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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巍，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科技知识在古代世界的传播并把世界连为一体的历程。喜爱“上穷碧落下黄泉”，品鉴各个文明在应对相似问题时展现出的智慧。
在科技史上，曾有很多人为科学事业献出生命，也有不少鼓励甚至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君主。不过，两种命运交叉，出身社会顶层又因科学活动丧生的情况就很罕见了。在并不遥远的10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泰国。这位国王对科学的尊崇甚至使其祖国得以在殖民时代可敬地保持独立。显然，我们不能因他的鲁莽而感到遗憾，而只能对他事必躬亲的精神表达佩服。这名国王就是被尊称为“泰国科技之父”的拉玛四世（Rama IV，1804-1868）。
修行生涯
拉玛四世名为蒙固，是拉玛二世的儿子，其母亲是一名陈姓华裔商人的女儿。作为嫡长子，他本应是王位第一继承人，且自幼以知识渊博著称。20岁时，他遵从泰国习俗，即青年男子应当出家一段时间，而削发为僧。不料，仅仅2个星期之后，拉玛二世就猝然去世。大部分贵族拥立年纪较长、更有内政外交经验的王妃之子，蒙固的大哥即位，也就是拉玛三世。认识到无力改变现实后，蒙固只好到全国各地行脚云游。面对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以及日益逼近的西方殖民主义，他在此期间绝非不问世事，而是积极思考，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
尽管身份很传统，蒙固并没有把自己的观念保守地束缚起来。1836年，他成为曼谷波稳尼威寺的首任方丈。在这里他开始向居住在附近的欧洲传教士和水手们学习西方知识，包括拉丁语、英语和天文学等。蒙固甚至准许传教士在寺庙里布道。总体上，他赞扬的是欧洲人达到的道德和学术成就，而并不认为皈依他们的信仰是一项明智的选择。如果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中国还仅有林则徐等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解西方的重要意义，而在1850年代中国史料里，就留下泰国国王“通佛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的记载，就能体会到作为统治阶层一员，蒙固的开明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
新政强国
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年近五旬的蒙固终于获得贵族们认可，继承王位成为拉玛四世。在此前27年僧人生活期间，他在职权范围内倡导的宗教改革，一方面让社会信仰的松弛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也竭力祛除了佛教活动中的民间迷信成分。执政之后，他进一步试图使这类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外交等重大事务提供支持。
在即位前，拉玛四世就知道清朝因全然排斥西方文明而在鸦片战争中完败。由于拉玛四世对西方已有一定了解甚至好感，他认为西方的影响会带来危险，但比起中国、安南等因抗拒招致炮火，前者危险要小得多。因此他在外籍顾问帮助下，寻求通过有限改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摆脱危机谈何容易。拉玛四世当改期间，西方两大豪强给泰国施加的压力更大了。西边有已经控制印度和缅甸的英国虎视眈眈，东边则是法国人蚕食而来。1863年，泰国传统的藩属国柬埔寨被迫接受法国的“保护”，这迫使拉玛四世思考，在东面的“鳄鱼”和西面的“鲸鱼”之间，犹如三明治夹心般的泰国，应当何去何从？列强侵入亚洲的脚步，能否绕过泰国呢？
对此，拉玛四世三管齐下。他“以空间换时间”，被迫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策略性地放弃对部分非核心领土的控制;同时试图小心翼翼地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左右逢源;在文化上，他期待借助推动科学研究，展示泰国是能够调和近代与传统、适应时代的国家，而绝非一个野蛮民族。
1868年，一次绝好的通过科学展示泰国拥抱近代文化决心的机会，似乎到来了。
暹罗国王的日食
这次机会就是1868年8月18日的日全食。当时，对太阳日珥、色球层和日冕的研究，是天文学的重要问题。它们究竟属于太阳，抑或仅是地球大气或月亮现象，此前仍处于争论中。这时恰逢摄影术和太阳光谱学的出现，天文学家急于把这2种“新武器”应用到太阳观测上。
