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前几周，历史系六四年入学的几个学生(“文革”当时的二年级朱耀庭、宋成有、赵朝洪)拿来他们年级同学所写的论文集，希望我给他们写一篇序文。翻阅之下，觉得他们虽然没有完成学业，三十年来，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是学问或事业方面，都各有成就，成绩斐然，可以说没有辜负北大对他们很短的两年培养。但当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红卫兵的文章时，我对他们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和折磨，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到六八年的下半年，炮兵营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
　　《毕竟是书生》出版以后，我重新阅读一遍，想法有些改变。首先，我从来服膺这样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万仞，无欲则刚。”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其次，“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们之间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上当受骗以后觉悟了，感到自己“毕竟是书生”；红卫兵们也许所受毒害较深，觉悟较晚。他们一旦觉悟，不是也会认为自己“毕竟是个毛孩子”吗？由此看来，我没有什么理由坚持对他们的行动采取不谅解的态度。想到这里，我又想起陈寅恪先生。“文革”灾难开始后，他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报上公开发表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后来，这位弟子在陈先生面前哭跪乞求原谅，陈先生只是说：“你走吧！”我以为陈先生这样做是对的。因为陈先生从来不信“神”，也从未上当受骗。他始终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与这个学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始终不能谅解。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时年八十六岁。自从帕金森病以后，一年之内又两次左右股骨头骨折，至今卧床。此文口授，阎步克同志执笔，附致感谢。九八年六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