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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学风文风的根本性转变发生于明末清初，这几乎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之前，哪些人、哪些因素、以及如何参与这一转变等问题，则始终缺乏充分的论证。其间很多不为时下学人认知的历史因缘和逻辑关系仍有待于发覆。如嘉定学派，这个在明清闻名遐迩、产生过学术和文学巨人的学派，就从未进入过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视野，更遑论其影响和地位。
一
从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看，嘉定并不具备成为学术文化重镇的条件。南宋以前，嘉定属浙西路平江府昆山县，嘉定十年（1217），才析昆山东五乡并以练祁镇为治，以纪年为名，产生了一个嘉定县，属直隶省苏州府辖区。地理上，嘉定北带娄水，南襟吴淞，东抵大海，路非冲要，以市镇为通衢。土地并不肥美，除水产外，木棉是其特产。因此嘉定是三吴僻邑、小邑。由于嘉定单立历史较短，加之又不居于都会要冲，它自身的文化、习俗传统在明以前并无足观。也正因为它的僻塞、不够富足，养成了尚简朴、不事浮华、不追慕时尚、扎实稳健的民风。而这种民风一旦养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所谓“僻在海隅，风气完塞”{1}。直至民国十九年续修嘉定县志者仍然感慨：“邑无山川阻塞，风土与邻壤无甚差异，然闻之父老，自当湖陆清献（南宋嘉定县令）宰嘉后，习俗不变，是固有特殊之风尚矣。”{2}而这种执着的民风对承传张大自己地域的文化传统至关重要。
嘉定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能产生影响主流学术和文学的学派，则是在明代。明代的嘉定学术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以王彝为代表的发端期；二是嘉、隆间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形成期；三是以“嘉定四先生”为首的衍续期；四是以黄淳耀、侯氏兄弟为代表的事功期。
明初浙东承元季虞（虞集）、柳（柳贯）、黄（黄溍）、吴（吴莱）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③，而王彝则是代表嘉定的饱学硕儒。《明史·文苑传》云：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尝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卷一《嘉定四先生集序》也云：
吴自江左以来，号文献渊薮，其人文秀异甲天下。然其俗好要结附丽，以钓名而诡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吴之一隅也。其风俗独为近古，其人率崇尚经术，耻为浮薄，有先民之遗。当明之初，有王彝常宗者……会稽杨廉夫客吴，方以诗文雄霸东南，彝独作《文妖》一篇以诋之，可谓独立之士矣。{1}
统观嘉定学派的学术特点、学人品格，几乎都可从王彝身上找到源头。王彝师事王贞文。王祎，字子允，浙江义乌人，少游柳贯、黄溍之门。明初修《元史》，与宋濂为总裁。洪武五年（1372）奉命出使云南招谕，死节。王祎以文章名世，长于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说其“师黄溍，友宋濂，学有渊源。故其文淳朴宏肆，有宋人规范。”金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宋元之交人。长于经术，著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通鉴前编》及《仁山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谓其：“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故其言有物，终与空谈性命者异也”。王彝读书天台山期间师事孟梦恂，孟梦恂出于金履祥之门。在嘉定以后的学术演变中，经学是这个地域学人主要研治的对象。王士禛概括其治学风貌特地拈出“崇尚经术”。《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十六《人物志》小序云：“六经外无人材，五伦外无人品。嘉定崇经术，尚节义……要其导源经训，植根伦纪，其揆一也。”经史是古代学术的两个主要门类，犹如学术大厦的两根柱梁。先秦时期经史同一，后来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事实上治史者仍要贯通经学。因此从明代后期直到有清一代，贯穿了一个醒目的论题：六经皆史。王彝得其师祖经学之真传。又师事王祎，得王祎史家之笔法。《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十九《人物志·文学》王彝传中说其：“洪武初以布衣征修《元史》，史成，赐金币遣还。又荐入翰林，母老乞归。”此外，王彝还是明初的能文之士。同上《人物志》谓其“文抒所自得，不逐时好”。苏州知府魏观行乡饮酒礼，嘱王彝撰写碑文。疏通河道得佳砚，又嘱王彝撰颂，可见王彝在明初吴中地区的文名。他批评杨维桢为“文妖”，固然由文学观念差异使然，但从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文坛领袖的质疑和对时髦趋势的审视。
王彝为嘉定学子开创了一种文质彬彬、讲求本源、独立不迁的良好学风，可贵的是嘉定人将这种学风视为本邑传统，薪火相接，源源不绝。嘉靖、隆庆时期，嘉定学风经过明代近二百年文治的涵育，终于可以走向全国，以撮尔小邑的学术文学品格抗衡主流，其代表人物是归有光。此时思想学术领域继王守仁之后学派林立，讲学之风大盛。而学风大盛则难免泥沙俱下：不论是程朱，还是王学，玄言高论，与求实尚真的学术旨趣越来越远。文学上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潮，正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地展开，领袖人物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2}。而此时的归有光却“守其朴学，言称古昔，与其韦布弟子端拜洛诵，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滨，于是吴中有归氏之学”。③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二十《人物志·侨寓》谓其“湛深经术，尤精于《易》。古文神似马迁。赘安亭王氏，居世美堂。邑人多从之游，后之通经学古者，源皆出于有光”。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概括道：“先生钻研六经，含茹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元本。”{4}
“归氏之学”标志着迥异时俗的嘉定之学的形成，在嘉定学派的形成乃至发生影响的过程中，实在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一，在学术上，归有光承传嘉定的学术传统，本于经术，溯流探源、端绪井然，使其崇尚经术的学术传统不至于中断。而且在如何治经的方法问题上，归有光提出了返经汲古的主张。二，扩大了学术范围。归有光不仅经学深邃，还能通达世务，做到经世致用。他曾致力于对当世窳败腐烂学风的批判，并深刻指出，学风败坏的根源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思想理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把现实生活中困扰人们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中，表现出学以致用的学术思路。如他针对倭寇肆虐，写下了《御倭议》、《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专论抗倭事宜的文章。针对长期水利不修，河道不浚，造成三江淤塞的问题，走出书斋，实地调查。在《水利论》、《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论》、《淞江下三江图叙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中提出治河方案。据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载：“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归有光之后，嘉定学派的学术内涵中增加了致用求实的素质。为了证明此点，我们不妨节录《嘉定县志》几段以观其豹：
