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孙晋芳在武汉初次见到“大二学生”李娜时，这位22岁的武汉姑娘披着长发、面带笑容，“就是非常秀气、苗条的少女，像普通的大学生一样”。
　　当时，孙晋芳担任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网管中心”）主任才几个月。在基层调研中，孙晋芳找各地各级网球运动管理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摸底”。几乎所有人都提到李娜，并希望这位网管中心的新领导将她动员出来，继续职业生涯。
　　李娜6岁开始打球，17岁转为职业选手，当年就在双打比赛中七次夺冠，并入选国家队。2001年，李娜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拿下女单、女双、混双三个冠军。
　　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次年，已经成为“国内头号女单”的李娜，在当打之年选择退役，去华中科技大学读书。
　　“他们都对我说：李娜非常有天赋，又很年轻。”孙晋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说。孙晋芳几次到武汉，找李娜谈话，“可以说是三顾茅庐”。同年10月，李娜选择复出。
　　此后的十年时间里，李娜的职业生涯屡创新高，最高排名曾达到世界第二。如今，即便已退役超过五年，李娜依然是国际体育界的明星人物。2019年7月，她成为首位入驻国际网球名人堂的亚洲运动员。12月，《网球》杂志评选过去十年最佳网球运动员，李娜与莎拉波娃、小威廉姆斯等对手兼老友一起入围。

“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

　　在武汉初次见面时，孙晋芳和李娜一谈就是三个小时，这让当时的湖北省体育局领导颇感意外。他们此前曾找过李娜谈话，通常五分钟就结束了，双方很难沟通。
　　孙晋芳先和李娜聊大学生活，李娜显得很轻松。“她越轻松，我越觉得她内心其实没有放下网球。”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这位在李娜笔下“说话做事风风火火”的前辈运动员随后直接切入正题：“很多人都说你有天分，打球是你实现自己的手段，你为什么不为自己打呢？”
　　九年后，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写道：这是第一次有人告诉她，网球是可以为自己打的。
　　和许多运动员一样，网球并非李娜自主选择的道路。5岁那年，她被羽毛球运动员出身的父亲送到体校读书，但被认为肩膀太宽、手腕不够柔韧，不适合打羽毛球。后来，教练说服了李娜的父母，让他们相信李娜在网球项目上会有更好的机会。但在当时，网球在中国还是一项少有人知的运动项目。
　　“他们都同意我打网球，”李娜后来回忆道，“但没人问过我。”
　　上世纪80年代，网球经历了这项运动项目自诞生以来的一次最大变革。1988年，汉城奥运会在时隔64年后再次将网球纳入奥运会项目，并允许职业网球运动员参赛。这是网球职业化道路上的一次飞跃，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刚刚诞生的女子职业网球，也随之成为女子网球运动的主流。

　　李娜无疑已是中国体育的一个新的符号，和老女排、刘翔不同，李娜的成功更被看好，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尝试职业体育的一次胜利，经验应该得到借鉴。——摘自2011年6月13日总第519期《最幸运的叛逆》。2011年6月4日，29岁的中国女将李娜在巴黎的罗兰· 加洛斯体育场，历史性地斩获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本刊在6月13日推出封面故事《李娜：一飞冲天》。

　　有相关研究表明，如果网球教练员无法对运动员进行心理培养，将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成绩。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师吴阳曾在论文中提到，运动员心理产生波动容易导致肌肉紧张，神经系统对肌肉的控制失去精准性，而比赛中击球手感的微小偏差，就会导致击球失误。
　　2001年全运会期间，有主管领导违背此前的承诺，临时将她和男友姜山的组合拆散，称如果服从安排，全运会亚军也可以享受冠军待遇。“我想他们弄错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们要的不是待遇，而是尊重。”李娜在自传中写道。
　　次年，釜山亚运会备战期间，李娜身体有恙且不适合吃药，医生对领导坦言，“她的身体状况真的不理想。”一位领导的回应是：“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
　　李娜打电话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站在了女儿一边：“我们不打了，身体是一辈子的。”
　　釜山亚运会前夕，李娜打定了退役的主意。她没有和教练打招呼，直接把辞职信留在了宿舍里。
　　“体育界有许多内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运动员与教练、领队之间的纠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多年后，李娜在自傳中回忆起这些往事时依然不能释怀。 　　那届亚运会上，此前曾多次夺金的中国网球军团全军覆没，在全部七个小项都止步四强，跌入“历史最低谷”。

