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由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卿希泰先生和詹石窗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道教通史》，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该书是中国道教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总结，是迄今为止部头最大、内容最全的一部道教通史。它的出版是21世紀道教研究领域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中国道教通史》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卿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查缺补漏、推陈出新，历时近10年修订而成的一部道教通史。全书共五卷，分五册独立出版发行。全书卷帙浩繁，洋洋洒洒，共计344余万字。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卿希泰先生对中国道教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的撰写，并于198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他又相继撰写了《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二卷、《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分别于1985年、199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而作为“六五”至“八五”的国家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道教史》四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8年4月、1992年7月、1993年10月、1995年12月先后出版。全书约200万字，共十四章。在结项专家的评审意见中，高度评价了《中国道教史》的学术贡献。他们认为：
　　《中国道教史》论著，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且在国际道教学术研究界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代表了当今我国道教学术研究所达到的水平。
　　由于这一版的《中国道教史》出版时间跨越7年，存在排版和装帧风格不一致等问题，加之，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初次探索性地撰写如此大规模的道教通史，难免有遗漏或编校方面的错误，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积极协助下，1996年四卷本的《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出版了。在“修订本”第1卷“修订版前言”中，卿希泰先生说：
　　本书的第一版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受到了各种好评，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不少报刊均发表了书评并荣获了国家及省的各项奖励。但是多卷本道教史的编写，毕竟还是一项探索性的工作；且因这门学科内容庞杂，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同时还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由于编写计划的不断扩展，在全书编完以后，我们即感到有个别内容需要前后作一些相应的协调；再加上从第一卷到最末一卷的出版过程较长，前后共达七年，因而各卷的装帧和纸张的颜色质量均不够统一，还有一些排印、校对方面的问题也需要改正。……为了精益求精，立即对本书从头到尾进行一次全面的修订和补充，重新再版。
　　在卿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和《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其最根本的方法。虽然在卿先生组织编写《中国道教史》之时，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的道教通史可资借鉴，对国外的道教学术研究又知之甚少。如何厘清跨越2500多年的道教起源、产生、发展历史，并辨别错综复杂的史料，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公允的评价，其所需耗费的人力、学力和财力可见一斑。因此，明确道教的产生时间，发展阶段的分期，史料的使用标准等对于通史的撰写显得尤为迫切。在《中国道教史》（修订本）中，卿先生将道教创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自张陵创教至魏晋南北朝为止是道教的“创建和改造时期”；隋唐至北宋是道教的“兴盛和发展时期”；南宋以后至明代中叶是道教的“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的时期”；明代中叶以后至中华人共和国成立之前是道教的“逐渐衰落时期”。这种时间划分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明清衰落论影响，但其跳出了按古代王朝更迭叙述道教发展历史的方式，按照史料中所反映的道教历史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对道教发展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无疑是具有重要时代进步意义的。同时，由于道教历来有“造作道书”的传统，如何甄别道经的价值，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对道教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理性地观察和判断在当时显得十分必要。

慎终如始，开拓新局

　　对《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的修订工作始于2010年。在工作开始后不久，卿先生就被确诊为肺癌，并进行了手术。在修订工作开展期间，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身体力行地主持工作，仔细审阅收到的每一份稿件。到了2015底，由于身体每况愈下，眼看还有大量的修订工作有待进行，他却有心无力。于是，他多次召集詹石窗教授到家中，探讨后续工作应如何开展，并将全书的后续修订工作安排和统稿重任交由詹石窗教授负责。在詹石窗教授的统筹安排下，2019年12月，历时将近10年的《中国道教通史》终于出版了，并荣获“人民出版社2019年度优秀学术著作奖”。
　　《中国道教通史》延续了“修订本”从道教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道教文化的现代价值，以及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谋篇布局的传统。《中国道教史》的编撰从一开始便肩负着发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使命，编撰者们都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国道教史》第4卷“后记”里，卿先生曾回忆说道：
　　记得当时宗教学学科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任继愈先生在全体大会上谈到为什么要把这个课题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时，曾慷慨激昂地说道：“道教本来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材料，让外国人去出成果，这是国家的耻辱，民族的耻辱，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编写出自己的道教史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任先生这段话对我们简直是如雷贯耳，听了以后非常激动，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接着在讨论会上，任先生和王明先生以及到会的全体代表，大家都一致推荐由我们研究所来承担这个课题的编写任务，并由我来牵头担任主编。我一方面感到这个任务太艰巨，恐自己水平不够，难以担当；另一方面，任先生的声音又在耳边震荡，使我产生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不好推却。 　　而从“修订版”的出版至《中国道教通史》的出版期间，道教研究者们对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从《中国道教史》“修订版”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主要从了解古代政治及历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古代文学艺术思想、科技思想等角度阐述研究道教歷史的意义。而在《中国道教通史》中，首先是从道教思想来源的多元性对保存我国古代思想的重要作用的角度；其次是从政治、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民俗和民间信仰等与道教的密切关系的角度；再次是从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的角度，阐述了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认识的深化是奠定在国内外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绝非泛泛而谈。可以说，如果说多卷本《中国道教史》的编撰是受到爱国主义情感的激发，那么《中国道教通史》的出版则是建立在编撰者对道教历史有了更加理性和清晰的认识基础上的。
　　《中国道教通史》在“修订本”的基础上，对道教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期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订。其主要包括五个阶段：东汉至南北朝是道教的创建与改造期，隋唐至北宋是道教的兴盛与发展期，南宋至明代中叶是道教的宗派纷争与融合变革期，明代中叶至民国是道教的两极分化期，1949年以来是道教的曲折复兴期。这样的划分方式，体现了以詹石窗教授为主编的中年一代学者吸收近年以来国内外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对道教历史分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如“修订本”中，南宋至明代中叶被认为是“宗派纷起和继续发展时期”，而《中国道教通史》编写之时对“继续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概括，也就是道派不断的“融合变革”。关于明代中叶至民国时期道教的发展情况，“修订本”认为是“逐渐衰落”。随着近年以来明清道教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大量清明时期的道经被发掘出来。因此《中国道教通史》作出了新的论断，认为虽然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和推崇，“这一时期的道教，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较而言，总体上趋于衰微，但并不意味着道教从此一蹶不振。实际上，在某些地域，某些道派和人物的活动依然十分活跃，道教在民间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域依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同时，《中国道教通史》还将新中国建立后的道教历史发展特征概括为“曲折复兴期”，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加宏观的把握。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道教的发展历史，道教研究学者的学术贡献，台港澳地区道教的发展情况，以及海外的道教学术研究情况，历来涉及一些学术争议。《中国道教通史》的编撰者们迎难而上，反复斟酌史料，实事求是地讲述截止到2013年中国道教和海外道教的发展、研究历史，站在了当代道教历史研究的前沿。比如陈耀庭先生撰写的“柳存仁的道教研究”，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柳存仁的生平，评判了他的功过，而且还言辞恳切地告诫学人：“生活在当今社会里，我们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怎样从事自己的事业，从柳存仁的过去和后来的曲折经历里，明白我们今天应该怎样为国家、为民族、为世界，也为自己去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做个踏实严谨、奋发上进的中国学人。”他这种以客观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方式叙述历史的方法，值得后辈学者认真学习。
　　《中国道教通史》不仅为我们清晰地展开了一幅跨越2500多年的道教起源、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画卷，而且将道教置于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探讨了道教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观念，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民俗和民间信仰，民族关系，以及对近当代中国的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它的出版不仅有益于推进当前的道教学术研究，而且有益于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