唐钦尧，字道虔。……事归有光。朝廷典章及兵农大政，无不究折。性倜傥，多大略。会海溢民饥，请发粟赈。同舍生李灼为势家所诬，安亭张烈妇为恶少所杀，并白其冤。嘉靖中应贡北上，闻倭警，还白大吏，请邳庐兵集，壮士助城守，贼薄城登陴，射之解围去。
潘士英，字茂仁，一字三江。年未壮，即弃诸生。师事归有光，得史学之传。以经济自负，论古今人物，山川厄塞，兵农战守，若身历其间；料当世事，多奇中。尝慨三吴水利不修，操小艇出没太湖、吴淞，著《水利论》尤切时务。
徐允禄，字汝廉。……遂于经史，口期艾。谈及古今节义军国大事，辩论蜂涌。
唐时升，字叔达，钦尧子。少孤，有异才，年未三十，谢举子业，读书汲古，志大而论高，尝以李德裕自期。……纵论天下事，凡兵农、钱谷，具言始终沿革，东西构兵万里，羽书旁午，逆料情形无不中。{1}
这里列举的仅是师事归有光的几个人，由此也不难看出所谓的“归氏之学”除了“崇尚经术”外，另有其特点。三，由于有了归有光，嘉定学派得以形成。一个派别的形成，除了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杰出的代表人物，而这个人物能够吸引凝聚众多学人形成一个彰显其独特性的群体。归有光虽是昆山人，但年轻时就入赘嘉定的安亭，在安亭讲学三十余年，可以说门生徒众遍嘉定。《嘉定县志》中所说“邑人士多从之游，后之通经学古者源皆出有光”不为虚言。钱谦益《张子石六十寿序》和《金尔宗诒翼堂诗草序》也说道：“余惟吴中人士轻心务华，文质无所根柢。嘉定之遗老宿儒，传习国初王常宗、近代归熙甫之旧学，怀文抱质，彬彬可观。”{2}“嘉定为吴下邑，僻处东海，其地多老师宿儒，出于归太仆之门，传习其绪论，其士大夫相与课《诗》《书》，敦名行，父兄之教诲，师友之提命，咸以（讠 叟）闻寡学、叛道背德为可耻。”③从归有光起，嘉定学派开始以地域群体的形式走向海内，并和当时的文学主流抗衡。归有光对文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义和古文两个方面。关于前者，放在后文论述。后者，归有光发扬王彝清醒独立、审慎思考的学人品格，以一荒江寂寞之滨的老举子与“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的王世贞抗衡，讥讽王世贞为“妄庸巨子”{4}，批评复古派文章为“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5}，“知美（目 宾）而不知（目 宾）之所以美”{6}。最终归有光以其“温润典雅，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7}之文折服了王世贞，他由衷地赞叹归文“风行水上，涣为文章”。不无遗憾地感慨：“余岂异趋，久而始伤。”{8}
归有光之后，嘉定学派进入万历、天启朝的衍续期。归有光逝于隆庆五年（1571），此后承续其学风和文风的是程嘉燧、李流芳、娄坚、唐时升，世称“嘉定四先生”。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偈庵、松圆，安徽休宁人，侨居嘉定几五十年之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叙其经历：“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程孟阳还善画山水，出入宋元诸家，自得神韵，与李流芳齐名。《嘉定县志》说他的山水画“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此外还善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9}
李流芳（1576—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祖籍安徽歙县，其祖父始徙嘉定。明代著名书画家。其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尝自言笔墨气韵间肖西湖山水云；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10}
娄坚（1553—1631），字子柔，一字歇庵。从归有光游，“融会师说，成一家言，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1}
唐时升（1550—1636），上文论述“归氏之学”时已有介绍。此外，“诗才雄健，古文师承归有光，含咀经史，盱衡时务，不为疏阔无当之言，与娄坚、李流芳为‘练川三老’”{2}。
我们说“四先生”时代为嘉定学派的衍续期，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四先生”既崇尚经史，通达世务，又擅长于文艺，表现出嘉定学派风雅多致的一面。它既是承平已久的产物，也是嘉定学风滋育的结果，可谓经学的推衍。从嘉定学派的演变看，“四先生”是“归氏之学”融入明清学风文风转变的过渡阶段。于此，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说道：“熙甫既没，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四君生于其乡，熟闻其师友绪论，相与服习而讨论之。……熙甫之流风遗书，久而弥著，则四君之力，不可诬也。”除了他们“相与服习讨论”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先生”在嘉定学风文风的传递中找到了最恰当最有能力的传人钱谦益。此点后文详论。
“四先生”多死于崇祯年间，嘉定学派面临着传人与战乱的考验。此期嘉定最突出的学者当属侯氏二瞻和黄淳耀。侯氏二瞻，即侯峒曾，字豫瞻。侯岐曾，字雍瞻。《嘉定县志》卷十七《忠节》对他们的生平记载颇详。侯峒曾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授南都武选主事，与徐石麒、陈洪谧号“南部三清”。清刚绝俗，喜奖掖后进，以文章道义著闻，清兵攻嘉定，与黄淳耀率乡兵守城二十余日，城破后自沉。侯岐曾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岁就与其兄峒曾、岷曾同补诸生，学使表其庐曰“江南三凤”。岐曾工文章，志在振兴古学，为文章名教宗者三十年。崇祯十五年（1642）中副榜。福王立，陈子龙荐其才，辞不就。峒曾殉难后，奉母居乡，枝梧家难。顺治四年（1647）与其婿保护逃亡中的陈子龙一起赴难。黄淳耀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二年（1645），嘉定城破，殉难。侯氏一门（侯氏二瞻有子六人，有“六龙”之目）和黄淳耀继承本地学风，发扬光大，但易代之乱，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实践了崇尚经术的事功。
明代270年，其间只有归有光与主流学风文风相抗衡，但也由于位卑名晚，昙花一现。此后，“四先生”显然不具备将嘉定学派挺到海内的条件和魄力，侯氏二瞻和黄淳耀或可有所作为，但在易代之际彰显的是这个地域悲壮的事功，也使嘉定学派的发展陷入困境。那么嘉定之学能否称“派”？把嘉定之学称为“派”，当不自笔者始，明清之际归庄《侯研德文集序》里就说“嘉定之文派，故宗太仆，而虞山钱宗伯则太仆之功臣也”。③已用“派”来称嘉定之学。
二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学派，只有走出自己的地域，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与主流学风文风融汇，才会促进地域文化的提升，但这需要机遇。万历时期，学术上王学与程朱交错，文学上复古与性灵交错，而“四先生”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然其师承议论，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出车合辙，则固相与共之”。{4}以自己的独特性特立于学界文坛。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历史的风会在偶然间发生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乡试，作为举子的钱谦益与李流芳定交，掀开了嘉定学派新的一页。程嘉燧的诗学得到了一次系统化、理论化升华的机会，归有光得到了一个真正能阐发其理论内涵的知音，嘉定学派也有了江河融入大海的历史因缘。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回忆这段交往：
为举子，偕李长蘅上公车，长蘅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语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5}
《张子石六十寿序》具体讲他与嘉定学人的交往：
