遭遇的，而性情才是先天的、本身的。更有甚者，则直接否定了生死之区别，“一死生”“齐彭殇”。“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王羲之清醒而直截地批判了后者，而对前者未置可否。其文中也多提及“兴感之由”“临文嗟悼”“所以兴怀，其致一也”，都是指向情而非理。“不能喻之于怀”则直截而坦率地表明其只是认识到“一死生”之荒诞，但是不能清醒而理性地窥见自我人生观之不足，并且有所突破。故《兰亭集序》的价值在于重新发现了人生之痛苦的普遍与必然，以及快乐的短暂。“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颓废、悲观、消极的，但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与留恋。”
《兰亭集序》中反映的东晋知识分子的人生观的变化、精神的突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调和性，即以自我的意欲调和、持中儒道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