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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预言，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领导干部会存在“本领恐慌”。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提升干部们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成为党的建设一项突出课题。毛泽东1958年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不下10条谈到学习，中心意思是反对不懂装懂、业务稀松的“空头政治家”。他说，“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掌握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承受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五本，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但不要太多。
胜利在即强调读马列，不是平白无故的。当时，确有一些干部认为，“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个话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1948年12月在马列学院讲话中表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这个回答表明，此时强调读马列，是为适应“管理全中国”这个更为“艰难”的新形势。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画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日程。据当时担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回忆，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胡乔木当时写的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上加写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自然不是随便选择的。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主要阐述如何革命的问题。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学习这些内容，显然是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准备。他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中央领导层强调学习的首选。刘少奇1949年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1950年2月访问苏联回国时发表临别演说，讲自己看见了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这“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953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他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将12本“干部必读”中的《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当时还规定，中高级干部要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
过渡时期与两本苏联经济书
1952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说来得很及时，是因为，就在斯大林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性质已经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
中国若要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件大事，毛泽东很谨慎。这年10月，他委托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介绍了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现状，说明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党内“若干同志”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斯大林看信后，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表示：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个表态，无疑是理论上的支持。恰好，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发表，毛泽东立刻找来读了，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圈，表示已读一遍。随即，他提出将该书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2月10日，他又在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3月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就从这个角度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本书“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很明显，毛泽东这时思考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的思考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表达了出来。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他11月18日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他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微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有关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具体说来，当他强调必须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时长设想，是谨慎的，说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
从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心目中的重大“业务”，是经济建设。这期间，他通过阅读来熟悉业务，掌握新本领，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这是全新的历史课题，阅读和理论思考承受的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为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早在1948年9月，国共两党进行战略决战时，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要为迎接未来的新形势而读书，并说：七大提出读五本，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但不要太多。
胜利在即强调读马列，不是平白无故的。当时，确有一些干部认为，“以前我不读这些书，也当了县委书记、地委书记；我现在不读，也能当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这个话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1948年12月在马列学院讲话中表示：“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这个回答表明，此时强调读马列，是为适应“管理全中国”这个更为“艰难”的新形势。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画建国思路，读书问题也提上日程。据当时担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的张仲实回忆，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叫我提出一个学习理论的计划，我就同胡乔木同志商量，拟定了一个学习书目，经中央批准，这就是‘干部必读’十二种书。”在现存的档案中，还有胡乔木当时写的12本书的目录，毛泽东在这个目录上加写了“干部必读”四个字，并请周恩来即刻印发给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他在全会总结讲话中说：“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12本“干部必读”，自然不是随便选择的。如果把马列经典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内容，分为革命和建设两大部分，七大推荐的5本，主要阐述如何革命的问题。此时推荐的12本书，除七大推荐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外，增加的书目是《论列宁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新增书目，涉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方法、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强调学习这些内容，显然是为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做准备。他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这12本“干部必读”，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读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和建设经验，无疑是中央领导层强调学习的首选。刘少奇1949年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就表达了这种心情：“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毛泽东1950年2月访问苏联回国时发表临别演说，讲自己看见了苏联人民“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这“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1953年2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历数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历程，结论是：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起学习苏联的规模和效应，那是差得很远。我们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
学习苏联建设经验，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谈到，这本书告诉我们，在列宁之后，斯大林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1953年10月，他写信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嘱将12本“干部必读”中的《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发给中央有关领导和在京参加全国组织会议的代表，“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毛泽东当时还规定，中高级干部要普遍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12章。此时，新中国迎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也已开始。这几章论述的，恰恰是苏联建设时期的经验，包括如何“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行新的宪法，等等。这些，都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
过渡时期与两本苏联经济书
1952年后，有两本苏联政治经济学著作进入毛泽东的阅读视野，受到格外重视。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苏联科学院组织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为评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召开经济问题讨论会。斯大林根据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于1952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相关的三封信，当年结集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一些规律，涉及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三大差别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正式出版，后经修订，到1958年出了第三版。第三版前言说，新版“更加详尽地分析了两个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过程及其规律性”“补充和更换了一些新的实际材料，对许多原理作了某些发展。” 很明显，《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互为补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和理论。对正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探索经济建设道路的中国，是难得的参考读物，并且来得很及时。
说来得很及时，是因为，就在斯大林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在1952年9月2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当前中国，“性质已经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
中国若要宣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件大事，毛泽东很谨慎。这年10月，他委托率中共代表团到苏联出席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就这个问题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介绍了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现状，说明了国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比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党内“若干同志”以和平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斯大林看信后，在10月24日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表示：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这个表态，无疑是理论上的支持。恰好，1952年11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译本发表，毛泽东立刻找来读了，并在封面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圈，表示已读一遍。随即，他提出将该书作为在京高级干部的学习材料。12月10日，他又在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报告上批示，“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
1953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开始。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能参考的，只有苏联的实践和理论。毛泽东这年3月为悼念斯大林写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就从这个角度指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本书“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强调该书对“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的贡献，是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在思考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和应该运用的经济法则。
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性质，毛泽东这年7月在一个材料上的批示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那么，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法则呢？在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的意见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很明显，毛泽东这时思考的着重点，是避免出现立刻“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左”的倾向。为此，他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中央政治局要准备讨论一次价值问题，并让陈伯达负责汇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价值问题”的若干文献，印成小册，先送中央各同志阅读。
到1954年底，在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法则的关系上，毛泽东的思考重点发生微妙变化。这个变化，在他阅读刚刚翻译过来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会当中，表达了出来。
《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3日和14日，连载《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22章《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文中说：“随着社会主义成分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新的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也就产生并逐渐开始发生作用”“在苏联，在过渡时期开始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及其发展法则就已失去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种论述，大概使毛泽东想到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应该着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了。于是，他11月18日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向他们推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章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信中还叮嘱：“请伯达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讨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显然，他这时候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尽快扩大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和运用范围。
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微妙。毛泽东当时阅读和运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体上看，他坚持有关过渡时期实行“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社会主义和平改造道路，对民族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具体说来，当他强调必须承认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时长设想，是谨慎的，说大概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当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支配作用”的时候，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也就陡然加快了速度。