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企业家最安全?

来源 :南风窗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evycha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有媒体爆出一则消息,让我大吃一惊。
  故事梗概大概是:一家沿海的电子企业去中部某省开公司,刚开始,大家把酒言欢,但“蜜月”结束之后,公司却被当地政府强行索要股权,负责人还被当地拘禁。此外,政府还抢夺公章,贱卖企业资产等等。
  但当地政府给出了另外一个说法:政府非但没有做以上这些事,反而一直在“帮企业”,这家企业目前已停产,自己经营出了问题。企业还在当地欠下银行、供应商等市场主体7亿多。
  我没有实地调查,只是列举了双方说法,以示平衡。但这件事,却让我想到了十几年记者经历的很多片段,且听我说完。
  在某经济发达城市,大企业A总是不给市政府“面子”。市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一个大型论坛,而论坛是当地最重要的“城市品牌”之一,因此希望A企业派出主要负责人参加,给当地“长长脸”。
  遗憾的是,企业A每年都只派一个经理参加,即“部门负责人”都舍不得派,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职位。但A 的另一家略弱的竞争对手B,则每年都派出二把手参加,非常重视。外界议论,A可真牛,不把市领导放在眼里。
  后来,A越发展越好,而B越来越差,当初旗鼓相当的企业,现在却几乎成为了两个档次。
  另一个片段是,一位颇有才华,“指导”过当地企业重组的官员曾私下对笔者说:一些民企是多面的,它们希望靠近政府,有土地,有政府担保的低息贷款。政府的盘算则是,企业带动经济,拉动GDP,创造税收。两方都有自己的盘算。
  但遗憾的是,两情相悦的故事总是难以持续,当企业遇到周期或外部原因出现经营问题。最后,企业怪政府,政府也怪企业,互相都认为对方是“骗子”。
  这位官员说,一家C企业的负责人看到企业不行了,想的不是让企业脱困,而是想“跑路”出国。
  这两个片段,后来我仔细进行了研究。我发现一个逻辑,即企业都是理性的,企业的发展模式决定了他和政府的距离。
  比方说企业A,它之所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在于它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地方政府,特別是在企业最重要的三点诉求—市场开发、土地和融资上。
  首先,A企业是一家外向型企业,海外销售比重大。而且,它的国内市场主要面向中央国企和普通消费者,地方政府做不了什么。此外,企业早已在全球设立研发中心,也没有大规模厂房和土地需求。
  最重要的是,A企业现金非常充裕,企业的“内部融资”也做得很好。此外,这家企业信用足够,和银行有长期关系,不需要地方政府的背书。中国的大银行都是中央国有,地方政府管不了。
  遗憾的是,在中国很多地方,A这样的优质企业是少数,多部分企业都希望和政府发生点“关系”。对企业来说,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着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是土地,一个是信用。土地好理解,信用也不难,即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银行低息贷款给企业。
  讲到这里,想必读者朋友已经明白,题目的答案所在: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最安全?简单来说,就是好企业最安全,它对地方政府没有诉求,可以不给地方政府“面子”。它自己创造现金,融资能力很强,并不依赖于国有银行的滚动贷款。
  此前,我曾有一篇文章说万达虽大,但依然有软肋。万达对国有银行系统的依赖太强,它的项目从国有银行的地方分行贷款,它的债券由国有金融机构持有(后来被抛售)。总之,它一直没有逃脱国有金融机构的“五指山”,而A企业因为自己创造现金和赚取利润的能力很强,所以信用极高,可以平等地和国有金融机构议价和博弈。
  所以,万达低调了,A企业现在高调了。A企业是谁?按照我给的标准去找,中国应该有不少。
其他文献
成都创业小镇,一批批怀着梦想的年青人走进创业大楼学习、寻梦、起航。  这几年,城市“人才争夺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由于二三线城市的加入,似乎整个中国都变得求才若渴,门槛越降越低,甚至有城市推出了“中专生零门槛落户”的政策。  仅从数字变化上看,这一城市面对人才的自我“反向拍卖”无疑是有效的。统计显示,2017年成都户籍人口增加了36.4万人,今年3月份,西安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迁入了8000人的户