日食常有，但對泰国如此“友善”的日食却不常有。这次日食前后月亮刚巧处于一个非常靠近地球的位置，使得遮住太阳的月影极为庞大。这使得西方各国天文学家都摩拳擦掌，对这次日食翘首以待。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学者分别准备在日食带最西侧的亚丁、印度，以及最东侧的苏拉威西等地展开观测。但天文学家最关注的焦点正处于泰国。在泰国湾一带，太阳将被完全遮盖长达6分50秒，人们能够比在印度多获得1分钟的观测时间。而且这个季节正处于印度洋季风带的雨季，在西边有山脉遮挡的陆地东缘选择观测点，具有最适宜的天气条件。这样，现今泰国班武里府的华高（Waghor）就成为最理想的观测地，那里东临大海，西边则是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山。
于是，曾经算出海王星轨道的巴黎天文台台长勒维耶，开始积极运作观测日食事宜。几经波折，他终于得到许可和预算支持，组织了包括3名年轻天文学家在内的科考队，前往泰国。而另一名与其关系疏远的天文学家让森，选择到印度观测。
法国科学家事先知道泰王拉玛四世爱好天文，但到达后，他们仍不无惊讶地发现，泰国人已经在那里建起一片临时宫殿。拉玛四世早已准备在这里接待受邀前来观看日食的王公贵族和外宾。当地低洼的地形，让各国人士都饱受蚊虫之苦，但对于法国人来说，至少不会出现此前传说中经常袭击村民的猛虎了。
事实上，至少在日食之前2年，拉玛四世就开始精心筹划利用这次日食大展宏图。他利用从传教士那里学到的西方天文学知识，计算出了日食的发生时间和观测地点。他得到的日食时间比法国人还要精确2分钟。
尽管占星者声称，国王会因亲自观测日食而导致灾难。但准确预测日食，而不是听凭占星者摆布，被认为是宣扬近代科学与理性的好选择，因此拉玛四世在不祥预言下，仍坚持在低洼处建设观测行宫。
法国科考队并不“孤单”，他们发现国王出于平衡的目的，还邀请了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前来观测。拉玛四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当时泰国湾麇集着英国军舰及其他船只，这让前来科考的法国人声势相形见绌。
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配合下，日食观测取得了圆满成功。由于拉玛四世精确的预测，以及对国外科学家的盛情接待，此次日食被称为“暹罗国王的日食”，它可以称得上是落后地区为取得多重目的，而对现代科学的一次典范性运用。华高后来还建有拉玛四世观测活动的纪念馆。不过在科学史上，除拉玛四世外，因这次日食而享有盛名的，并非前往泰国的法国观测者，而是从印度归来的让森。他在太阳光谱中观察到一根陌生的谱线，这最终导致了氦元素的发现。
然而，不知为何却如占卜者所言，这为国王个人命运带来一场悲剧。肆虐的蚊虫不但让10余名法国科考队员高烧不退，迫使他们迅速回国，而且还让国王父子都染上疟疾。1个多月后，拉玛四世与世长辞，而年轻的皇子最终康复，成为新的国王拉玛五世。
日食观测的最终赢家，属于这个国家。拉玛四世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精神却影响深远。拉玛五世全面继承了他对内改革宽容、对外融人世界的政策，甚至模仿父亲，邀请英国学者到泰国观测了1875年日全食。在拉玛四世父子努力下，泰国安然度过19世纪，成为近代史上东亚除中国、日本外唯一一个保持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对科学善加运用，正是他们获取世人尊敬的重要途径。
在科技史上，曾有很多人为科学事业献出生命，也有不少鼓励甚至业余从事学术研究的君主。不过，两种命运交叉，出身社会顶层又因科学活动丧生的情况就很罕见了。在并不遥远的10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的近邻——泰国。这位国王对科学的尊崇甚至使其祖国得以在殖民时代可敬地保持独立。显然，我们不能因他的鲁莽而感到遗憾，而只能对他事必躬亲的精神表达佩服。这名国王就是被尊称为“泰国科技之父”的拉玛四世（Rama IV，1804-1868）。
修行生涯
拉玛四世名为蒙固，是拉玛二世的儿子，其母亲是一名陈姓华裔商人的女儿。作为嫡长子，他本应是王位第一继承人，且自幼以知识渊博著称。20岁时，他遵从泰国习俗，即青年男子应当出家一段时间，而削发为僧。不料，仅仅2个星期之后，拉玛二世就猝然去世。大部分贵族拥立年纪较长、更有内政外交经验的王妃之子，蒙固的大哥即位，也就是拉玛三世。认识到无力改变现实后，蒙固只好到全国各地行脚云游。面对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以及日益逼近的西方殖民主义，他在此期间绝非不问世事，而是积极思考，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出路。
尽管身份很传统，蒙固并没有把自己的观念保守地束缚起来。1836年，他成为曼谷波稳尼威寺的首任方丈。在这里他开始向居住在附近的欧洲传教士和水手们学习西方知识，包括拉丁语、英语和天文学等。蒙固甚至准许传教士在寺庙里布道。总体上，他赞扬的是欧洲人达到的道德和学术成就，而并不认为皈依他们的信仰是一项明智的选择。如果我们看到，在同一时间，中国还仅有林则徐等少数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解西方的重要意义，而在1850年代中国史料里，就留下泰国国王“通佛书，善英语，用欧人改制度，行新政，国治日隆”的记载，就能体会到作为统治阶层一员，蒙固的开明态度是多么难能可贵。