“我们是项目中心，不是行政机关”

　　正是在“釜山兵败”的背景下，孙晋芳走马上任网管中心主任。
　　“我到网管中心之后，觉得要扭转这里的思想问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我们是项目中心，不是行政机关。我们的方针政策一定要围绕运动员、教练员来做。”
　　早在2000年，网管中心就曾提出运动员不但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等国际、国内比赛，还要参加职业比赛。但事实上，中国网球和其他球类项目一样奉行“体校-地方队-国家队”的三级体制，高水平运动员需要代表所在省参加全运会，也要代表国家参加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即俗称的“三大赛”。
　　与其他球类项目不同，国际网球进行职业化发展之后，代表网球最高水平的比赛并非“三大赛”，而是由国际网联和国际女子职业网球协会、男子职业网球协会等职业联盟组织的公开赛和巡回赛，这些赛事也决定着运动员的国际排名。
　　如今身为成都体育学院党委书记的刘青曾撰文指出：“在国际网坛，一个职业运动员要想取得较好的世界排名，一年最少要保证参加25次左右的排名赛。”
　　但是，中国当时有约400名专业网球选手，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基本上都还是在传统的三级训练体制下培养出来的。
　　中国球员“走出去”的另一个现实障碍是经费限制。曾有统计，在2003年，如果一个球员在一个赛季要打25周比赛，差旅等费用需要10万美元，这已经超过了当时网管中心一年的经费。
　　长期不参与国际赛事，让中国球员在不知不觉间几乎“原地踏步”了十年。1991年李娜刚刚进入湖北省体校时，中国女子网球运动员的世界最高排名是155名。到2002年退役前，李娜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运动员，名次是135名。
　　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孙晋芳亲自去跟赞助商谈。“我们首先用网球队这个无形资产去和企业谈，拉来了一大笔资金。”
　　体制僵化和经费限制这两个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后，效果很快体现出来。仅2004年一年，中国就有将近1/5的运动员出国参加比赛。像彭帅、郑洁、李娜这样的中国最高水平选手，参加的国际赛事平均达到15个以上。她们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国外参赛，包括顶级的四大满贯赛事。
　　2004年8月，李婷/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收获了这届奥运会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块金牌。10月，刚刚复出的李娜就在广州公开赛夺冠，成为中国第一位WTA巡回赛冠军。2004年，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女子网球元年”。复出的李娜以及彭帅、郑洁三人，国际女子职业网联（WTA）单打排名先后进入前50名。
　　2006年，李娜的WTA单打排名已经跻身前25名。为了能进入前10名，她认为自己需要有管理职业生涯的自由，应该和国外的职业化选手一样，拥有自己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
　　2005年，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明确提出“以提高职业排名为前提”“以职业网球为手段，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遵循职业网球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全面展开。
　　正是从2005年开始，大量外籍教练被“请进来”。之后，为了尽可能满足李娜、郑洁等种子选手的需求，外籍教练还被分成四个小组，尽量做到“两三个外教围绕一个运动员团队”。这已经是当时网管中心承担的经费上限：每年需投入1000多万元。
　　球员奖金分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按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球员参加各种比赛所获得的奖金，“65%需要上交”，由国家体育总局、协会和省里分成，个人最终能拿到的只有35%。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种分配机制下，“运动员没成绩的时候满意，出成绩了就不满意”。
　　为了解决矛盾，孙晋芳首先主动让渡了网管中心和网球协会的奖金提成，又去耐心做各省市的工作，暂时放弃应得的10%。多次调整后，运动员的奖金分成提高到了65%。
　　“这一拨球员的个性张扬非常明显，跟我们那一代提倡无私奉献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光靠教育是没用的，管理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孙晋芳说。