9月9日结束的瑞典大选,似乎只是一个漫长旅程的序曲。反移民、反欧盟的民主党,得票率为17.6%—这是该党“史上最好成绩”,足以使对立阵营组建新政府变成“马拉松”。  17.6%,“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起大选前民调预测的25%,它还是低了不少;相较2014年大选,提高的4.7个百分点则是强劲的表现。  参照选举前炒得沸沸扬扬的“极右翼抬头”,瑞典选举的真实趋势是,主流政党持续衰落,小党派持续崛起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曾经描述过一个“洞穴隐喻”,特别有名,搞点哲学、文学的人应该都知道。我摘抄一下:  有一个洞穴,很大,一条长长的通道连接它和外面的世界,洞里只有很弱的光线照进来。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里,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的墙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囚徒中间有一条路和一堵墙。而在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还有些别的人,他们
“皇后大道西又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东转皇后大道中……”  有轨电车穿行在两旁的高楼中,与身边的双层巴士擦身而过,发出“叮叮叮”的声音。双层巴士好像一面会急速移动的墙那样,在拐弯处离人行道围栏不够30厘米,让人产生一种快要塌下来的感觉,却又灵活地往外一绕,继续前行。  行人往东西方向络绎不绝,高楼之间南北向的人流则同样迈着急匆匆的步伐,从南面的斜坡走向平坦靠海的北部。在这样一个脉络鲜明,节奏急速的港
衡水中学,在教育界、媒体圈、家长群体,甚至与它毫无关系的社会大众当中,都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有人热情仰慕,有人激烈批评,也有人面无表情。每年高考时节,它都会被提起。  然而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大多数的议论者,对它并没有直接、感性的认识,依据的多是二手信息,或者类似“高考誓师”这样有限的图片或画面。与其说是在争论一所学校,不如说是在表达各自的教育价值观。衡水中学仍然神秘,甚至未知。  明年6月,
“长春疫苗事件”正迅速得到处理。  据国务院调查组消息,7月27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春长生)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有重大进展,其违法违规生产事实已基本查清。  “为降低成本、提高狂犬病疫苗生产成功率,(长春长生)违反批准的生产工艺组织生产”,消息称,长春长生使用不同批次原液勾兑进行产品分装,对原液勾兑后进行二次浓缩和纯化处理,个别批次产品使用超过规定有效期的原液生产成品
人生有多少坎?如果按每隔十年计算的话,三十,对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坎?  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比年方三十的她们更精确地欣赏和批评自己。用她们的话说,作为自己的旁观者,她们拥有自我描述的能力。  年龄变化,被她们称为“阶段”,但三十岁是让人担心的阶段—有人以此迅速对她们作出某个可以预见的结局,而那些属于她们的烦恼和甜蜜,她们的逃跑和勇气,则会被以同样的速度遗忘。嫁给他  婚礼在中式大宴厅举
2017年被称为中国的新零售元年,就在这一年的年尾,市场上传出腾讯入股永辉超市“超级物种”的消息;而另一个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则早在2017年年中就把旗下的新零售实验“盒马鲜生”推到了台前。不管是“超级物种”还是“盒马鲜生”,新零售背后的关键都是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技术。  商界正轰轰烈烈地利用大数据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相较而言,政府对大数据的使用则显得有些冷清。其实,早在2015年,国务院就印发
《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  正值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张卓元、胡家勇、万军教授的新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四十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理论经历了从解放思想到观念更新、理论突破,再到改革创新的波浪式前进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市场机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理论
“工业是德国经济的瑰宝”,德国经济部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去年11月曾在国际场合这样评价工业在德国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十多年前,当某些西方传统工业国家欢呼进入“后工业时代”时,德国对工业的“忠实”还曾遭到某些美英政治人物的嘲笑。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寒意改变了这一切,对“后工业时代”的欢呼,变成了对“去工业化”幽灵的担忧。历史地看,作为工业现代化领域的“优等生”,德国任何一个“转身”都不同程度地对世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