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举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暨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1}
钱谦益与嘉定学人的交往，始于怦然心动，遂与程嘉燧耦耕结隐。他们在一起讨论诗法，影响了钱谦益诗学观念的转变。《初学集》卷四十五《耦耕堂记》叙述钱谦益和程嘉燧结隐的过程：
万历丁巳之夏，予有幽忧之疾，负疴拂水山居。孟阳从嘉定来，流连旬月，山翠湿衣，泉流聒枕，相与顾而乐之，遂有栖隐之约。……天启中，予遭钩党之祸，除名南还，途中为诗曰：“耦耕旧与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盖追思畴昔之约，而悔其践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牵挽，匹夫硁硁之节，不能自固。咎誉错互，构扇旁午，残生眇然，不绝如缕。然自此得以息机摧撞，长为山中之人。而孟阳不我遐弃，惠顾宿诺，移家相就。
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们有栖隐之约，天启四年（1624）程孟阳从江北远游回到徽州，次年夏至拂水。崇祯二年（1629）钱谦益阁讼一案了结，决意长居山中，建造耦耕堂。崇祯三年耦耕堂落成，程孟阳携琴书至拂水，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十年之间，他们晨夕游处，修鹿门、南村之乐，守岁度节，优游于山水之间，诗酒唱和，访禅悟道，疑义同析，佳文共赏。钱谦益为何如此礼遇山人词客的程嘉燧？除了程孟阳的高雅情趣和淡荡胸襟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程孟阳起码在三方面影响了钱谦益。其一，关于诗歌的本质。程孟阳认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把古代诗论中诗缘情和“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观点结合起来，在抒情这个内涵宽泛的命题中，强调诗歌对社会压迫的消解反抗，更加重视诗歌的社会性和个性。如果把程孟阳这一观点和当时盛行诗坛的复古派的真情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作一比较，其说比前者直接了当，一语中的；比后者又注意到了诗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程孟阳本人的诗，多“言其所欲言”，“欢愉惨悴，寥泬不平之思”{2}。而钱谦益崇祯年间申发的“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③的观点就是孟阳诗说的发挥。
其二，关于诗法。诗法是复古派讨论最多的话题。或从格调出发，或从技巧出发，究其实质，涉及到的是如何学古的问题。程孟阳认为，古人是要学的，但“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知古人之所以为诗，然后取古人之清词丽句，涵咏吟讽，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节之间，往往若与其人遇者，而后可以言诗”。{4}学习古人，不仅要学其诗，还要知其人；知其人，还要学其为人；然后才能领会古人诗的言、意、音、节。唐时升《程孟阳诗序》解释“言、意、音、节”的关系：“赴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为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叹而为诗；诗之工拙，才则为之；而抑扬开合，纡徐繁数，有自然之节。如金石相扣，丝竹迭奏，必适于节而后可以成乐。”所谓“不能已”之意就是“耗磨块垒”；所谓言者，以才运之；所谓音节，乃是自然之法度。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复古派的格调论及法度说。
其三，关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列朝诗集小传》评介孟阳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儗之谬”。《耦耕堂存稿》文卷上《程茂桓诗序》批评诗学时风：“盖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竟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抓住了复古派的“摹拟声调”和竟陵派的“僻涩蒙昧”，一针见血。程孟阳对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观点尤其不满，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贯通诗歌源流，析别明代之伪体。娄坚说孟阳读古人诗文“上自汉魏，下逮北宋诸作，靡不穷其所诣”。{5}此言不免溢美。《列朝诗集小传》说其以唐人为宗，下逮宋之苏轼，金元元好问、虞集，明朝之高启、袁凯、李东阳，没有提到汉魏。《有学集》卷三十九《复遵王书》回忆自己的学诗经历：
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州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相上下。
明确指出没能上溯到六朝以上。尽管如此，程孟阳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诗歌史论家。《列朝诗集小传》赞叹道：
老眼无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浸漶、丹粉凋残之后，为之抉擿其所由来，发明其所以合辙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阳好论古人之诗，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义，深而不凿，新而不巧，洗眉刮目，钩营致魄，若将亲炙古人而面得其指授，听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浃。快矣哉！古未有也。
明清两朝诗歌选家大有疏通其微旨，搜爬其妙义的高手，但鲜有像程孟阳这样立足于辨析源流、旨在打破复古派限隔时代的神话，揭示代有文学、文学代变的规律。知其文学所由来，即知文学之流变；知其所以合辙古人，即知文学不在于模拟，而在于创新和个性。
在明季的文坛，程孟阳的诗论确实高人一筹，但由于他位卑名低，影响的范围不过囿于嘉定后学。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订，崇祯时期柳如是曾两次游嘉定，与练川诸老往还唱和。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坛声望看，诸老绝非柳如是物色归宿的对象，切磋诗文之道应是这两次交游的主题。然而这时嘉定之学在外界的影响已是凭借了钱谦益的鼓荡。程孟阳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得到了钱谦益这个知音，使之“心眼一开”，认识到孟阳诗论对析剔明代诗歌流弊的意义，并以他的高才博学将程孟阳的理论发挥、推演、充实、完善，终于成为明清之际承先启后、总结拓新的代表诗论；还以文坛领袖的地位把程孟阳发端而由他完备的理论播之于海内。
三
钱谦益与嘉定学派的交游没有止于诗学，而是由此为契机，寻本探源，全面理解接受了嘉定学派的学术建设者和理论代表归有光，从而以“归氏之学”为理论基石，建立起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其《答杜苍略论文书》总结自己一生从学经历：“仆狂易愚鲁，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王、李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瞌睡于梦呓之中，不觉汗流浃背。”{1}《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又云：“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先路。”{2}“二三遗民老学”、“二三宿儒”指嘉定程嘉燧、李流芳等人，而“先辈”、“先生”则指归有光，可见嘉定学派特别是归有光在他学术思想、文学观念转变、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钱谦益在“归氏之学”的承传中，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整理归有光全集；2.阐发归有光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使之充实扩展，具有理论性、系统性；3.确立归有光的文学地位。归有光的集子曾有昆山刻本、常熟刻本、闽刻本，互有异同，其遗篇十之八九没有入编。钱谦益与归有光孙归文休、曾孙归庄搜访遗文，针疑别伪，考订字句，披沙拣金，务求完美。历时30年，终于完竣。
