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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吉博特·H.格罗夫纳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第一任全职总编,在其55年的编辑生涯中,为《国家地理》杂志确立了延续至今的基本定位以及“图片新闻主义”的办刊特色。本文通过梳理格罗夫纳的编辑人生和杂志的发展历程,剖析这位传奇编辑独特的编辑风格、办刊理念、经营思想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吉博特·H.格罗夫纳国家地理期刊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853(2010)06-0095-04
  
  1888年1月13日晚,美国华盛顿宇宙人俱乐部总部的圆桌旁举行了一场由33人组成的小型会议。与会成员有地理学者、探险家、机械师、科学家、教师、律师、摄影师、军官以及银行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热爱自然,热衷探险与研究。当晚,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成立了。同年10月,第一期《国家地理》杂志作为会刊出版,寄发给200位学会的创始会员。当时的创始人也许很难料想到,《国家地理》将会在数十年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传奇品牌,并且在120多年后的今天带着那标志性的黄色边框,每月为800万订阅者呈现精彩纷呈的地理世界。多年来,《国家地理》杂志成为无数家庭的收藏品,并被认为是高质量杂志和人文追求的象征。《国家地理》杂志的成功得益于一代代主编、员工、摄影师的精心耕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首任全职主编吉博特·H.格罗夫纳(GilbertH,Grosvenor)。这位被称为“图片新闻主义”之父的杰出编辑在作为《国家地理》掌门人的55年间,不仅亲自为杂志贡献了许多优质的图片与文章,还以创新的编辑理念彻底改变了杂志的风格与面貌,为许多延续至今的杂志风格打下了基础。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分析格罗夫纳的编辑哲学和办刊理念。
  
  1 更新杂志定位,坚持会员运营
  
  在问世之初,《国家地理》是一份学术性的科学杂志,读者群体限于少量有专业背景的地理研究人员。杂志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见一般学术杂志的特征:保守的暗棕色封面,全部由文字构成的内文,完全没有图片,仅登载学术文章和地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如《地质勘探的地理学方法》《圣经创世纪里的地理学分类》《1888年3月11日至14日的风暴》等。
  国家地理学会第一任主席哈伯德(GardinerGreeneHubbard)于1897年去世后,他的女婿——学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著名发明家贝尔(Alexander GrahamBell)接过主席的重任。此时,《国家地理》杂志仅有不到一千本的订阅者,并面临着财政运营危机。贝尔本人对于杂志发展有许多富有远见的思考,立刻决定用全职编辑代替杂志原有的由4位学会副主席兼任的义务编审团队。他写信给他的好友埃德温·A.格罗夫纳——杰出的东方学家、语言学家、作家和安默斯特学院历史系教授,表示愿意将这份工作提供给他的儿子。1899年4月1目,当贝尔带着23岁的吉博特·H.格罗夫纳来到学会简陋的总部——与美国林业协会合租的半个房间时,格罗夫纳看到的是空空的办公室,杂乱堆放的从报摊退回的旧杂志和一本显示着2000美元赤字的账簿。
  当时,人们都觉得年轻而缺少经验的格罗夫纳不可能实现贝尔对杂志寄予的雄心壮志,但事实证明,他正是理想的人选。丰富而多元化的成长经历造就了格罗夫纳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思维。杂志后来的对外事务总监威廉姆斯(Maynard OwenWilliams)回忆道:“他的眼睛关注着世界各地的景象,他的耳朵谙熟伊斯坦堡俚语,他的保姆是亚美尼亚人,库尔德零工在他家中打杂,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是他的同学……毫无疑问,地理对他来说就是一幅鲜活的生活图景”。
  格罗夫纳初上任便清晰地认识到,扩展杂志读者的关键在于“将杂志从报道冷硬地理知识的学刊,扭转成记载我们伟大的大千世界里诸多鲜活生动的人生百态的载体”。格罗夫纳的最早尝试之一就是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和简单明了的写作风格。他给了地理这个词最宽泛的定义:“地理包括国家与民族、人文、动物、花鸟虫鱼,它与历史、地理、科学、文学甚至语言学息息相关。”这种编辑思想彻底改变了《国家地理》的定位,大众化的转变使学会会员数量快速增加。今天,《国家地理》仍然延续着这种编辑思想,并不断延伸其触手,以综合性和多元性享誉期刊业。
  在大胆改革的同时,格罗夫纳也努力维持那些他认为极有价值的杂志特色。在杂志发展早期,学会对于杂志如何发展有许多不同见解,如有人提出应该更改杂志名称,把总部迁到纽约,使杂志能够在报亭零售和随意订阅等。格罗夫纳于1900年坚定地提出了他的预测:“杂志和会员制结合起来带来的吸引力比独立发行要强得多……订阅者们能同时得到两样好处:拿到一本好杂志并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会会员。杂志不是单单为自身而存在的,它将成为我们建立一个有着成千上万会员的学会的工具……。他是对的,随着杂志影响的扩大,会员制带来了忠诚的读者和良好的声誉,并使杂志能够掌握每一个会员的详尽资料。杂志的订户数量——也就是学会会员数量从1899年的1400人跃升至1914年的33.7万人,1920年,杂志发行量已达71.3万。
  