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的“嫁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饱受伤病困扰、成绩一度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孙晋芳提出：奥运会结束后，如果不能自主参赛、做职业运动员，就退役。
　　那一年，李娜已经26岁。
　　几乎与此同时，彭帅也再度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更早之前，在2005年，彭帥就曾公开发声，要求在教练、奖金、训练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这是第一次有运动员正式向网管中心提出“单飞”请求。
　　但在孙晋芳看来，政策出台需要选对时机。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网管中心已经形成了职业化改革的方案。但是，北京奥运会在即，“这时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给李娜等人单飞的机会。”
　　当年年底，网管中心拿出了“单飞”方案，只有积分排名进入世界前50名的队员，才有单飞资格。选择“单飞”后，球员和网管中心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心规定什么比赛要代表国家出战等问题。而不单飞的球员，仍按照原有的举国体制训练和比赛、生活。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管理者，只能去找平衡点。
　　李娜、郑洁、彭帅、晏紫成为首批被允许“单飞”的中国职业女网球员，采用国际通行的网球运动员职业化模式：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 　　根据单飞协议要求，李娜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同时依然需要代表国家和所在省区参加全运会、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当这些赛事与运动员的个人安排产生冲突时，运动员依然要“以大局为重”。
　　对于方案“以大局为重”的要求，李娜2011年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坦言：“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网球管理部门花了很多钱让我参加比赛，为我做一切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必须回报他们。”
　　单飞后，职业化道路上的残酷一面也很快显现出来。
　　2009年赛季，李娜的总奖金已经超过60万美元，但她依然“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考虑到存款为零的情况。同一赛季，郑洁的奖金总收入为53万美元，晏紫则只有16万美元。
　　据一份2011年的統计数据，“单飞”后李娜团队每天基本开销为1万到1.5万元人民币，一年总支出在400万元左右。即使是国内顶尖运动员，“单飞”后也并非都能支付起高水平团队的花销。
　　此外，面对“单飞”之后运动员成绩出现的波动，国内对“单飞”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建议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渐高。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是基础”，其他手段只是补充。刘青则指出，“单飞”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过程中的“嫁接”，具有明显的定向性而缺乏普遍适应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目前网球运动员培养中职业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向，但就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网球协会可能仍然希望能够保持对运动员的控制力。这也是当前体制下管办分离不够彻底的一种体现。” 2012年，时任中国网球协会培训部副主任胡亚斌撰文分析道。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

　　2011年6月4日，法国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直落两盘，李娜战胜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来自亚洲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单打冠军就此诞生。
　　对于网球职业化改革以及“单飞”的质疑，几乎是瞬间烟消云散，李娜和她的团队成为“民族英雄”。
　　一些中国网球选手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李娜夺冠当天，全国观看法网女单决赛的总人数高达1.1601亿人次，央视体育频道全收视率高达2.75%，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
　　当时，郑钦文才8岁。她发现，之后再也没有人问她带着的球拍是不是吉他了。2019年打进美网青少年女单八强的郑钦文后来回忆说，“李娜赢了之后，很多孩子走上了网球场。她让他们有了网球梦——包括我。”
　　2012年到2014年，李娜的教练换成了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曾带出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网球运动员贾斯汀·海宁的教练，尽管举止温文尔雅，但他为李娜制定的训练方案被《纽约时报》评论为“无情”。刚开始试着适应卡洛斯的训练节奏时，李娜曾问姜山：“贾斯汀是如何与卡洛斯相处15年的？（训练了）三天后我都准备好去死了。”
　　除了训练节奏的变化和技术上的调整，卡洛斯还采取了新的心理疏导方案。

　　很多时候，改革之路不是不能走，而是怎么走。你脱离不了你的历史阶段……如果不尊重项目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改革就是无效的。

　　李娜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长时间让她在国内毁誉参半。“一旦感到不舒服，她砰的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孙晋芳坦言，李娜和媒体的关系一度紧张。
　　卡洛斯所做的心理疏导，是李娜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他迫使李娜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它们永远不会被抹去。但你必须承认，它们也帮助你成长为一个人，一个球员。”
　　李娜后来回忆，这个过程“像在伤口上撒盐”，很艰难也很痛苦，“但一旦我把事情说出来，卡洛斯就能帮我找到克服它的方法。他让我在精神上更加坚强。”之后，李娜不仅在场上变得更加稳定，场下也变得幽默起来，经常能用流利的英文和媒体开玩笑。
　　2014年1月，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李娜再度拿下大满贯赛事冠军，成就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个巅峰时刻。
　　而对于李娜本人而言，她的另一个收获是，终于感受到了网球运动的魅力。李娜自己表示，前面的十几年网球生涯里，她并没有体会到网球的乐趣。直到第二次退役前的几年，她对网球的感悟才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刻。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李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