和整理编定《震川先生集》相较，更有学术和文学薪传意义的是钱谦益阐发、光大归有光的学术精神。批评宋明理学，是他们共同的课题。归有光常常折衷其间，时而偏朱，时而又袒王。钱谦益的批评则非常明确透彻。他在学风的历史演变中指出朱、王各自的负面影响，云：“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正、嘉以还，以勦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谬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③又云：“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而古学一变；自江门、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而古学再变，于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沦乱之以剽贼之辞章。举世胥变为俗学，而江河之流不可复返矣。”{4}又云：“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则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在宋代归于身心性命之学，遂分出道学一支，导致“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1}“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2}朱子是学风败坏之始，王学是学风败坏之大，他们先后乘坐“制科”这辆马车，把明代学风引到了极肤陋的境地。钱谦益断然否定了宋明理学高谈义理性命的治学方法，把归有光提出的论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推倒了宋明理学的治学方法，如何进行方法论的革命，钱谦益依然顺着归有光的思路推衍开去，把求真尚本的学术宗旨概括为“返经”。《新刻十三经注疏序》说：“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③《答徐巨源书》又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返经，就是抛弃理学对六经的曲解，还其本来面目。事实上，钱谦益“返经”的主张不仅仅指六经，它是涵盖所有学科的学术宗旨。《答徐巨源书》解释道：
吾之于经学，果能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否？吾之于史学，果能发凡起例，文直事核如迁、固否？吾之为文，果能文从字顺、规摹韩、柳，不偭规矩，不流剽贼否？吾之为诗，果能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否？虚中以茹之，克己以厉之，精心以择之，静气以养之。如所谓俗学之传染，与自是之症结，如镜净而像现，如波澄而水清。{4}
归有光的学术主张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而明晰的诠释和发挥，并使之具有了指导学风转变的理论色彩。此外，归有光提出、但尚未进一步论述的“通经学古”的主张也由钱谦益扩展为“经经纬史”、“通经汲古”的学术纲领。这一理论纲领构成了明末清初“虞山之学”的核心理论。
确立归有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是阐扬“归氏之学”的重要方面。钱谦益身为文坛领袖，对震川先生眼追手摹，言必称师，本身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嘉定四君集序》、《题归太仆文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又从归有光钻研六经，含茹洛、闽而追溯其本原的学养，抗衡巨子、排击俗学的功绩，“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的文章特点，论证归有光在散文发展史上承续唐宋古文传统的贡献，其地位可追配宋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其古文为明代第一。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钱谦益不无自负地说：“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文学史上薪火相传的一段内在逻辑。作为归有光的后人、归有光文集的整理者归庄对此最有体会。他从韩愈二百年后得到欧阳修而大显的历史因缘中感慨其曾祖，“一时虽压于异趋，而盛名著至于今”的幸运，充分肯定使归文为世所宗的功臣是虞山钱谦益{5}。
作为嘉定学派的薪火传递者，钱谦益有其有力的一面，也有其乏力的一面。他是一个文学家，承传时侧重于治学为文，落脚点放在了抨击复古派和竟陵派，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上，忽视了归有光“通达世务”的学术内容。再者，入清后钱谦益自身在节操上的污点也影响了他的理论在当时的传布和接受，也影响了后人对他在文化史上贡献的认识。由于这个环节的脱漏，又连带到归有光以及嘉定学派这个环节的遗失。遗漏是后人的疏失，而学术思想的自身演变则是客观不变的事实。比钱谦益小三十余岁且可弥补其不足的顾炎武又承担起发扬“归氏之学”一翼的重要角色。虽然顾炎武不像钱谦益那样言必称师，也没有叙述自己的学术渊源，但顾炎武与归有光同邑，又与归庄交好，还沐浴了清初归有光受尊崇的风气，接受其影响自是情理中的事情。经学上，顾炎武的思路、用语和归有光一脉相承，成前后呼应之势。《与友人论学书》云：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1}
顾炎武把圣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何谓“博学于文”？顾炎武说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日知录》“博学于文”条解释说：“自身至于国家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这一意思归有光早已言之，《山斋先生文集序》云：“余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2}何谓“行己有耻”？顾谓“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梁启超说是“做人的方法”③。而归有光本人不卑不亢，独立不迁的人格早已标示了做人的原则，让后生小子“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实则是对归有光治学方法论和修己做人的重新概括，并对归有光学以致用、躬行实践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归有光提出的“识治务知大体”的主张，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清初学人中顾炎武领会得最好。他一生治学范围极广，既有对制度文物和地理沿革的考察，又留心当世之故，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方法上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
嘉定学派对明清文风转变发生影响的还有制义一翼。明代归有光是制义名家，有着承先启后之功。于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论明代八股文道：
成化、弘治间无不极力推崇王鏊，鏊字守溪，谥文恪，世称王守溪，谓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称为时文正宗。……洎乎正德、嘉靖间，名手辈出，要以唐顺之、归有光为大家。荆川指事类情，曲折尽意；震川精理内蕴，灏气流转；皆深于经史，能以古文为时文者，时号归、唐。……思泉（胡友信）继归、唐而兴，其文雄深博大，卓然自立，世又变易前称，共推王、唐、归、胡。论明文推正、嘉为盛者此也。