  2 打造图文并茂的办刊风格
  
  格罗夫纳于1900年成为贝尔的女婿并于1903年正式成为《国家地理》首任全职总编,他与贝尔构成了最佳搭档。贝尔提出一些宏大的构想,格罗夫纳则负责成功地执行。1900年5月,贝尔给格罗夫纳写信道:“想想那些你读过的插图小说吧,当枯燥的文字无法点燃你对文章的丝毫兴趣时,那些图片鲜活地展现了种种神奇的场景并大大刺激了阅读……我认为发展插图的要点在于:更多有感染力的图片——反映生命和行动,并能够成为我们文字故事的延伸。”当时,柯达胶卷已经广泛流行,在杂志上登载照片正合格罗夫纳的心意。当格罗夫纳准备进行改革时,这种想法却受到学会管理委员会的阻挠。他们认为图片化的作法会大大削弱《国家地理》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格罗夫纳为此据理力争。1904年12月的一个早晨,他向管理委员会陈述:“印刷厂正在紧急地向我们催要1月号剩下的11页样刊,但我就是没有合适的原稿。当我拆开桌上的一个厚信封时,我发现那是一个俄罗斯探险家给我寄来的50张首次揭露神秘之城拉萨的照片,它们是如此美丽非凡,而我决定要采用它们。”格罗夫纳把那期长达11页的专题命名为“达赖喇嘛的蜂巢宫殿”,并大胆使用跨页图片来叙述这个仅仅由标题和图片说明组成的故事。1905年1月,《国家地理》的西藏专题引起了巨大轰动,会员猛增至11000人,由此拉开了杂志走向视觉化传奇的序幕。
  格罗夫纳很快就发现,图片叙事专题成了杂志发行量大增的金钥匙,正如他所说的:“‘摄影’这个词在我听来就像音乐,就如商人听到现金的玎玲声一般。”他不断探索,努力使杂志成为顶尖摄影技术的引领者 和推动者。1906年,杂志刊登了14页使用夜间镁粉闪光技术拍摄的夜间动物照片,这对于读者来说简直是前所未见;1907年,杂志采用同色浓淡双色套印技术刊载的24页美洲印第安人照片再次引起轰动:1910年,长达24页的手工着色朝鲜照片引发了摄影界的着色革命:1911年,格罗夫纳又大胆出版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8英寸折叠全景照片。尽管当时彩色摄影技术还没有真正出现,格罗夫纳在1911年给委员会的报告中就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在过去十年,半色调灰度印刷已经获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但在下一个十年,色彩的运用将会同样非凡。”这个预言很快得到证实。1920年代到1930年代,《国家地理》的读者见证了一系列彩色照片的创举,不论是1926年的水下彩照,1929年的飞机摄影,还是1934年的高空摄影,无不在摄影史上留下了重要足迹。1930年代莱卡相机和柯达克罗姆胶卷(Kodachrome)的出现使杂志能够将遥远国度的实景送到读者家中。透过照片,《国家地理》能够传递更为强烈易读的信息,并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在翻开杂志的一瞬间产生共鸣。高质量照片的大量应用为杂志读者的迅速扩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国家地理》杂志已成为世界最顶尖的摄影作品集散地之一,并且在百年间记录了无数经典瞬间后,仍然在不断追寻着摄影技术的新突破。高质量摄影图片和图文并茂的办刊风格成为《国家地理》的标志。这些摄影图片大大增加了杂志的收藏价值,并为《国家地理》打上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3 建立分布全球的优秀摄影师团队
  