新政强国
1851年，拉玛三世去世，年近五旬的蒙固终于获得贵族们认可，继承王位成为拉玛四世。在此前27年僧人生活期间，他在职权范围内倡导的宗教改革，一方面让社会信仰的松弛面貌焕然一新，另一方面也竭力祛除了佛教活动中的民间迷信成分。执政之后，他进一步试图使这类精神文明建设能够为外交等重大事务提供支持。
在即位前，拉玛四世就知道清朝因全然排斥西方文明而在鸦片战争中完败。由于拉玛四世对西方已有一定了解甚至好感，他认为西方的影响会带来危险，但比起中国、安南等因抗拒招致炮火，前者危险要小得多。因此他在外籍顾问帮助下，寻求通过有限改革的方式实现国家的近代化。
摆脱危机谈何容易。拉玛四世当改期间，西方两大豪强给泰国施加的压力更大了。西边有已经控制印度和缅甸的英国虎视眈眈，东边则是法国人蚕食而来。1863年，泰国传统的藩属国柬埔寨被迫接受法国的“保护”，这迫使拉玛四世思考，在东面的“鳄鱼”和西面的“鲸鱼”之间，犹如三明治夹心般的泰国，应当何去何从？列强侵入亚洲的脚步，能否绕过泰国呢？
对此，拉玛四世三管齐下。他“以空间换时间”，被迫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策略性地放弃对部分非核心领土的控制;同时试图小心翼翼地在大国之间取得平衡，左右逢源;在文化上，他期待借助推动科学研究，展示泰国是能够调和近代与传统、适应时代的国家，而绝非一个野蛮民族。
1868年，一次绝好的通过科学展示泰国拥抱近代文化决心的机会，似乎到来了。
暹罗国王的日食
这次机会就是1868年8月18日的日全食。当时，对太阳日珥、色球层和日冕的研究，是天文学的重要问题。它们究竟属于太阳，抑或仅是地球大气或月亮现象，此前仍处于争论中。这时恰逢摄影术和太阳光谱学的出现，天文学家急于把这2种“新武器”应用到太阳观测上。
日食常有，但對泰国如此“友善”的日食却不常有。这次日食前后月亮刚巧处于一个非常靠近地球的位置，使得遮住太阳的月影极为庞大。这使得西方各国天文学家都摩拳擦掌，对这次日食翘首以待。英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学者分别准备在日食带最西侧的亚丁、印度，以及最东侧的苏拉威西等地展开观测。但天文学家最关注的焦点正处于泰国。在泰国湾一带，太阳将被完全遮盖长达6分50秒，人们能够比在印度多获得1分钟的观测时间。而且这个季节正处于印度洋季风带的雨季，在西边有山脉遮挡的陆地东缘选择观测点，具有最适宜的天气条件。这样，现今泰国班武里府的华高（Waghor）就成为最理想的观测地，那里东临大海，西边则是海拔千米左右的高山。
于是，曾经算出海王星轨道的巴黎天文台台长勒维耶，开始积极运作观测日食事宜。几经波折，他终于得到许可和预算支持，组织了包括3名年轻天文学家在内的科考队，前往泰国。而另一名与其关系疏远的天文学家让森，选择到印度观测。
法国科学家事先知道泰王拉玛四世爱好天文，但到达后，他们仍不无惊讶地发现，泰国人已经在那里建起一片临时宫殿。拉玛四世早已准备在这里接待受邀前来观看日食的王公贵族和外宾。当地低洼的地形，让各国人士都饱受蚊虫之苦，但对于法国人来说，至少不会出现此前传说中经常袭击村民的猛虎了。
事实上，至少在日食之前2年，拉玛四世就开始精心筹划利用这次日食大展宏图。他利用从传教士那里学到的西方天文学知识，计算出了日食的发生时间和观测地点。他得到的日食时间比法国人还要精确2分钟。
尽管占星者声称，国王会因亲自观测日食而导致灾难。但准确预测日食，而不是听凭占星者摆布，被认为是宣扬近代科学与理性的好选择，因此拉玛四世在不祥预言下，仍坚持在低洼处建设观测行宫。
法国科考队并不“孤单”，他们发现国王出于平衡的目的，还邀请了英国驻新加坡总督前来观测。拉玛四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当时泰国湾麇集着英国军舰及其他船只，这让前来科考的法国人声势相形见绌。
在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配合下，日食观测取得了圆满成功。由于拉玛四世精确的预测，以及对国外科学家的盛情接待，此次日食被称为“暹罗国王的日食”，它可以称得上是落后地区为取得多重目的，而对现代科学的一次典范性运用。华高后来还建有拉玛四世观测活动的纪念馆。不过在科学史上，除拉玛四世外，因这次日食而享有盛名的，并非前往泰国的法国观测者，而是从印度归来的让森。他在太阳光谱中观察到一根陌生的谱线，这最终导致了氦元素的发现。
然而，不知为何却如占卜者所言，这为国王个人命运带来一场悲剧。肆虐的蚊虫不但让10余名法国科考队员高烧不退，迫使他们迅速回国，而且还让国王父子都染上疟疾。1个多月后，拉玛四世与世长辞，而年轻的皇子最终康复，成为新的国王拉玛五世。
日食观测的最终赢家，属于这个国家。拉玛四世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精神却影响深远。拉玛五世全面继承了他对内改革宽容、对外融人世界的政策，甚至模仿父亲，邀请英国学者到泰国观测了1875年日全食。在拉玛四世父子努力下，泰国安然度过19世纪，成为近代史上东亚除中国、日本外唯一一个保持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对科学善加运用，正是他们获取世人尊敬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