“深于经史，以古文为时文”是归有光制义之文的神髓，不仅影响了嘉定地区举子的时文，也标示了清代时文的发展方向。此后，嘉定的制义名家当数黄淳耀。黄淳耀的制义之文入清前曾得到钱谦益的极力称赞，其《黄蕴生经义序》从黄淳耀的学术渊源、治学方法、学术修养、为文境界、做人道德诸方面左提右携，抽笋拔节，既言其人，又言其文；既言其“养其根”、“加其膏”，又言其“俟其实”、“希其光”{4}接着又有《黄蕴生制义序》，从制义文的演变充分肯定黄文扭转时风的作用。云其可“与王（王鏊）、瞿（瞿景纯）、熙甫（归有光），驰骋上下，不足道也。”又云“余向序蕴生之文，拟于唐之韩子。由熙甫之学进而之于韩，又进而之于六经，所谓不为俗变而能变俗者，不独制举义而已也。”{5}钱谦益的鼓吹或许还不够有力，入清后随着学风文风的变化，“以古文为时文”成了朝野对高品位制义的共识。清高宗登基当年就钦定四书文，其书卷首载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的谕旨，说“有明制义诸体皆备”，提到的大家有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此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如此评价：“（淳耀）湛深经术，刻意学古，所作科举之文，精深纯粹，一扫明季剽摹谲怪之习，而平日力敦古义，尤能以躬行实践为务，毅然不为荣利所挠。”黄淳耀的制义借助当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四库馆臣的影响力成为清代士子揣摩的典型。
入清后嘉定学派的学术实绩如何？这一点我们只要知道清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考据家钱大昕、王鸣盛都是嘉定人，就可以想见嘉定学派在清代进入了收获的季节。于此当另撰文论述。
【责任编辑郑慧霞】
一
从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看，嘉定并不具备成为学术文化重镇的条件。南宋以前，嘉定属浙西路平江府昆山县，嘉定十年（1217），才析昆山东五乡并以练祁镇为治，以纪年为名，产生了一个嘉定县，属直隶省苏州府辖区。地理上，嘉定北带娄水，南襟吴淞，东抵大海，路非冲要，以市镇为通衢。土地并不肥美，除水产外，木棉是其特产。因此嘉定是三吴僻邑、小邑。由于嘉定单立历史较短，加之又不居于都会要冲，它自身的文化、习俗传统在明以前并无足观。也正因为它的僻塞、不够富足，养成了尚简朴、不事浮华、不追慕时尚、扎实稳健的民风。而这种民风一旦养成，就有相当的稳定性。所谓“僻在海隅，风气完塞”{1}。直至民国十九年续修嘉定县志者仍然感慨：“邑无山川阻塞，风土与邻壤无甚差异，然闻之父老，自当湖陆清献（南宋嘉定县令）宰嘉后，习俗不变，是固有特殊之风尚矣。”{2}而这种执着的民风对承传张大自己地域的文化传统至关重要。
嘉定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并能产生影响主流学术和文学的学派，则是在明代。明代的嘉定学术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以王彝为代表的发端期；二是嘉、隆间以归有光为代表的形成期；三是以“嘉定四先生”为首的衍续期；四是以黄淳耀、侯氏兄弟为代表的事功期。
明初浙东承元季虞（虞集）、柳（柳贯）、黄（黄溍）、吴（吴莱）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③，而王彝则是代表嘉定的饱学硕儒。《明史·文苑传》云：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父为昆山教授，遂卜居嘉定。少孤贫，读书天台山中，师事王贞文，得兰溪金履祥之传，学有端绪。尝著论力诋杨维桢，目为“文妖”。
王士禛《蚕尾续文集》卷一《嘉定四先生集序》也云：
吴自江左以来，号文献渊薮，其人文秀异甲天下。然其俗好要结附丽，以钓名而诡遇，故特立之士亦寡。嘉定，吴之一隅也。其风俗独为近古，其人率崇尚经术，耻为浮薄，有先民之遗。当明之初，有王彝常宗者……会稽杨廉夫客吴，方以诗文雄霸东南，彝独作《文妖》一篇以诋之，可谓独立之士矣。{1}
统观嘉定学派的学术特点、学人品格，几乎都可从王彝身上找到源头。王彝师事王贞文。王祎，字子允，浙江义乌人，少游柳贯、黄溍之门。明初修《元史》，与宋濂为总裁。洪武五年（1372）奉命出使云南招谕，死节。王祎以文章名世，长于史。《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说其“师黄溍，友宋濂，学有渊源。故其文淳朴宏肆，有宋人规范。”金履祥，字吉父，号仁山，宋元之交人。长于经术，著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通鉴前编》及《仁山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五谓其：“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故其言有物，终与空谈性命者异也”。王彝读书天台山期间师事孟梦恂，孟梦恂出于金履祥之门。在嘉定以后的学术演变中，经学是这个地域学人主要研治的对象。王士禛概括其治学风貌特地拈出“崇尚经术”。《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十六《人物志》小序云：“六经外无人材，五伦外无人品。嘉定崇经术，尚节义……要其导源经训，植根伦纪，其揆一也。”经史是古代学术的两个主要门类，犹如学术大厦的两根柱梁。先秦时期经史同一，后来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事实上治史者仍要贯通经学。因此从明代后期直到有清一代，贯穿了一个醒目的论题：六经皆史。王彝得其师祖经学之真传。又师事王祎，得王祎史家之笔法。《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十九《人物志·文学》王彝传中说其：“洪武初以布衣征修《元史》，史成，赐金币遣还。又荐入翰林，母老乞归。”此外，王彝还是明初的能文之士。同上《人物志》谓其“文抒所自得，不逐时好”。苏州知府魏观行乡饮酒礼，嘱王彝撰写碑文。疏通河道得佳砚，又嘱王彝撰颂，可见王彝在明初吴中地区的文名。他批评杨维桢为“文妖”，固然由文学观念差异使然，但从另一方面则表现了对文坛领袖的质疑和对时髦趋势的审视。
王彝为嘉定学子开创了一种文质彬彬、讲求本源、独立不迁的良好学风，可贵的是嘉定人将这种学风视为本邑传统，薪火相接，源源不绝。嘉靖、隆庆时期，嘉定学风经过明代近二百年文治的涵育，终于可以走向全国，以撮尔小邑的学术文学品格抗衡主流，其代表人物是归有光。此时思想学术领域继王守仁之后学派林立，讲学之风大盛。而学风大盛则难免泥沙俱下：不论是程朱，还是王学，玄言高论，与求实尚真的学术旨趣越来越远。文学上前后七子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风潮，正此起彼伏，声势浩大地展开，领袖人物王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2}。而此时的归有光却“守其朴学，言称古昔，与其韦布弟子端拜洛诵，倡道于荒江寂寞之滨，于是吴中有归氏之学”。③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光绪重修嘉定县志》卷二十《人物志·侨寓》谓其“湛深经术，尤精于《易》。古文神似马迁。赘安亭王氏，居世美堂。邑人多从之游，后之通经学古者，源皆出于有光”。钱谦益《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概括道：“先生钻研六经，含茹洛、闽之学而追溯其元本。”{4}
“归氏之学”标志着迥异时俗的嘉定之学的形成，在嘉定学派的形成乃至发生影响的过程中，实在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环节。其意义至少有以下四点：一，在学术上，归有光承传嘉定的学术传统，本于经术，溯流探源、端绪井然，使其崇尚经术的学术传统不至于中断。而且在如何治经的方法问题上，归有光提出了返经汲古的主张。二，扩大了学术范围。归有光不仅经学深邃，还能通达世务，做到经世致用。他曾致力于对当世窳败腐烂学风的批判，并深刻指出，学风败坏的根源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思想理论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把现实生活中困扰人们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中，表现出学以致用的学术思路。如他针对倭寇肆虐，写下了《御倭议》、《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专论抗倭事宜的文章。针对长期水利不修，河道不浚，造成三江淤塞的问题，走出书斋，实地调查。在《水利论》、《水利后论》、《三江图叙论》、《淞江下三江图叙论》、《论三区赋役水利书》中提出治河方案。据丁元正《修复震川先生墓》记载：“其所著《三江》、《水利》等篇，南海海公用其言，全活江省生灵数十万。”归有光之后，嘉定学派的学术内涵中增加了致用求实的素质。为了证明此点，我们不妨节录《嘉定县志》几段以观其豹：