  在确立了以图片为灵魂的办刊风格后,格罗夫纳意识到高质量的摄影作品成为杂志最迫切的需求。在55年的编辑生涯中,他不仅身体力行地为杂志贡献了无数绝佳的摄影作品,还与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们成为了知音和挚友。他关爱和尊重摄影师的思想成为杂志延续至今的重要理念之一。
  格罗夫纳本人就是一名杰出的摄影爱好者和探险家。1913年,他曾与父亲一起踏上去俄国的旅程。那时,俄国仍是一片对旅行者来说鲜为人知的土地,格罗夫纳用4A折叠式柯达(4A Folding Kodak)胶卷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遥远世界,并通过这次考察建立了《国家地理》的摄影报告标准。1927年他又亲自赴摩洛哥和西班牙采稿。通过自身经历,他了解了摄影家为获得一张成功作品所需要付出的辛劳与汗水。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地理》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摄影家的支持,并且是世界各地摄影家的支持。
  1928年,格罗夫纳在给图片部主管菲舍尔(FranklinL.Fisher)的信中写道:“《国家地理》在30年前开始获得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采取了比其他杂志刊登更多更好图片的策略。在图片领域,我们一直处于前列而且我们必须继续领先下去……我的旅行经历使我意识到,如今我们为得到一张我们所渴望的照片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要比以前高得多……我们急需为摄影师们,尤其是彩色摄影师们提供更慷慨的支持。”他认为,杂志应该为摄影师们提供高质量的彩色胶卷,而“如果一个摄影师拥有能够拍出优秀照片的头脑、能力和热情,我们不应让他的装备出现在他自己的背上。我们应该为他节省力气,为他提供汽车和费用”。“当你细心严格地选择签约摄影师后,尽你所能地为他创造最舒适的工作条件”——格罗夫纳在工作中一直践行着这一指导思想。1928年,著名摄影师考泰勒蒙特(Gervais Courtellemont)65岁。格罗夫纳在他外出工作时派专人看护以保证他的最佳状态。在日本,格罗夫纳通过观察发现摄影师坂本(Kiyoshi Sakamoto)的家庭负担很重,而且胶卷供应也不足,于是他要求菲舍尔提高支付给摄影师的购买每张照片的费用。格罗夫纳对摄影师的工作从不吝啬赞美之词,他重视并尊重摄影事业。作为最早认识到摄影是一门艺术的人之一,他在给一位摄影师的信中写道:“摄影需要工程师的技术、优秀画家的艺术鉴赏力以及一个每日新闻摄影记者的新闻敏感。”格罗夫纳在每张照片下都会刊载摄影师的名字。
  正是这样的尊重和信任,使《国家地理》吸引了无数优秀的摄影家。他们不辞辛劳,行走于“世界屋脊”,探索非洲最不为人知的领域,甚至深入战场。他们带着装满摄影器材的大箱子,乘上开往世界各地的轮船,常常与骆驼和驴子为伍,或将帐篷当做暗房工作。他们以为《国家地理》采集照片而骄傲,他们也造就了《国家地理》的成功。威廉姆斯,《国家地理》后来的对外事务主管就是其中一员。1932年,他为了追寻马可·波罗古老的足迹,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穿越了从地中海到黄海间7370英里的高山和沙漠。这期名为《重访马可波罗之路》的专题成为《国家地理》历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
  正是格罗夫纳重视摄影师团队的思想,保证了顶尖摄影师的加盟,也造就了《国家地理》对摄影师高报酬、高要求的传统和其照片“千里挑一”的声誉。时至今日,世界各地的摄影师仍为能成为《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而骄傲,并视自己的作品被登上《国家地理》为至高的荣誉。
  
  4 无尽探索,坚守社会责任
  
  作为一本学会会刊,《国家地理》为国家地理学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会员和财政支持;而国家地理学会作为一个非盈利组织,又通过不断支持探险活动和科学研究提升了《国家地理》的品位和价值。
  格罗夫纳就任杂志主编后大力主张支持探险和科考活动,学会资助的多项探索都成为20世纪地理和自然研究的重要发现。1890年,协会第一次赞助美国探险队探勘圣伊利亚斯山地形,发现了加拿大境内的最高峰——5857米高的洛干峰。自此以后,赞助活动从未停止,并渐成规模。1905年,协会资助两位探险家到达北极;1912年至1915年间,协会协助美国历史学教授宾汉(Hiram Bingham)挖掘出失落的印加古城——马丘比丘;1916年,协会协助格里格斯(RobertF.Griggs)在阿拉斯加州的火山卡特麦山一带发现了著名的万烟谷。
  1920年,格罗夫纳就任国家地理学会主席,学会支持探险与科研的力度不断加大。1929年,学会赞助探险家伯德(RichardE.Byrd)首次飞越南极。1923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两次赞助洛克深入西藏高山荒野:1931至1932年间赞助学会工作人员威廉姆斯完成11800公里的横越亚洲探险之旅;1934年赞助华比和巴顿搭乘深海潜水箱创下908米的潜水深度记录;1935年赞助美国陆军航空团的两位军官搭乘热气球创下21718米高度的飞行纪录。学会支持的探险不仅次数多,而且历时长,如学会支持巴勒特(R0bertBartlett)进行的北极科考从1925年持续至1945年。
  正是这种不懈的探索,使国家地理学会在地理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了权威地位和良好声誉,这些探险中的新发现和新照片又为《国家地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杂志获得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内容竞争力。
  在杂志走向正轨的同时,格罗夫纳尽全力履行着一个编辑人、一个地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格罗夫纳一生致力于自然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他是组建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功臣之一,并于1915年从学会基金中抽款为美国红杉国家公园添加树木。1916年,格罗夫纳参与起草了美国国家公园组织法案,并用1916年4月整期的《国家地理》介绍国家公园及相关计划
  格罗夫纳认为,建立起保护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理念要从年轻一代抓起,所以他致力于资助和建立各种教育机构向学生和公众普及地理知识和环境保护理念。他将自己保护环境的理念融入每一期杂志的编辑工作中。这一系列的努力为国家地理学会建立了越来越积极、正面的公众形象,格罗夫纳本人也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敬。
  
  5 结语
  
  1954年,为《国家地理》奉献了55年的格罗夫纳退休,并成为国家地理学会的董事长直至1966年去世。他的儿子和孙子成为《国家地理》的第三任和第五任主编,并为杂志创造了新的传奇。格罗夫纳的一生给国家地理学会和《国家地理》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他的“图片新闻主义”更是影响了无数杂志的风格。他独特的经营思想,大胆的创新精神,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将永远值得编辑人学习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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