唐钦尧，字道虔。……事归有光。朝廷典章及兵农大政，无不究折。性倜傥，多大略。会海溢民饥，请发粟赈。同舍生李灼为势家所诬，安亭张烈妇为恶少所杀，并白其冤。嘉靖中应贡北上，闻倭警，还白大吏，请邳庐兵集，壮士助城守，贼薄城登陴，射之解围去。
潘士英，字茂仁，一字三江。年未壮，即弃诸生。师事归有光，得史学之传。以经济自负，论古今人物，山川厄塞，兵农战守，若身历其间；料当世事，多奇中。尝慨三吴水利不修，操小艇出没太湖、吴淞，著《水利论》尤切时务。
徐允禄，字汝廉。……遂于经史，口期艾。谈及古今节义军国大事，辩论蜂涌。
唐时升，字叔达，钦尧子。少孤，有异才，年未三十，谢举子业，读书汲古，志大而论高，尝以李德裕自期。……纵论天下事，凡兵农、钱谷，具言始终沿革，东西构兵万里，羽书旁午，逆料情形无不中。{1}
这里列举的仅是师事归有光的几个人，由此也不难看出所谓的“归氏之学”除了“崇尚经术”外，另有其特点。三，由于有了归有光，嘉定学派得以形成。一个派别的形成，除了它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因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杰出的代表人物，而这个人物能够吸引凝聚众多学人形成一个彰显其独特性的群体。归有光虽是昆山人，但年轻时就入赘嘉定的安亭，在安亭讲学三十余年，可以说门生徒众遍嘉定。《嘉定县志》中所说“邑人士多从之游，后之通经学古者源皆出有光”不为虚言。钱谦益《张子石六十寿序》和《金尔宗诒翼堂诗草序》也说道：“余惟吴中人士轻心务华，文质无所根柢。嘉定之遗老宿儒，传习国初王常宗、近代归熙甫之旧学，怀文抱质，彬彬可观。”{2}“嘉定为吴下邑，僻处东海，其地多老师宿儒，出于归太仆之门，传习其绪论，其士大夫相与课《诗》《书》，敦名行，父兄之教诲，师友之提命，咸以（讠 叟）闻寡学、叛道背德为可耻。”③从归有光起，嘉定学派开始以地域群体的形式走向海内，并和当时的文学主流抗衡。归有光对文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义和古文两个方面。关于前者，放在后文论述。后者，归有光发扬王彝清醒独立、审慎思考的学人品格，以一荒江寂寞之滨的老举子与“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的王世贞抗衡，讥讽王世贞为“妄庸巨子”{4}，批评复古派文章为“好剪纸染采之花，遂不知复有树上天生花”{5}，“知美（目 宾）而不知（目 宾）之所以美”{6}。最终归有光以其“温润典雅，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7}之文折服了王世贞，他由衷地赞叹归文“风行水上，涣为文章”。不无遗憾地感慨：“余岂异趋，久而始伤。”{8}
归有光之后，嘉定学派进入万历、天启朝的衍续期。归有光逝于隆庆五年（1571），此后承续其学风和文风的是程嘉燧、李流芳、娄坚、唐时升，世称“嘉定四先生”。程嘉燧（1565—1643），字孟阳，号偈庵、松圆，安徽休宁人，侨居嘉定几五十年之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松圆诗老程嘉燧》叙其经历：“少学制科不成，去。学击剑，又不成，乃折节读书。刻意为歌诗，三十而诗大就。”程孟阳还善画山水，出入宋元诸家，自得神韵，与李流芳齐名。《嘉定县志》说他的山水画“笔墨飞动”，“书法清劲拔俗，时复散朗生姿”。此外还善音律，“分刌合度，老师歌叟，一曲动人，灯残月落，必传其点拍而后已”。{9}
李流芳（1576—1629），字茂宰，一字长蘅，祖籍安徽歙县，其祖父始徙嘉定。明代著名书画家。其画“得董巨神髓，纵横酣适，自饶真趣，尝自言笔墨气韵间肖西湖山水云；书法奇伟，一扫寻丈结构，自极谨严；诗文雍容典雅，至性溢楮墨间”。{10}
娄坚（1553—1631），字子柔，一字歇庵。从归有光游，“融会师说，成一家言，和平安雅，能以真朴胜人。”。{1}
唐时升（1550—1636），上文论述“归氏之学”时已有介绍。此外，“诗才雄健，古文师承归有光，含咀经史，盱衡时务，不为疏阔无当之言，与娄坚、李流芳为‘练川三老’”{2}。
我们说“四先生”时代为嘉定学派的衍续期，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四先生”既崇尚经史，通达世务，又擅长于文艺，表现出嘉定学派风雅多致的一面。它既是承平已久的产物，也是嘉定学风滋育的结果，可谓经学的推衍。从嘉定学派的演变看，“四先生”是“归氏之学”融入明清学风文风转变的过渡阶段。于此，钱谦益《嘉定四君集序》说道：“熙甫既没，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犹能守其师说，讲诵于荒江寂寞之滨。四君生于其乡，熟闻其师友绪论，相与服习而讨论之。……熙甫之流风遗书，久而弥著，则四君之力，不可诬也。”除了他们“相与服习讨论”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先生”在嘉定学风文风的传递中找到了最恰当最有能力的传人钱谦益。此点后文详论。
“四先生”多死于崇祯年间，嘉定学派面临着传人与战乱的考验。此期嘉定最突出的学者当属侯氏二瞻和黄淳耀。侯氏二瞻，即侯峒曾，字豫瞻。侯岐曾，字雍瞻。《嘉定县志》卷十七《忠节》对他们的生平记载颇详。侯峒曾生于万历十九年（1591），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授南都武选主事，与徐石麒、陈洪谧号“南部三清”。清刚绝俗，喜奖掖后进，以文章道义著闻，清兵攻嘉定，与黄淳耀率乡兵守城二十余日，城破后自沉。侯岐曾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一岁就与其兄峒曾、岷曾同补诸生，学使表其庐曰“江南三凤”。岐曾工文章，志在振兴古学，为文章名教宗者三十年。崇祯十五年（1642）中副榜。福王立，陈子龙荐其才，辞不就。峒曾殉难后，奉母居乡，枝梧家难。顺治四年（1647）与其婿保护逃亡中的陈子龙一起赴难。黄淳耀生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顺治二年（1645），嘉定城破，殉难。侯氏一门（侯氏二瞻有子六人，有“六龙”之目）和黄淳耀继承本地学风，发扬光大，但易代之乱，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实践了崇尚经术的事功。
明代270年，其间只有归有光与主流学风文风相抗衡，但也由于位卑名晚，昙花一现。此后，“四先生”显然不具备将嘉定学派挺到海内的条件和魄力，侯氏二瞻和黄淳耀或可有所作为，但在易代之际彰显的是这个地域悲壮的事功，也使嘉定学派的发展陷入困境。那么嘉定之学能否称“派”？把嘉定之学称为“派”，当不自笔者始，明清之际归庄《侯研德文集序》里就说“嘉定之文派，故宗太仆，而虞山钱宗伯则太仆之功臣也”。③已用“派”来称嘉定之学。
二
历史早已证明，一个学派，只有走出自己的地域，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前提下与主流学风文风融汇，才会促进地域文化的提升，但这需要机遇。万历时期，学术上王学与程朱交错，文学上复古与性灵交错，而“四先生”之为诗文，“大放厥词，各自己出，不必尽规摹熙甫，然其师承议论，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出车合辙，则固相与共之”。{4}以自己的独特性特立于学界文坛。但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历史的风会在偶然间发生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乡试，作为举子的钱谦益与李流芳定交，掀开了嘉定学派新的一页。程嘉燧的诗学得到了一次系统化、理论化升华的机会，归有光得到了一个真正能阐发其理论内涵的知音，嘉定学派也有了江河融入大海的历史因缘。钱谦益《答山阴徐伯调书》回忆这段交往：
为举子，偕李长蘅上公车，长蘅见其所作，辄笑曰：“子他日当为李、王辈流。”仆骇曰：“李、王而外，尚有文章乎？”长蘅为言唐宋大家，与俗学迥别，而略指其所以然。仆为之心动，语未竟而散去。浮湛里居又数年，与练川诸宿素游，得闻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5}
《张子石六十寿序》具体讲他与嘉定学人的交往：
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举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暨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1}
钱谦益与嘉定学人的交往，始于怦然心动，遂与程嘉燧耦耕结隐。他们在一起讨论诗法，影响了钱谦益诗学观念的转变。《初学集》卷四十五《耦耕堂记》叙述钱谦益和程嘉燧结隐的过程：
万历丁巳之夏，予有幽忧之疾，负疴拂水山居。孟阳从嘉定来，流连旬月，山翠湿衣，泉流聒枕，相与顾而乐之，遂有栖隐之约。……天启中，予遭钩党之祸，除名南还，途中为诗曰：“耦耕旧与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盖追思畴昔之约，而悔其践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牵挽，匹夫硁硁之节，不能自固。咎誉错互，构扇旁午，残生眇然，不绝如缕。然自此得以息机摧撞，长为山中之人。而孟阳不我遐弃，惠顾宿诺，移家相就。
万历四十五年（1617）他们有栖隐之约，天启四年（1624）程孟阳从江北远游回到徽州，次年夏至拂水。崇祯二年（1629）钱谦益阁讼一案了结，决意长居山中，建造耦耕堂。崇祯三年耦耕堂落成，程孟阳携琴书至拂水，一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十年之间，他们晨夕游处，修鹿门、南村之乐，守岁度节，优游于山水之间，诗酒唱和，访禅悟道，疑义同析，佳文共赏。钱谦益为何如此礼遇山人词客的程嘉燧？除了程孟阳的高雅情趣和淡荡胸襟外，更为重要的是诗学。程孟阳起码在三方面影响了钱谦益。其一，关于诗歌的本质。程孟阳认为“诗主于陶冶性情，耗磨块垒。”把古代诗论中诗缘情和“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观点结合起来，在抒情这个内涵宽泛的命题中，强调诗歌对社会压迫的消解反抗，更加重视诗歌的社会性和个性。如果把程孟阳这一观点和当时盛行诗坛的复古派的真情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作一比较，其说比前者直接了当，一语中的；比后者又注意到了诗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程孟阳本人的诗，多“言其所欲言”，“欢愉惨悴，寥泬不平之思”{2}。而钱谦益崇祯年间申发的“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蓄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③的观点就是孟阳诗说的发挥。
其二，关于诗法。诗法是复古派讨论最多的话题。或从格调出发，或从技巧出发，究其实质，涉及到的是如何学古的问题。程孟阳认为，古人是要学的，但“学古人之诗，不当但学其诗。知古人之为人，而后其诗可得而学也。其志洁，其行芳，温柔而敦厚，色不淫而怨不乱，此古人之人，而古人之所以为诗也。知古人之所以为诗，然后取古人之清词丽句，涵咏吟讽，深思而自得之。久之于意、言、音、节之间，往往若与其人遇者，而后可以言诗”。{4}学习古人，不仅要学其诗，还要知其人；知其人，还要学其为人；然后才能领会古人诗的言、意、音、节。唐时升《程孟阳诗序》解释“言、意、音、节”的关系：“赴意之所不能已者，洋溢为文；文之所不能宣者，咏叹而为诗；诗之工拙，才则为之；而抑扬开合，纡徐繁数，有自然之节。如金石相扣，丝竹迭奏，必适于节而后可以成乐。”所谓“不能已”之意就是“耗磨块垒”；所谓言者，以才运之；所谓音节，乃是自然之法度。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复古派的格调论及法度说。
其三，关于前后七子和竟陵派。《列朝诗集小传》评介孟阳诗“以唐人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贼比儗之谬”。《耦耕堂存稿》文卷上《程茂桓诗序》批评诗学时风：“盖诗之学自何、李而变，务于模拟声调，所谓以矜气作之者也。自钟、谭而晦，竟于僻涩蒙昧，所谓以昏气出之者也。”抓住了复古派的“摹拟声调”和竟陵派的“僻涩蒙昧”，一针见血。程孟阳对前后七子“诗必盛唐”的观点尤其不满，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贯通诗歌源流，析别明代之伪体。娄坚说孟阳读古人诗文“上自汉魏，下逮北宋诸作，靡不穷其所诣”。{5}此言不免溢美。《列朝诗集小传》说其以唐人为宗，下逮宋之苏轼，金元元好问、虞集，明朝之高启、袁凯、李东阳，没有提到汉魏。《有学集》卷三十九《复遵王书》回忆自己的学诗经历：
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州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相上下。
明确指出没能上溯到六朝以上。尽管如此，程孟阳仍不失为一个优秀的诗歌史论家。《列朝诗集小传》赞叹道：
老眼无花，照见古人心髓。于汗青浸漶、丹粉凋残之后，为之抉擿其所由来，发明其所以合辙古人，而迥别于近代之俗学者，于是乎王、李之云雾尽扫，后生之心眼一开，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孟阳好论古人之诗，疏通其微言，搜爬其妙义，深而不凿，新而不巧，洗眉刮目，钩营致魄，若将亲炙古人而面得其指授，听之者心花怒生，背汗交浃。快矣哉！古未有也。
明清两朝诗歌选家大有疏通其微旨，搜爬其妙义的高手，但鲜有像程孟阳这样立足于辨析源流、旨在打破复古派限隔时代的神话，揭示代有文学、文学代变的规律。知其文学所由来，即知文学之流变；知其所以合辙古人，即知文学不在于模拟，而在于创新和个性。
在明季的文坛，程孟阳的诗论确实高人一筹，但由于他位卑名低，影响的范围不过囿于嘉定后学。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考订，崇祯时期柳如是曾两次游嘉定，与练川诸老往还唱和。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文坛声望看，诸老绝非柳如是物色归宿的对象，切磋诗文之道应是这两次交游的主题。然而这时嘉定之学在外界的影响已是凭借了钱谦益的鼓荡。程孟阳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得到了钱谦益这个知音，使之“心眼一开”，认识到孟阳诗论对析剔明代诗歌流弊的意义，并以他的高才博学将程孟阳的理论发挥、推演、充实、完善，终于成为明清之际承先启后、总结拓新的代表诗论；还以文坛领袖的地位把程孟阳发端而由他完备的理论播之于海内。
三
钱谦益与嘉定学派的交游没有止于诗学，而是由此为契机，寻本探源，全面理解接受了嘉定学派的学术建设者和理论代表归有光，从而以“归氏之学”为理论基石，建立起他自己的学术思想。其《答杜苍略论文书》总结自己一生从学经历：“仆狂易愚鲁，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王、李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从二三遗民老学，得闻先辈之绪论，与夫古人诗文之指意、学问之原本，乃始豁然悔悟，如推瞌睡于梦呓之中，不觉汗流浃背。”{1}《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又云：“余少壮汩没俗学，中年从嘉定二三宿儒游，邮传先生之讲论，幡然易辙，稍知向方，先生实导其先路。”{2}“二三遗民老学”、“二三宿儒”指嘉定程嘉燧、李流芳等人，而“先辈”、“先生”则指归有光，可见嘉定学派特别是归有光在他学术思想、文学观念转变、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钱谦益在“归氏之学”的承传中，主要从三方面着手：1.整理归有光全集；2.阐发归有光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使之充实扩展，具有理论性、系统性；3.确立归有光的文学地位。归有光的集子曾有昆山刻本、常熟刻本、闽刻本，互有异同，其遗篇十之八九没有入编。钱谦益与归有光孙归文休、曾孙归庄搜访遗文，针疑别伪，考订字句，披沙拣金，务求完美。历时30年，终于完竣。
和整理编定《震川先生集》相较，更有学术和文学薪传意义的是钱谦益阐发、光大归有光的学术精神。批评宋明理学，是他们共同的课题。归有光常常折衷其间，时而偏朱，时而又袒王。钱谦益的批评则非常明确透彻。他在学风的历史演变中指出朱、王各自的负面影响，云：“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正、嘉以还，以勦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谬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③又云：“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而古学一变；自江门、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而古学再变，于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沦乱之以剽贼之辞章。举世胥变为俗学，而江河之流不可复返矣。”{4}又云：“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离经而讲道，贤者高自标目，务胜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穷诘。则宋之诸儒扫除章句者，导其先路也。……儒林与道学分，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经学在宋代归于身心性命之学，遂分出道学一支，导致“经学之熄也，降而为经义；道学之偷也，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1}“经义之弊，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2}朱子是学风败坏之始，王学是学风败坏之大，他们先后乘坐“制科”这辆马车，把明代学风引到了极肤陋的境地。钱谦益断然否定了宋明理学高谈义理性命的治学方法，把归有光提出的论题进行了历史考察，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推倒了宋明理学的治学方法，如何进行方法论的革命，钱谦益依然顺着归有光的思路推衍开去，把求真尚本的学术宗旨概括为“返经”。《新刻十三经注疏序》说：“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③《答徐巨源书》又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返经，就是抛弃理学对六经的曲解，还其本来面目。事实上，钱谦益“返经”的主张不仅仅指六经，它是涵盖所有学科的学术宗旨。《答徐巨源书》解释道：
吾之于经学，果能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否？吾之于史学，果能发凡起例，文直事核如迁、固否？吾之为文，果能文从字顺、规摹韩、柳，不偭规矩，不流剽贼否？吾之为诗，果能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否？虚中以茹之，克己以厉之，精心以择之，静气以养之。如所谓俗学之传染，与自是之症结，如镜净而像现，如波澄而水清。{4}
归有光的学术主张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而明晰的诠释和发挥，并使之具有了指导学风转变的理论色彩。此外，归有光提出、但尚未进一步论述的“通经学古”的主张也由钱谦益扩展为“经经纬史”、“通经汲古”的学术纲领。这一理论纲领构成了明末清初“虞山之学”的核心理论。
确立归有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样是阐扬“归氏之学”的重要方面。钱谦益身为文坛领袖，对震川先生眼追手摹，言必称师，本身就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嘉定四君集序》、《题归太仆文集》、《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又从归有光钻研六经，含茹洛、闽而追溯其本原的学养，抗衡巨子、排击俗学的功绩，“以经经纬史为根柢、以文从字顺为体要”的文章特点，论证归有光在散文发展史上承续唐宋古文传统的贡献，其地位可追配宋之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其古文为明代第一。在《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中，钱谦益不无自负地说：“启、祯之交，海内望祀先生，如五纬在天，芒寒色正，其端亦自余发之。”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文学史上薪火相传的一段内在逻辑。作为归有光的后人、归有光文集的整理者归庄对此最有体会。他从韩愈二百年后得到欧阳修而大显的历史因缘中感慨其曾祖，“一时虽压于异趋，而盛名著至于今”的幸运，充分肯定使归文为世所宗的功臣是虞山钱谦益{5}。
作为嘉定学派的薪火传递者，钱谦益有其有力的一面，也有其乏力的一面。他是一个文学家，承传时侧重于治学为文，落脚点放在了抨击复古派和竟陵派，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上，忽视了归有光“通达世务”的学术内容。再者，入清后钱谦益自身在节操上的污点也影响了他的理论在当时的传布和接受，也影响了后人对他在文化史上贡献的认识。由于这个环节的脱漏，又连带到归有光以及嘉定学派这个环节的遗失。遗漏是后人的疏失，而学术思想的自身演变则是客观不变的事实。比钱谦益小三十余岁且可弥补其不足的顾炎武又承担起发扬“归氏之学”一翼的重要角色。虽然顾炎武不像钱谦益那样言必称师，也没有叙述自己的学术渊源，但顾炎武与归有光同邑，又与归庄交好，还沐浴了清初归有光受尊崇的风气，接受其影响自是情理中的事情。经学上，顾炎武的思路、用语和归有光一脉相承，成前后呼应之势。《与友人论学书》云：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1}
顾炎武把圣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何谓“博学于文”？顾炎武说是“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日知录》“博学于文”条解释说：“自身至于国家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这一意思归有光早已言之，《山斋先生文集序》云：“余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2}何谓“行己有耻”？顾谓“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梁启超说是“做人的方法”③。而归有光本人不卑不亢，独立不迁的人格早已标示了做人的原则，让后生小子“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实则是对归有光治学方法论和修己做人的重新概括，并对归有光学以致用、躬行实践的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归有光提出的“识治务知大体”的主张，无论是内容还是方法，清初学人中顾炎武领会得最好。他一生治学范围极广，既有对制度文物和地理沿革的考察，又留心当世之故，人情物理，淹贯会通；方法上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
嘉定学派对明清文风转变发生影响的还有制义一翼。明代归有光是制义名家，有着承先启后之功。于此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论明代八股文道：
成化、弘治间无不极力推崇王鏊，鏊字守溪，谥文恪，世称王守溪，谓前此风会未开，守溪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守溪无所不包……称为时文正宗。……洎乎正德、嘉靖间，名手辈出，要以唐顺之、归有光为大家。荆川指事类情，曲折尽意；震川精理内蕴，灏气流转；皆深于经史，能以古文为时文者，时号归、唐。……思泉（胡友信）继归、唐而兴，其文雄深博大，卓然自立，世又变易前称，共推王、唐、归、胡。论明文推正、嘉为盛者此也。
“深于经史，以古文为时文”是归有光制义之文的神髓，不仅影响了嘉定地区举子的时文，也标示了清代时文的发展方向。此后，嘉定的制义名家当数黄淳耀。黄淳耀的制义之文入清前曾得到钱谦益的极力称赞，其《黄蕴生经义序》从黄淳耀的学术渊源、治学方法、学术修养、为文境界、做人道德诸方面左提右携，抽笋拔节，既言其人，又言其文；既言其“养其根”、“加其膏”，又言其“俟其实”、“希其光”{4}接着又有《黄蕴生制义序》，从制义文的演变充分肯定黄文扭转时风的作用。云其可“与王（王鏊）、瞿（瞿景纯）、熙甫（归有光），驰骋上下，不足道也。”又云“余向序蕴生之文，拟于唐之韩子。由熙甫之学进而之于韩，又进而之于六经，所谓不为俗变而能变俗者，不独制举义而已也。”{5}钱谦益的鼓吹或许还不够有力，入清后随着学风文风的变化，“以古文为时文”成了朝野对高品位制义的共识。清高宗登基当年就钦定四书文，其书卷首载乾隆元年（1736）六月十六日的谕旨，说“有明制义诸体皆备”，提到的大家有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此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二如此评价：“（淳耀）湛深经术，刻意学古，所作科举之文，精深纯粹，一扫明季剽摹谲怪之习，而平日力敦古义，尤能以躬行实践为务，毅然不为荣利所挠。”黄淳耀的制义借助当世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四库馆臣的影响力成为清代士子揣摩的典型。
入清后嘉定学派的学术实绩如何？这一点我们只要知道清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考据家钱大昕、王鸣盛都是嘉定人，就可以想见嘉定学派在清代进入了收获的季节。于此当另撰文论述。
【责任编辑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